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音乐人大逃亡

（文 / 王晓峰）

虽然黄舒骏这句歌词无法比文天祥那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豪迈、执著的丹心，但至少流露出他的一种无奈。记者在采访台湾魔岩唱片公司总经理张培仁时，同时听到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实我的心一直就没离开过北京。”不管是黄舒骏还是张培仁，至少都在表达一种期盼：回到内地。

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会发现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音乐人甚至封面设计师也都回内地寻求发展。大家不禁要问，这个昔日撑起华语流行音乐半边天的台湾歌坛今天怎么啦？

先来看看这样一组数字：80年代末，陈淑桦的唱片《梦醒时分》在台湾卖到80万张，张学友的唱片在台湾地区卖到100万张。而去年，台湾地区卖得最好的唱片也只有周杰伦与孙燕姿的唱片，分别卖掉30万张，而在1988年，卖过30万张的唱片有10张。台湾地区唱片公司最多时多达40家，现在只剩下不到10家，BMG台湾地区的中国部干脆全部裁掉。巅峰时期台湾地区唱片的营业额高达150亿新台币，而去年只有65亿新台币。台湾地区流行音乐正在以失控之势萎缩。

谈到唱片业的萎缩，曾经担任郑钧专辑制作的刘劭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盗版绝不是打击台湾唱片业的主要原因，真正病根在内部——文化和商业上的堕落。台湾地区这几年只敢做他们做过的音乐，即便不流行了，他们也做，现在的从业人员不敢接受新观念。”正像“哈狗帮”在他的一首歌里唱的那句：“台湾乐坛只有一个字——烂。”而张培仁则从消费角度分析台湾地区流行音乐萎缩的原因，他认为：“现在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10年前，消费者的选择比较少，现在可消费的东西越来越多，这让内容生产端变得越来越难做。消费者总是喜欢特殊流行性产品，比如一些新奇时尚的东西。流行音乐不再是特殊流行性产品，这导致整个产业迅速衰退。”张培仁还认为，欧美、日韩流行音乐的冲击导致消费者在欣赏情趣上发生变化。

问题是，台湾音乐人来到有广阔空间的内地，但台湾地区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准远高于内地任何一个地区，这些音乐人在发展中能否养活自己？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些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角色位置。比如，李宗盛离开滚石唱片公司，在上海建了一家录音棚，这比在台北便宜得多。而他把制作和录音捆绑在一起，比他单纯地做制作人更实惠。很多歌手的专辑都选择在内地录音，因为台湾地区录音费要比内地高两倍左右。再比如齐秦，他在北京成立音乐制作室，同时也不忘投资餐饮业，双管齐下。像罗大佑这样的歌手，则通过把唱片、书、VCD这种更符合他身份的东西捆绑在一起，拿到内地销售。而“优客李林”二重唱组之一的李骥，在组合解散后，去了一家IT公司。谈到将来，他说，“我在上海遇到很多从台湾地区来的音乐人，音乐在内地有很大市场，也许有一天我会和这些音乐人合作，在内地发展。”而制作人刘劭希则更与众不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来内地主要是对台湾音乐界的厌倦，我来内地纯粹是为了休息。”

从台湾地区位移到内地，还有出于市场战略上的考虑。张培仁告诉记者：“台湾地区有一百多家电视频道，市场推广要顾及到这么多媒体，宣传费用实在太高。而台湾地区媒体的政策实际上害死了音乐，它们总是把重心偏向外国，本土音乐在推广上吃了不少亏。而台湾地区音乐产业根本无法加入全球化竞争。”这种高额宣传费让很多公司吃不消。刘劭希认为：“以前制作一张唱片，卖掉3万张就可以回本，现在却要10万张回本，制作成本已超过了现在的市场占有量。”所以，虽然内地唱片业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市场和音乐资源还是台湾地区无法比拟的，唱片制作、宣传成本都要远低于台湾地区。在这个前提下，台湾地区唱片业高层决策人开始接手内地音乐事务。上海新索音乐公司总经理陈耀川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三地的合作会越来越频繁，台湾地区的人想来这里试试机会。”

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台湾大牌制作人，还是著名歌星，与内地音乐同行合作的个案并不多，都还处在观望、试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