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ywalk：1862年的上海
前阵子，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弄得人心惶惶，家里请来照护父亲的阿姨也囤了不少盐。后来我又从这位家住上海南汇的阿姨处得知，她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曾去日本做过两年纺织工。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另一位来自海门的阿姨告诉我，她为日本人做了十年的木剑。二十年前，她在上海一家台湾公司打工，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日本武士使用的木剑，只为日本市场量身定做。
这些小发现让我感慨：上海和近在咫尺的日本，它们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结，以至于渗透到很多普通人的生活里。如果把这种联系上升到文化、政治和商业层面，我们会发现上海“魔都”的绰号，是近代一个日本作家赐予的，而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海禁200年的日本幕府曾经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海外使团派遣，一艘名叫“千岁丸”的三桅帆船载着51位日本幕府蕃吏蕃士、武士商人从长崎港出发，驶向刚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港。
都说“千年历史看西安，百年历史看上海”。要问近代中国各大城市，哪个与日本渊源最深？也许上海依然会是一个争议最少的答案。超过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还能看到、感受到当年千岁丸号上的一行人在上海留下的印记吗？既然是以考察为目的，使团成员行程满满地踏查访问，的确给后人留下了浩繁的纪行文字。更何况两国文字也算互通，当时他们靠“笔谈”的方式，和上海的文人在纸上一来一往地聊天。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聊天记录，字里行间似乎留住了同治初年两国士人探讨问题时的鲜活气息，以及华洋杂处的复杂历史现场。
千岁丸号停泊在吴淞江口的那天，正赶上同治元年（1862）的端午节。即使受战事的阴云笼罩，上海老城厢里的百姓依然忙着挂艾叶、包粽子，庆祝这一年一度的节日。对于船上的日本蕃士们来说，那会是余生里记忆深刻的一天。滨松藩士名仓予何人在日记里感叹，上海港“实为清国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更“非吾浪华（日本最大商业都会大阪）之比”。船上唯一一位出过国的乘客（1860年曾随日本使团访美）盐泽彦次郎，甚至认为上海的繁华远胜“美利坚之纽约、华盛顿”。
中山东二路1号，意大利art d eco风格的外滩信号台是能帮忙辨别当年千岁丸号停泊处的标志性建筑，它建于洋泾浜流入黄浦江的江口。它的对面就是当年的法国领事馆，帮助千岁丸号处理它的一船货物的荷兰商馆就设在领事馆里，船员下榻的宏记馆也在边上。当千岁丸号在此处抛锚时，洋泾浜还是一条不足二十米宽的小河，而非今天的延安东路。当然，他们也没能在船上眺望到信号台的气象球，那是22年之后的事情。
如今站在外滩宽敞舒适的观景步道上，无法想象当年这里满是泥泞的场景。“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规定，在黄浦江和沿江建筑之间必须保留一条通道。这是条宽十来米的纤道，如此泥泞不堪，以致不穿长筒靴无法前往冒险”，白吉尔夫人在她的《上海史》里写道。但在千岁丸号驶入黄浦江时，它们已是被蒸汽船牵引。也是在那一年，英法租界里的城市地下管道开始投入运行。
在外滩，一个下午里我看到的“洋人”数量，比过去三年的总和还要多。一位中国女孩子拦住我，让我为她和几个意大利友人拍照。在渡口上面的甲板上，一位戴着漂亮头巾的法国母亲给倚靠在栏杆边上的儿子和女友拍照。离信号台几步之遥有一个金陵东路渡口，那里挤满了想上船一览黄浦江的国内游客。一旦得到工作人员的许可，年轻的孩子们迅速冲入游船，然后因为头一个跑上二层甲板而欢呼雀跃。
看得出，外滩在改造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了原来的历史面貌。外白渡桥的英文还是garden bridge，信号台的英文名还是保留了早期传教士郭士立的名字，洋泾浜的入江口依然有一个金陵东路渡口。
千岁丸号的船员们为展现在面前如城堡般巍峨高大的外国领事馆、银行和洋行客栈惊讶不已，但事实上除了几栋领事馆建筑，我们今天在外滩看到的万国建筑群在当时还没有一丝踪影。当然，船员们还是能看到一些至今活跃在上海的老字号店招的踪影，比如屈臣氏和雷允上。
当千岁丸号在洋泾浜港口停泊所落下风帆时，岸上还没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店。船上的幕吏和一部分幕士被安排住在洋泾浜边上一家中国人开的宏记馆，另一部分幕士干脆住在船舱里。旧时候住旅社，自备床褥是常事。《赘肬录》的作者日比野辉宽甚至写到某日拂晓从船上“运送榻榻米到宏记馆”。
这家被日比野辉宽抱怨“腥膻味很浓，住着各国人”的宏记馆，还寄卖不少日本来的商品：江湖团扇、鸣海染布、彩线、浅草紫菜、小人形、漆器。哪怕是在今天的上海，你也很难在一家普通商店里买到这么多有日本当地特色的商品，足见当时中日贸易之繁盛，更何况日本当时还处于海禁期。
众所周知，随着日本人的增多，后来外滩边上开起了很多日本旅店。在北外滩，芥川龙之介住过的那栋万岁馆没有对外开放。在对面另一栋日本旅社角荣公寓里，我碰到一位在这里住了六十年的老太太。阿姨说，听家里大人讲，刚搬进来的时候，这里每个房间里面都是榻榻米，后来被人给清理了，“你知道的，中国人，不喜欢榻榻米”。
摆渡白渡，外白渡桥的意思是百姓过桥不用花钱。这个名字最初指的是1873年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建起来的一座木桥。当千岁丸号抵达时，这里只有一座英国人私人建造的木桥。它向所有过桥的中国人和船只收费，对洋人却免费。据蕃士纳富介次郎记录，那条洋桥的两边船闸可以向中间升起，一条唐船过渡的费用是银钱一枚。如此区别对待，才有了后来上海市民集体抵制该桥，以及外白渡桥这个名字的留住。
17号的字林洋行大楼底下往上仰望，能在二层看到一组白色的大理石裸体雕塑，并饰以“艺术 科学 文学商业 真理”的英文浮雕，而在右边，另有“PRINT”的浮雕，应该是在向世人昭示字林洋行的主业—印刷办报。千岁丸号的各位成员在日记里不断提到的《上海新报》，以及船只刚抵达上海港时就来现场报道的一家叫作《奴斯·卡伊那·海拉尔德》（《北华捷报》英译）的报纸，都出自这家传媒公司。
在历史学家、千岁丸号的研究学者冯天瑜看来，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不但第一时间登船报道，而且还敏锐地觉察出，日本武士一向是排外势力的化身，此次居然愿意到海外开展商业冒险，实在是一个传奇“物语”，“透视出时代转变的征兆”。
作为上海报业史上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则刚成立不到一年，风头正健。当时千岁丸号上的幕士们，每天从这份报纸里获取很多信息，特别是正在胶着中的太平天国战事。当时上海正处于太平军的围攻之下，租界涌入了上百万躲避战火的难民。目睹人们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大多第一次出国的东洋年轻人们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
船上51名日本乘客中，包括8位幕府官员及来自各藩的10名藩士，其中在后世最为著名的当属长州（今山口县）藩士、“奇兵队”的创立者、明治维新的先驱之一高杉晋作。
从宏记馆往西走上几百米来到山东中路，就是当年著名的麦家圈了。1843年，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传教士麦都思把自己在东南亚运营多年的印刷机构搬到上海，成立墨海书局。后来，随着更多传教士（很多同时也是《北华捷报》的撰稿人）如雒魏琳、威廉臣、慕威廉，以及科学家、翻译家伟烈亚力，还有李善兰、华蘅芳、王韬等人的加入，这里成为集教堂、印刷翻译、医院为一体的西学共同体，为之后更多团体如广学会、益智学会、翻译书局等机构做出了先锋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