思想工作：带回家喂狗

（文 / 沈宏非）

“打包”是一种美式习俗，这个在中文里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搬运术语的餐桌用语，在美语里被称为Doggy，它的全称系Doggy bag—不是用来装狗的口袋，也不是用狗皮做成的袋子，而是专指用于包装客人在饭馆里吃剩的食物，让客人带回家的那种口袋。

今天的美国饭馆，尤其是中餐馆，侍应生往往不等客人开腔，就把剩菜径自装进doggy bag里去了。不过以前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一方面会在饭馆里吃剩很多东西；另一方面，既想把这些吃剩的饭菜携带回家，同时更怕因此而丢失脸面。所以，有一次，一个实在忍不住的美国人在多喝了几杯之后，斗胆吩咐侍应生道：“请把我盘子里吃剩的这小半块牛排用袋子装起来，我想带回家喂狗。是的，我家的狗，You know……”

此人得手以后，Doggy bag就逐渐在餐厅里流行起来，根据联邦调查局传说中的一份尚未解密的关于美国公民及其宠物之饮食习惯的调查报告记载，自民间流行Doggy style以来，约70%美国家庭星期天的早餐在种类和构成上出现了极大改善。与此同时，尽管声称“带回家喂狗”的食客激增，但这些美国家庭里的狗之日常饮食品质却未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更未接到有宠物狗在后院大嚼西冷牛排之目击报告。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在结账前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要比美国人险恶得多。这是因为，第一，那时候奉公守法的中国公民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养成在家里养狗的习惯第二，即使那时就已流行在家里养狗，按照我国的善良风俗，不管饭馆里的东西煮得好吃还是不好吃，亦万万不可以“带回家喂狗”作为合情合理的托词。如果一定要找个比较符合国情的借口的话，大概可以这样告诉服务员：“请你把我盘子里吃剩的这小半条鱼用袋子装起来，因为这条鱼煮得实在太好吃了，我想带回家给负责为我煮饭的爱人同志尝一尝，研究研究，以改善她的炊事水平。”

“打包”不仅是一个风俗问题、面子问题或者道德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即“打包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我个人在各地饭馆的现场观察，人均收入越低的地区，在饭馆里吃饭的人就越是表现出点菜过量的强烈冲动，并且一致倾向于把吃不完了的菜肴留给饭馆，不管有没有听说过“打包”这回事。反之，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点菜数量就越是合理，“打包”二字就越是说得比“埋单”还要理直气壮。

新华社记者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根据“十几年记者做下来，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经验，越是贫困县，餐桌上的浪费就越是严重。面对桌子上原封未动的美食，面对记者“近乎哀求”般的“打包”要求，餐桌上的地方陪吃官员毫不所动，而且深表不解。这种事，当然可以用“公款消费心理”来解释，不过据中新社报道，武汉人下馆子点得多，剩得多，打包者少。虽然剩菜多又不打包的大都是公款消费，但据记者对当地像婚宴、生日宴这类属于“个人消费”的调查，大约有80%的顾客对吃剩的食品不要求打包。

我认真研究过许多有公款消费习惯的人，发现他们尽管一般都不会要求打包，却几乎一概地要求打折。这两种行为其实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要求打折并不是斤斤计较的表现，和“不打包”一样，基本上还是一个面子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打包”意愿之强烈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也就是“饱暖思打包”的话，就很容易顺带推断出“人均收入水平与一个人爱面子、知廉耻的程度成反比”。当然，“廉耻”的定义并不一律。对于一个嘴里经常有鸟淡出来的人来说，对饭桌上的剩余物所公开表现出来的不屑态度，也许可以体现其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富足”。另一个丰衣足食，嘴里浓得化不开的，其道德水准和文化修养却往往要证诸于“打包”。当然国情特殊，尤其在社交礼仪和饮食文化方面，情况更为复杂。多样化的地方饮食及烹饪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打包”的可操作性。比如以炖为主的东北菜——至少是在广州吃到的东北菜，水汪汪的，未免使欲打包者知难而退。又如请客，数量的多寡，菜金的高低，都直接了当地表示着对客人的重视和尊敬程度。若是商业酬酢，上述两者皆象征着公司的实力，是企业的“名片”和样品。这种东西，岂是发出之后又能要回去的？类似场面，过去只在张艺谋的《老井》里见过：一山西老农接过水利专家递上的名片仔细拜读了一遍，接着便恭恭敬敬地拱手还给了对方。

对于满桌的不打包剩菜，打惯了包的老美在中国的饭馆里总是不失时机地友邦惊诧一番。碰到这种情况，我会解惑以“君子共食不饱”，再不通，索性就正色相告：这是我们中国人付小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