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与义工

（文 / 朱文轶）

政府支持是香港基金会很重要的一个成功因素。国际联合劝募协会亚洲副总裁陈达文先生作过一个统计：香港特区政府一年给大约170个社会福利性组织的经费总额是70亿港币，占香港整个预算的3%。对非政府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来源。

一位考察过香港基金会的国内基金会人士向记者抱怨这种差异：“与香港基金会相比，内地一些公益机构的经营资金实在太紧张了，甚至很难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谈到基金会的运作成本时，香港“苗圃行动”负责人陈庆芸女士显然并没有将此看作很大的问题：“‘苗圃行动’的正式员工只有5人。”

“苗圃行动”是香港一家支持内地教育和希望工程事业的公益组织，从1993年成立，已经先后筹集资金1亿港币。“我们的银行户头里目前只有2000万元的样子，而一旦捐助的项目一落实，这笔钱也很快会花出去。”陈庆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对行政费用有一个控制，就是只能占一年助学费用的10%，但即便这10%，绝对不会从捐款中拿出，甚至不会从捐款的利息中拿出。”

陈庆芸一再向记者强调这点，在她印象中，香港的多数基金会包括其他类型的NGO在管理费用和捐款收入上都必须有严格区分，“因为我们必须让公众有这样的印象：你的捐款包括利息100%是用来做公益的项目，不会扣除任何数目来做管理经费。”“这样公众才信任你呀。”

对员工工资以及一些筹款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因为员工很少，运作成本相对较低。”陈庆芸介绍“苗圃行动”的这一部分资金主要由他们志愿者性质的会员交纳的会费来提供，“我们有300多个会员，每个人每年交纳240元港币的会费。”另一个重要的行政经费来源，陈说，“是由我们的名誉理事赞助，‘苗圃行动’一共有8个名誉理事，每年会捐助80万元的经费。”

“这些董事都是不拿薪水的志愿者。”陈庆芸在她关于“NGO研究”的硕士论文中分析认为这是香港公益组织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动员机制，这些基金会的理事、董事一方面自己作为基金会的义工，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参与。”而内地某些基金会实际上已经演化为经营实体。

“事实上，我们组织的许多活动都靠这些免费的社会资源来完成。”谈到这个问题时，陈庆芸拿“苗圃行动”很有影响力的“行路上广州”公益募捐活动向记者举例，“我们是向社会公开招募愿意参加活动的人，那些对我们组织或者我们公益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就会来报名，他们要交纳报名费，这里面包括食宿费、差旅费。”“包括我们要对捐助项目的进展、落实情况跟进、验收，需要组织工作组去内地考察，也是采取同样方式。”

“每次活动，真正由我们自己花的钱是不多的。”陈在最后补充了一句，“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苗圃行动”的具体操作方案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看上去并不是很重要，但许多去过香港的人都观察到了香港各种非政府组织中庞大的义工队伍。参加过青基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非营利组织行政培训班”的张银喜比较内地和香港基金会时有过一个粗略的估算：在香港不到700万的人口里活跃的义工就有几十万人。

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的毛寿龙教授相信这里面存在基金会事业最重要的东西，他对记者的一些问题反问了一句：“如果考虑工资和回报，为什么要做慈善呢？”

“慈善本身就不是以逐利为目的，这是公益事业的一个理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