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

（文 / 李伟 邢慧敏）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3岁的宋广辉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读四年级，去年2月他在“西祠”开辟了一个论坛——“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至今已聚集了1000多铁杆拥趸，每天都有近10篇原创文章帖子。在给记者发了六七篇稿件后，他顶着大风和沙尘来到了杂志社，告诉记者他们下周末要搞一次纪念聚会，在万圣书园，请了学者和若干媒体，此后还会去扫墓。之所以自称为“走狗”，典出自郑板桥的一枚闲章——“徐青藤门下走狗”。“我喜欢这种温和的态度，这是对前辈的尊敬。”宋广辉有些虔诚地说。他们每年都搞征文比赛，去年的奖品是老网友集资买的两套《王小波文集》。

大学时，刘品良坐火车回家，半夜提起王小波，对面的女孩也说喜欢，“那姑娘长得丰满，我就叫她‘王大波’。下车时我说，‘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刘品良站在楼道里和记者回忆往事，他今年30岁，“那时我踩着阴暗的楼梯，忍受多年的腐味，上到五楼过期报刊室，在一张桌子堵住的门口填票查书等半天，把图书证押下，才抱着一年的《花城》杂志合订本。走回三楼亮堂的自习室，喘一口气，有点兴奋。我是个文学青年，由于性格的原因，不好意思承认。”所有王小波的拥趸都清楚记得第一次阅读时的震动，他们形容仿佛就是一次朝圣，而兴奋的人互相引为知己。刘品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当时李银河来演讲，我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李银河蓉城谈性》。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呵呵，酸死了。”

90年代的王小波就像80年代的罗大佑，他的书在被窝里翻成了“咸鱼卷”，在课桌底下互相传递，最后往往被“看没了”。那些大胆直白的性描写，以及对自由和智慧的天然向往，就像垫在心里的一层泥土。王小波在5年前就死了，但他还是开出了一份名人录和一张必读书单。比如莫迪阿诺的《暗店街》、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罗素的《自由之路》、《幸福之路》和《西方的智慧》、卡尔维诺、福柯、达利还有杜尚……许多人沿着王小波的阅读轨迹去阅读，比如看《数学原理》，甚至在网上注册了这个ID。罗素、图尼埃尔，这些人很快过去了，但是很多门却因此打开。应该说，福柯、罗素、达利、杜尚，他们从文字、思想、状态都比王小波要高好几个层次，但我们为什么特别不能忘怀这个人？

王小波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他后面倒下的有很多、很巨大的东西，但这是从他开始的。

“猪”的自由选择

张华问记者，“1999年前的夏天你有没有去过深圳？无数人下了火车直奔深圳体育中心，那个偌大的体育场挤满了找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在里面流汗，挤呀挤……”张华现在是北京《京华时报》的体育部主任，今年26岁。

那年夏天他从湖南师大跑出来，不愿去当老师去换城市户口，想要自己安排生活。他先去深圳找工作，招聘已经快结束了，后来他独自跑到《深圳特区报》大楼，“保安问我是不是约好了，我撒谎说是，他就让我进了。负责招聘的领导让我看了其他人的简历，中山大学的、复旦大学的很多名牌院校……后来我就走了，然后去广州去上海。在上海我一个熟人也没有，只有以前的一个女同学的男朋友，我就寄住在他们家。我给东方电视台体育部主任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没有进人名额了。后来我就跑到北京，在一次招聘会上，我给一家杂志当场翻译了一篇足球文章，就被录用了。”

“插队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人来管，这两种动物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他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层次很次，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作了安排……”王小波给这一代人树立了一只伟大的猪，那个长着獠牙的家伙成为一个性感的标签和行动的力量。

要是没有王小波的思想，张华可能不会走这么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1995年他在湖南师范大学读英语系，“我有两个志向：当律师或当记者。我爸是法官，说你就别当律师了。我想去北大、人大读新闻，但我们家庭很传统，父亲不同意。我就报了最近的师大，没想到被师大提前录取。”师范院校的管理尤其严格，每天晚上11点都要查铺，早上都要晨跑。张华是体育委员，不得不催着大家去跑步，有点违心感。张华讲了件军训的事情：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大家像电线杆一样站着，没有人吭声。张华冒出了一句，“这两天都把我晒阳痿了”。声音很大。教导员站在他面前狠狠盯了半晌，“后来同学们说，他一定是以为我有什么背景或后台才敢这么大胆。实际上就是顺口说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学生有自己的权力体系，那就是学生会。有一次学生会换届，从11个候选人中选10人，张华认为这不够民主，他在选票上写了一个名字——刘德华。“我也参加过一次竞选，主要是为了和一个学生小官僚竞争。事实上我得票第二，系党委书记最后权衡了一下，给我安排了一个边缘职位——体育委员。”

青春的逆反只是一个朦胧的主张，当它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重新标记后，便成为一种疯狂的力量。它象征着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张。

“我们师范院校，本来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进一所学校教书，然后拿到城市户口，然后按部就班地在这座城市平庸地消失。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但我知道很多人后来挺痛苦。”张华说，“我想，第一我当不好老师，第二我还是想做新闻，最直接的触动是一个生命消失了，一个身边年轻的生命。我终于想明白了——明天我也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不能再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了，这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猪”以后

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不用刻意与风车作战，只要不在乎，完全可以过几年没有风车的日子。27岁的贾布就是这样，她是上海的自由撰稿人。

二十多年前王二还在豆腐厂里爬烟筒，躲避“老鲁”的追逐，现在贾布已经非常坦然地光着脑袋在街上走了——“我想剃光头，趁着不犹豫的时候赶紧动手，帮我剃光头的理发店女孩比我还害羞，似乎要剃光的是她。年轻就是拿来挥霍的，这对我个人有意义。”当然也没人站出来说她不对。

贾布一年多没工作。“我爹是个失败的文学青年，现在是文学老年了。我不可避免地要被培养成一个文学青年，复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削尖脑袋钻进了《青年报》。”贾布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开始，“几乎总是完不成任务，濒临于下岗边缘。没有人能理解我去上班的痛苦，并不是人事环境上的问题，和领导私交也很好。只是我真的不想再上班了，一进办公室就气闷、压抑，尽管那个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如果我是个50多岁的妇女，混混日子打发时间，就退休了也无所谓。我真的认为很无聊，没有办法投入，写出的每篇稿子都很烂，编辑看我的稿子就觉得怎么把这个人弄进报社来了？！”

没有要死要活的抉择，贾布很容易就辞职了，当自由撰稿人，一个月写两万字，每月有四五千元，但有时一分也没有。“按说我应该压力很大，但是我没有。我属于没心没肺的一个人。很舒服。”贾布说，“我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很高，四五千元在上海能过多好的生活呢？有钱就跟朋友去喝喝咖啡，没钱就呆在家里，睡觉总是不花钱的。我没有什么奢侈品，不打扮，每天穿著睡衣在楼道跑来跑去。我住在画家村，月租300元，很便宜。这里的人全是穷光蛋，穷开心，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这种生活。当然这里也有富人。我们几乎是天天在一起吃饭，非常共产主义。当真的是没钱要穷死掉的话，也饿不死。敲别人的门说我没钱吃饭，你给我做顿饭吃，我一点羞愧的感觉都没有，非常理直气壮。”

“上大学时候，我被一个妓女嘲笑过。当时我去旅行，和王小波一样的状况，钱很少很少，但是想尽量去很多地方。那时在大连，我住的是最破的小旅馆里最差的房间，服务员态度非常恶劣。早上出房间时候，看到一个妓女在一个男人的房间里梳洗打扮，拼命往脸上涂胭脂。她用很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我当时特别受不了……王小波说，‘学生是穷人里最趾高气扬的一种，虽然穷，但是前程远大’。这话一直支撑着我。”

(本文部分内容由创策同盟提供)

(插图：象牙黑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