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他们从这里航向世界
1665年，当荷兰人约翰·纽霍夫所乘坐的荷兰使节团客轮停靠在清江浦时，担任管事和绘图员的他非常认真地为我们留下了一张铜版画。从这张画里，我们能大概得知，这座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十分繁华的运河港口，当时是什么样子：帆樯林立的河道，两岸高耸的民居冒着炊烟，远处是东方风情的庙宇和宝塔。但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比如画面左边，在两个快把身子压弯到地上的作揖之人边上，纽霍夫画了两棵高大的椰子树，上面还垂着一串串椰子。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来自两千多年前的齐国晏子说的这句话，纽霍夫应该是不知道的。但这位在巴达维亚（现印尼雅加达）待了多年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对同样来自南方的椰子树相当熟悉，或许是为了让西方读者对“亚洲”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异域感，这两棵椰子树被挪到了淮河边的清江浦来。
清江浦，今天江苏淮安市下面一个毫不起眼的地区，其石码头却因为“通衢九省”而在明清时期名扬天下。因为地处负责漕运（把南方的粮食通过水路运往北方）的大运河和淮河、黄河的交汇地带，这里每当漕运时节便帆樯衔尾，延绵数省（最多时有漕船1.2万艘），蔚为壮观。
纽霍夫一行是幸运的，这一趟从广州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的行程因为是“特殊公干”，他们没有在清江浦例行下船，渡过黄河后在北边的王家营换马北上，而是获得了和漕船一样的待遇，能继续航行北上。
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后，淮安以北的京杭运河迂缓难行，水量很小，而且危险很大，断缆沉舟之事经常发生。因此清政府规定清江浦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只通过，除运粮漕船、贡品船与巡河官舫，普通旅客都必须在石码头舍舟登陆，渡河换马。
同样是使节船只，后来给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人马嘎尔尼一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只是在归途中从皇帝那里得到了从北往南航行内陆的权利，而这个待遇其实有时候普通人也能得到，因为回程的漕船往往货物不多，朝廷允许搭载游客。
石码头遗址已经被开辟成清江浦景区，这里国庆假期后一片清冷，清澈的河道上只有几艘停泊在岸边的游船。和今天的旅游景点需要节假日来积攒人气不同，过去的清江浦，其繁荣靠的是舍舟换马中多出来的时间差。因为羁旅疲劳，不赶行程的旅客借机下船休整半日。遇上漕运的忙碌期，千帆竞渡，盘坝过闸有时候还得老天爷赏饭（待潮待风），旅客们在清江浦滞留数日也是常事。于是乎，清江浦车水马龙、酒楼歌馆笙歌不绝。
在纽霍夫渡清江浦前3年（1653年），历史学家谈迁从嘉兴坐船上京做官，在清江浦滞留了两个月。他在《北游录》里写道：清江浦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余登北岸。见淮河汤汤。历天妃庙后而东入海也，对望王家营。作为前朝遗民，谈迁一开始是拒绝入仕清朝的。当时的他，渡过清江浦犹如跨过朝代和人生的节点，心情应该有些五味杂陈。
两百多年后的1868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来到了清江浦，他非常详细地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怎么在清江浦下船，然后如何徒步渡过古黄河，并在王家营找到了北上的骡马队。在王家营，他敏锐地观察到，“客店、街道、推车和拉车的牲口都颇具北方特点。这里的方言也是北方特色，住店的掌柜，已经是个满洲人，连伙计都会说北京官话。男人们有遒劲的脸颊，脸色深了很多，有很多络腮胡子。”南北分界的感受，不仅仅是橘枳之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为规划与自然生成的区别，相比非常现代、景区化的清江浦（里运河公园）和淮安市区（府衙），今天的王家营居然还可以让人感受到李希霍芬在日记里所描述的些许烟火气息。这里的东西街熙熙攘攘，包子铺、南北熟食和果蔬店穿插其中，我在一个巷子的尽头找到了骡马街——那是一块被行政区划抛弃了的褪色的蓝白招牌，它的出现也许只是为了迎合一些像我这样来此漫游的史地爱好者。当年这里鳞次栉比的旅店、驿馆、马号、镖局……一百多家轿车厂、四十八家大车厂、七八家骡厂，全都没了踪影。
当年李希霍芬眼里所见之黄河，已经和纽霍夫、谈迁他们看到的截然不同。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徙，留下一条高悬于地面的明清黄河古道。古道古道，人们强调的重点已经不是河水，而是它的流经之地。今天的黄河古道已摇身一变成为旅游公园，也是当地受保护的水源地之一。它隐藏在幽静的柳树和水杉林丛里，最窄处大概有李氏所记录的冬天的河道那么宽（200米），但并没有高出平地。在我眼前展现的这一段古道，不过是一处幽静的沼泽湿地，你怎么都无法把它与咆哮肆虐几十万年的黄河联系在一起。
成也河来败也河。事实上，在因为漕运而帆樯林立、笙歌不绝的光鲜外表下，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包括淮安在内的广大淮北地区，几百年来的水患及不恰当的治水，是致使此地陷入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这并非本文所阐述的重点，而学者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一书里对此有非常精彩的阐述。
近代史上，在淮安寓居的3个名人家族：小说家刘鹗、金石学家罗振玉以及作家赛珍珠，都与这里的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为晚清最伟大的小说提供故事源泉，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农学译介，也滋养了向外部世界描述中国农村大地的诺贝尔作家。
光绪十年（1884年），淮安老城河下南市桥，一个年轻小伙子开出了一家专卖关东烟的小店。“它规模不大，仅三楹之屋，令人称奇的是它并没有招牌，只在曲尺柜台的顶端竖一块长条匾额，上书“旦巴哥”三字，书法极好。”当时淮安的秀才们都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这几个字是日语里烟草的音译，和英文tabaco相同。这家店的主人，就是后来因为小说《老残游记》扬名世界的刘鹗先生。
甲午海战前夕，国内知识界就已经开始重视并引介日文著作。今年本专栏小文《两个被遗忘的植物猎人》，曾讲述植物学家吴其濬的著作《植物名实图考》在1883年前后被日本本草学家伊藤圭介在北京从俄国人处购得并译介给日本人的事情。十几年后的1900年，罗振玉主持的淮安东文学堂就开始讲习日文，并翻译伊藤圭介的《草木干腊法》，介绍植物标本制作法，作为一种实用的农学知识。那时候的罗振玉，认为农学为救国之最大要 务。
今天淮安的西长街336号，有一处青砖黛瓦的典雅小院，它曾经是明代漕运总督朱大典的官邸，后来被刘鹗父亲买下。稍微了解刘鹗的人，可能都知道他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887年成功地治理了河南郑州的黄河决口。刘鹗的父亲也以治水闻名，曾亲督工匠仿造欧洲的“龙尾水车”。
在淮安旅行时，李希霍芬曾在日记中呼吁“如果把铁路造到清江浦”该有多好。持同样见地的人有十几年后的刘鹗，以及拟出《建国方略》的孙文。因为在淮安居住，刘鹗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清楚当时水路运输的现实处境：清江浦势必走向没落，被海运和蒸汽船所取代。他后来因此非常预见性地在浦口（后建成津浦铁路）置地，并组建过从上海到北京的海运公司，只可惜后来均告失败。
黄河改道后，淮安当地设局招垦滩地，罗振玉的父亲曾认领20顷垦殖。后来捻军杀来，罗家河下罗家桥的房子毁于战火。亏了这20顷田地，罗家把它卖了才购得今天淮安更楼东的老宅和田产。
罗振玉在《集蓼编》里说，自己对甲骨文的研究，最先受到刘鹗的影响。但他们结识却是因为治水。1891年山东黄河又有水患，刘鹗被调去治理，但他“筑堤束水”的治理理念和幕府里的人意见相左。当时远在淮安的罗振玉也听说了此事，写了万言文来驳斥幕僚们“不与河争地”的荒谬，备受刘鹗的赏识。
就在罗振玉和刘鹗为黄河治水订交的那一年，一位叫作安德鲁的年轻父亲来到清江浦。多年以后，他的女儿在名为《异邦客》的书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夏天结束，安德鲁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在大运河上游一个叫清江浦的城市里，有一栋房子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从这个地方出发，他骑着骡子、坐着马车或步行，走遍了方圆百里，在村庄、城镇和城市传道布教。现在，他觉得自己对中心城市已经足够熟悉，可以在那里安家。于是他租了一栋中国房子，并进行了修 缮。”
这位女儿，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当她的母亲不情愿地跟随丈夫从镇江来到清江浦时，她还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两岁婴儿。
“我对她的最初记忆是在清江浦的家中。这些记忆非常微弱，只不过是一些轻轻闪过的画面，但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定格得如此永恒不变。”关于母亲她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