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写吃饭

（文 / 番茄蛋汤）

上海姑娘总是注重仪表的(许海峰摄)

上海人爱大闸蟹(路透/Reuters)

泰国菜也流行(翁广解摄)

说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成为“番茄蛋汤”，当初只是好玩，帮朋友写了几篇关于餐厅的文章，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上海喜欢吃番茄蛋汤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文章出来后，到我写过的饭店没事一起和老板偷着乐，前提是这家餐厅的确很不错。我开心的是我写文章能获得这么多人的肯定，几乎每次我介绍的主要的几个菜都会被清空。

有个留学加拿大的同学，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很铁的那种。每次他放假回来，总会叫上我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吃饭。

这种小店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毫无特别之处，也谈不上有什么特色菜。设备很简陋。装潢几乎没有，面积很小，最多可以坐十几个人。价格不是最便宜，比排挡要贵一点点，两个人几十块钱也可以吃到蛮多的东西。在现在请客吃饭的过程中，已经慢慢被淘汰出历史的餐桌。但对很多时尚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菜永远要比山珍海味吃得惯，因为下饭。

这家店的主人是一对夫妻，老婆是掌勺的，老公是“大堂经理”，做出的菜就像他们的为人一样朴实但有味道。

我不知道好吃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吃过一口想吃一盆的那种菜是好吃的。不是少的就好吃；不是贵的就好吃。说得夸张一点：人不分贵贱，菜也不分贵贱。这种餐厅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在上海，川菜馆最近在这段时间里真的是发疯了，开了一家又一家，本来有几次想到不做川菜的饭店吃饭，但走进店堂坐下后，发觉又上当了。前几天坐车到虹桥，在延安路高架，定西路处看到一块店招，名字很特别——“鸡鸡蛙蛙”。看他的名字想应该和川菜无关。想不到这家店还是做川菜的，实在是有点失望。不过看在它的装潢的格调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份上，就马马虎虎吃它一顿。但没想到一吃就吃出很有趣的东西。让人记忆最深的东西上桌了，是什么呢？昆虫大拼盆，48元。栩栩如生。女孩子一片尖叫声，我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不会吧。以前也吃过蝎子和蚕蛹。但这次除了这些外还有蚂蚱、蚂蚁和豆虫，全是油炸的。蚂蚁女孩子还勉勉强强可以吃几口。可其余几个家伙，几乎没人敢吃，我只能充老档，硬着头皮每种吃了一个。蝎子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又香又脆。吃蝎子对人体的好处是去风湿和美容。蚂蚱腿比尾巴好吃，原因很简单，腿没有尾巴这样怕人。豆虫，如果不告诉我是豆虫，味道非常好，有很浓的豆香味。

有一个大三的学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来吧”的老板。19岁的她看上去更像16岁花季，天真，烂漫。

“来吧”有一个亲切的名字，一群富有活力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刚刚开始的梦想。

这个酒吧像她，每一件装饰品，布局和颜色都是按照她对酒吧的理解而设计的，就像她一样，充满着执著和坚定。音乐和朋友在她的生命里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命因为有了音乐而精彩，她的生命因为有了朋友而灿烂，她开店的原因就是那么简单。

她和她妈妈从江西到上海，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摇滚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重点，而开酒吧的梦想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来吧”没有衡山路酒吧的豪华，没有巨鹿路酒吧的喧闹，有的只是一种随和，把所有的客人都当作是自己的朋友，不会感到太拘束。整个酒吧最醒目的是乐器，两把吉他和一套鼓，没有固定的乐队表演，每天都会有乐手自弹自唱，来表演的人大都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客人。

虽然“来吧”饮料和酒的价格并不是很高，10～25元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的生意不怎么好。无论如何，“来吧”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或许以前，人们不知道“来吧”的故事，不了解一个女孩子的梦想。但现在，希望这个梦想能够延续下去。

现在上海的餐厅起名字，实在让人搞不懂，千奇百怪。有些地方，看店名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干活，就像我起文章的标题一样。

华山路上WALAWALA餐厅，门口很亮的霓虹灯也就这几个字母，叫人如何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然后坦坦然然地进去。如果让我猜，最有可能的一定是酒吧。

WALAWALA餐厅的全称是WALAWALA世界拉丁音乐餐厅，感觉就像宇宙牌香烟，听起来很是宏伟。

有一家餐厅在新闸路和常德路的交叉口，它的香港大厨很年轻，而且非常腼腆，请教的几个问题基本上要别人协助才马马虎虎听得懂讲些什么。也许他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还有可能他对他自己讲的国语没有太多信心。为了让他有那么一点信心，我也只能善意地欺骗他一下，对他讲了一句广东话：“吾关系，我识听广东话。”听到这句，这位老兄讲话果然流利很多，用广东话。

这样年轻的香港大厨很少见到，不仅因为年轻，还因为这家餐厅的一个老板是蔡澜先生，开张那天，我去了，和蔡先生聊了一会，听到最开心的一句话——懂得吃的人是越吃越瘦的。和吴佳丽聊到了毛蚶，她的最爱，整个人花枝乱颤，虽然年岁已是不小，面上皱纹几乎不见，总结：保养皮肤多吃生的东西。

粗菜馆是这家餐厅的名字，总部在香港，很多明星都去那里吃它的炒猪杂、香辣鱼腩和猪油捞饭。过几天我去了，点了这几个菜，外加了东坡骨和猪颈肉。炒猪杂确实不一般，鱼腩味道不错，其余几个还算及格。虽然是蔡先生开的，但还是要实事求是。

有一次去报社对面的小笼馆吃午餐，发现对面几个北方朋友也在吃小笼，不过吃法有点特别，先把里面的汤去掉，再吃，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吃法，后来请教了几个北方朋友才知道，北方人不爱吃汤。

上海美术馆(翁广解 摄)

半国际主义城市

去年初，崔健结束了在上海的亚洲音乐节上的演出后，带着自己的小号去了上海最出名的爵士吧棉花俱乐部，他没有在台下给自己找位子，人们愉快地看见他直接走上台，开始吹奏爵士。

上海的爵士迷每周至少要去这三个酒吧：星期天在茂名路的爵士布鲁斯，星期一在波特曼酒店的Ritz-Carlton酒吧，而爵士迷们最喜欢星期二去棉花俱乐部。Ritz-Carlton的音乐总监丹尼·伍迪(Danny Woody)说：“在中国，爵士乐热潮又开始了。特别是在上海。”伍迪曾经在北京的爵士吧Big Easy呆过两年，他说，“5年前的北京，到爵士吧里的大多数是老外，现在是中国人占了多数，他们很多人是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真的喜欢爵士，也懂爵士。”上海萨克斯管演奏家肖路说：“以前我们都希望在国家乐团里找个稳定工作，现在音乐系的学生都往爵士吧跑。”和西式餐厅在上海迅速增长一样，爵士吧也开始多了：或许这不过是酒吧市场的小策略，但是对玩爵士的人来说，是好消息。

3月1日晚，马友友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德沃夏克专场音乐会，上海是马友友2002年亚洲巡演的第一站。这天，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上海人都提及这场音乐会：你去看了吗？某种程度上，爵士乐似乎正在转变成又一种版本的古典音乐：一种公认的由一个废弃的风格占大多数的保留曲目所组成的，由艺术家们为了一群在经济上成熟的人和中产阶级的公众而演奏。上海人说，北京有摇滚，香港有流行音乐，上海人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迈尔斯·戴维斯？

北京的酒吧正流行视觉系乐队“二手玫瑰”，他们的歌词几乎就是一个接一个黄段子。东北土产二人转也在北京演出了，那更是直截了当的出口成“脏”。“上海的酒吧有个缺陷：不像北京酒吧在音乐方面很有原创性，这也是上海的缺陷，不够多元化。上海似乎特别容易和消费主义结合起来，它做得特别快也特别好。但是像北京这种哪怕粗糙点，但是有活力的东西，上海很少。”包亚明说，他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经负责一个关于上海酒吧的课题研究。

上海的电影院今年计划扩充。徐家汇的永乐电影城、柯达超级电影世界从设备上说都堪称豪华，它们在上海甚至在全国的票房也始终占据前两位。上海的扩充计划中包括再建造10个具有超过10个放映厅的电影院。“从硬件上看，电影院的档次规模已经全面超过香港，但上海超过香港了吗？除了主流的A类电影，我还能看到别的B类电影吗？或者一般人不看的电影？当然这和检查制度有关系，但国际化都市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多元性以及对多元性的容纳，任何多元性的东西在全球性都市里都能找到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上海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从这方面来说，你可以说上海的国际化是肤浅的。”包亚明说。

以下是一份上海大剧院2002年排出的海外节目单：古巴芭蕾舞团《唐吉诃德》(5月)、全版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6月)、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萨克·帕尔曼(8月)、法国马赛芭蕾舞团新作《罗丹的情人》(9月)。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的艺术与娱乐版编辑林慧心觉得这样的演出多少有些闷人，虽然上海大剧院的选择无可厚非：这样的选择比较安全，能够保证票房收入。但林慧心还是称之为“保守的国际化”。

林慧心描述在上海“舒舒服服的，走在街上就觉得有很多东西看，特别有娱乐性，我喜欢喝Orgren Tea这个牌子，在上海很容易能买到”。这些便利似乎过于唾手可得，林慧心注意的是目前呆在上海的外国人和在北京的外国人似乎并不一样——一个英国BBC驻沪记者经典地形容“上海是一个舒适的中国”。上海在1942年曾经有15万外国侨民，1949年还有28000人。如果去问年龄比较大的上海人“你的外语是怎么学的？”他可能会说：“我家对面就曾经住过一个白俄。”根据上海外事办的统计，目前驻上海的外国人有26000人左右，他们在上海的时间大多不会太长，林慧心说：“我对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它很方便，但缺乏强烈的吸引力。事实上广州有时候会表现得更加国际化，广州人的生活态度放松得特别彻底，也很可爱。”

陈逸飞的公子陈凛和逸飞集团的模特(张海儿 摄)

几年前，上海只有“真锅”咖啡馆连锁店，如今，星巴克来势凶猛(WeiLeng Tay摄/Imagine china)

上海与香港蓝调

一个“百万富翁”式的题目：伦敦可以和哪个城市互为双城？传统答案，巴黎。如果说上海和某个城市出演双城记的话，可供选择的答案包括北京，香港，台北，东京，巴黎，甚至加尔各达——曾经有印度学者讨论过上海和加尔各达的后殖民化城市问题。

上海人说跟中国城市有什么好比的？弗搭界。我们愿意跟纽约比。

香港却被上海搞得有点奇怪。去年10月底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高峰会，香港特首董建华特地说：“香港不会被上海取代，因为香港人一直很勤奋努力，香港会一直领先上海。”今年初，香港贸易发展局发布了《沪港双城优势报告》，首席经济师梁海国说香港和上海都是推动亚太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更是通往中国内地的大门，彼此是策略伙伴过于正面交锋的竞争对手。香港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外来资金来源地，上海目前正致力于发展为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中心，香港则朝着世界顶级城市的目标推进。如果香港、上海按照过去10年各自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计算，上海需要15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生产总值，20年才能追上香港的人均收入。香港由此很焦虑，担心自己的花样年华已然逝去，未来是上海的。

香港的焦虑，或许恰恰是因为香港一直都有上海情结。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认为上海曾经和香港互为他者，它们是两面带有同质的镜子。如今的上海则使这种镜像变成了双重的：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而新上海看上去像是香港的现代或者后现代复制——在硬件方面尤其明显。令人吃了一惊的是，1980年代香港那种到处洋溢着机会和白由的快乐梦想似乎也开始弥漫21世纪的上海了。

香港中环的兰桂坊是一个高度贵族化区域，充满了以异国情调命名的新潮酒吧和餐厅。

香港诗人梁秉均在《兰桂坊的悲哀》里流露出对全球化压力在城市中刻下的印记的情感反映，对梁秉均来说，兰桂坊体现了香港的混血文化：“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自由地、杂乱地填塞在这里。”它制造了一种“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空间”的形象——包括外国移民和当地人，旅游者，艺术家，年轻人。然而，这一形象不过是对熔炉意识形态的程式化的重复。在1992年新年夜的事故中，有20个人在兰桂坊拥挤的人群中被踩踏致死，之后，香港政府力图整顿这个地区。梁秉均提供的故事是对全球化压力感伤的阐述，它记录了那些除了全球化主题公园之外另行期望的人悲哀的原因：“兰桂坊总是让我想起香港。我们拥有的空间是一个混合的、杂交的空间， 一个拥挤的、危险的空间，即使在危难时刻也像狂欢节一样，如同天堂，但是又与灾难相去不远，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经济和其他力量盗用……这个对我们开放的空间也非常容易让我们感到迷惑。”

王家卫是5岁时离开上海的。“我为什么要对上海有兴趣呢？我自己看到的上海的记忆是我外祖母的家，”“我也不怀旧，根本无旧可怀。我感兴趣的是空间。”

王家卫用摄影机来描述香港，他试图用个人的眼光来描绘城市以便在它永远消失之前给香港记录一个真实可信的图像。“很多人问我《重庆森林》是不是我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可是我没那么浪漫。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部日记或者一张地图。所有情节都是按照这个空间的逻辑设置的。如果你看了《重庆森林》之后再去香港，你就不会迷路。”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香港光鲜动人的神话空间就被那些破烂建筑的店面、稀松平常的公寓和廉价的快餐店代替了。吸引国际投资者和游客的地方可能距离阿菲、警察633和223并不远，但实质上确实他们在城市中的徒步生活经验是遥不可及的。

在卫慧的小说里，陕西南路的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呈现一种快活的气氛，这个酒吧充满了酒精、口水、香水、大麻、肾上腺激素和身体交易的味道。在小说里热闹非凡的阴阳吧现在看起来客人不多，装修还是数年前的，颇为冷落。阴阳吧的老板程梯米身体不好，带着心脏起搏器，他轻言细语地说：“我打算告她，大家都做点广告。”

仿佛香港电视台的老牌节目《寻找他乡的故事》，程梯米自称是“最后一代香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移民香港，程梯米在香港长大，去伦敦受教育，1992年3月来上海，如今定居上海，每年回香港过春节。

上海目前有20万台湾人在上海工作或学习，定居人数超过2万人。而香港政府最近对香港市民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香港人愿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内地工作，44%的香港人选择上海，9%的人愿意去北京，选择广东的占22%。上海成为香港人首选的城市，对行业选择方面则是服务行业占的比重最大。

“香港人是实在的、拼命的、富于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点浪漫和梦幻。上海这个城市同样现实，但是在晚上12点以后，这个城市有一种月亮的美，很漂亮。”当然对程梯米来说，为上海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了。在上海的十年里，他开过酒吧、中东餐厅、美发沙龙，甚至游戏厅，投入800万元，如今剩下的不多。

“这十年的改变，就是我的酒吧里的客人都去别的地方了，市场越来越壮大，但是真正懂PUB的人还是没有多少，还是不理性，不成熟。”“另一个改变就是红双喜从2元6角一包到了8块钱，大家都抽国烟不抽外烟了。”

关于上海，程梯米有自己的解释：“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赌徒，90%的投资者都输了，没有钞票拿回家。这些钞票都变成这里的人穿了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零用有多少了。现在上海人都到位了。”

出人意料地，程梯米认为自己并非失败者，“我不打算离开，所以我不是输的人”。他说，“这不是纯数字的计算，我得到了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回归之后的最后一代香港上海人是很丰富的。这些就是我的资产。上海就是这么一回事，整个世界也是一个赌场。”他有些悲喜交织：“你看上海这些高架桥，多漂亮！这里面也有我的贡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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