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足球仪式

（文 / 邱海旭）

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拉丁美洲经济与足球产业的专家罗里·米勒博士在接受记者在线采访时说：“参加世界杯比赛和举办世界杯相比，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就南美来说，巴西目前的经济状况好于阿根廷，后者的广告市场处于严重萧条之中，世界杯并不能给它带来什么契机。和前两届世界杯时不一样，这次比赛在当地时间深夜进行，因此人们不用旷工去看球，而美国和法国世界杯由于球迷不去上班，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米勒博士说：“从经济上看，世界杯并不会对整日忙于生计的普通人产生多大影响，和欧洲球迷相比，南美球迷在足球上花的钱很少，他们不会去购买世界杯纪念品，尽量不看转播大多数比赛的收费电视，只有一小部分富人才有机会去韩日看球。但是从感情上说，南美人永远都离不开足球，无论现在情绪多么低落，我相信一旦开赛，球迷还是会坐到电视机前，为国家队呐喊。”

拉美足球是由中上层英国移民带入拉美并加以组织化的，许多著名俱乐部球队的名称如巴蒂斯图塔最早的母队内维尔老男孩队、乌拉圭的利物浦队、智利的流浪者队都能找到一些大不列颠的影子。但是最终主宰拉美足球的并不是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贵族，而是下层阶级的孩子们在街边、野地里、码头上发展起来的纯粹娱乐的、自发的足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俱乐部赛制刚刚建立的时候，竞争形式几乎就是由无产者工人、黑人奴隶后代、来自山区的印欧混血儿组成的队伍对抗组织严密的、由上等白人组成的球队。前者比后者显示出更强的创造性和诱惑力，最后，个人主义色彩的下层足球战胜了集体主义的欧洲传统。

在拉美，足球已经被音乐家、歌唱家、诗人、作家神圣化了。乌拉圭诗人埃杜拉多·加莱诺在他的小说《足球：在阳光和阴影之间》(El Futbol a Soly Sombra)中热情赞颂足球是全体拉美人的太阳。另一方面，拉美足球在世人心目中无疑具有最快乐的特质，它是超越政治、经济现实的神话，紧密相连的关键词包括“情绪，灵感，幻想，自发，直觉，节奏，不可预测……”与欧洲足球的整体和组织毫不相干。

足球和世界杯对拉美人的意义远远超越体育和经济，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说：“足球在拉美不仅是11个有名有姓人的游戏，而且是成千上万人的‘想象共同体’，它比其他任何文化、政治构架更能聚合民族意识。”

大多数的巴西原住民都是狂热的球迷，他们热切期待4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临

以往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在拉美产生社会迷幻的效果，球场上的风云变幻激起举国的欢腾和沮丧，在那一瞬间，将整个拉美社会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鸿沟仿佛永远消失了。同样，拉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边缘化的事实让世界杯越发成为证明它们存在的舞台，如果不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米卢率领的哥斯达黎加队一举闯入1/4决赛，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中美洲小国。而贫穷闭塞的玻利维亚也是通过它的国家队在美国世界杯上亮相才赢得世界的几分关注。至于足球“超级大国”巴西和阿根廷，除了世界杯外也很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民族品质和世界观。

几乎所有的拉美独裁政府都将足球视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他们强调民众可以从足球中得到“建设性”的主流品质：健康的体魄，合作精神，减少犯罪率，增进爱国心。从本届世界杯预选赛开始，一些拉美舆论就不停指责当局为世界杯征程设立各种名目的基金，以此来获取政治好处，同时转移民众的视线，让他们对贫穷、失业、政府腐败的现实视而不见。

世界杯是具有民粹主义传统的拉美政客争取支持率的良机，巴西人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不在乎一个坏政府，只要它能帮我们赢得世界杯。”1989年，卡洛斯·梅农刚刚当选阿根廷总统，就身穿国家队队服，出现在阿根廷国家大球场，为阿根廷队的意大利之旅做秀。去年11月，阿根廷议会通过法律，规定所有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都必须在公共电视台播出，由于当时的总统德拉鲁阿反对这项法律，他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急剧下跌。博卡青年队老板马里西奥·麦科里竟然准备凭借在足球界的人气，参加明年的阿根廷总统大选。至今，大多数厄瓜多尔人还将国家队闯入法国世界杯归功于阿布杜拉·布卡拉姆总统对足球的狂热喜爱，因为总统为国家队投入了大笔国库资金。而厄瓜多尔队在法兰西赛场乏善可陈的表现又被球迷们归咎于布卡拉姆总统的突然倒台。

即使世界杯在拉美国家举办，也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长远的促进作用。无论是1950年的巴西，1962年的智利，1970年和1986年的墨西哥，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顶多成为让世界瞩目和攫取短期经济利益的机会，或是向全世界展示某种“现代化的征兆”，而在大赛结束后，一切又恢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