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81)

（文 / 西闪 晓玮 琥珀 包包）

努米埃尔的继承人

西闪 图 谢峰

还是白夜酒吧，2002年1月“白夜影会”第一天。酒吧里一群人围坐在一台29英寸的电视机前，看一部耳闻已久的电影。

100年前，法国努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摄影机，并拍摄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短短52秒的黑白默片彻底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为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法国电影协会邀请全世界40名著名导演每人拍摄一个超短片。导演们使用当年努米埃尔兄弟使用过的同一台摄影机，片长均定为52秒，内容不限。法国电影协会将他们的作品和他们对电影的基本观念剪辑成一部片子，定名为《努米埃尔的继承人》，以此纪念百年电影史。

旁边有人用英语喃喃地轻声念叨片头出现的每一个导演姓名，就像在念基督身边站立的12个圣徒称号。我的英语一塌糊涂，只能睁大眼睛捕捉画面上一张张脸，徒劳地在他们脸上寻找某一部或数部电影的记忆。直到张艺谋那张深刻的民工面容出现，我才松了口气。

在拍摄自己的短暂52秒影片时，导演们构思不一。欧美导演把这52秒看作一个单纯的艺术表现机会。其中一个法国的女导演把摄影机放置在轮椅上缓缓推行，拍摄了一组悠长细腻的卢浮宫前的景致。短促的52秒，居然可以拍摄出抒情诗般的况味。黑非洲的一位导演拍摄得颇有童趣：一个人跳进湖里游泳，忽然一条鳄鱼窜出水面，吓得他仓皇逃上岸。哪知那鳄鱼是朋友所扮。俩人在湖边追闹，嬉笑声天真烂漫。

而一些国家的导演选择了宏大事物作为一个短片背景，让我莫名的不舒服。罗马尼亚人选了一架大型的军用直升飞机，埃及人选择刺破天空的金字塔群，日本人则又拿长崎广岛说事儿。

张艺谋也用长城摆架势：着清朝服饰的一男一女站在八达岭上，女的摇着扇子搔首弄姿，男的摇头晃脑拉着京胡。随着张导一声吼，两人飞快脱掉外衣，露出一身现代劲装，女的疯狂地扭动腰肢，舞动长发，男的也一头长发乱甩，把电吉他弹得怪叫。幸好只有52秒！

影片结束时，主持人又站起来，指着屏幕上缓缓移动的字幕，声音洪亮：“这是阿巴斯！”“这就是张艺谋！”他不知道，这影片的主角其实并非那些导演们。主角是那个木质的，方方正正的，有一个小小镜头的摄影机。

保持谦卑，努米埃尔的继承人。

噪音美学

晓玮

八把硬苕帚同时拂过地面的嚓嚓声；大头皮鞋摩擦铺满了细沙地面的磁磁声；刀片在钢锯锯齿上包过的吱吱声；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指搓拭不锈钢水池壁的扑扑声；吸抽水马桶的橡皮塞子吸住地面又有节奏地被拔离的剥剥声；ZIPPO打火机打火时金属盒盖轻叩机身的答答声；硬塑料材制的涂料桶被大力敲打后的咚咚声；钢种垃圾箱盖互相猛烈撞击后的哐哐声；报纸被不耐烦翻阅时的稀稀哗哗声；塑料购物袋被用双手揉搓后的悉悉索索声——这些绝对是噪音。可这些声音的制造被作为一件极其严肃的、有关谋生的事业来做，并严格地遴选噪声创意人、制造人、经理人、宣传人。1991年，在英国南海岸的休闲城市布莱顿(BRIGHTON)，两个分别叫做卢克(LukeCresswell)和史蒂夫(SteveMcNicholas)的艺术家发现：如果在一群建筑工人所发出的各种单调到极点的噪音和艺术的形式美中找到平衡点，那些东西将成为一种集音响、舞蹈、力量、节奏、灯光为一体的全新剧场体验。从此，那出叫做“STOMP”的闹戏连演十年，经久不衰。其主创人员仍然在致力于发现生活中那些可以搬上舞台的，有建设性的新噪音。

由于这个噪音被成功改造的案例，我进一步回想起一件高中往事。记得当时，我那神经衰弱症状非常明显的女地理老师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同学们在她指点祖国壮丽河山时的集体转笔。大家转笔时候，眼观手，手观指，指观笔，但见那笨重的圆珠笔绕着拇指一圈圈地轻盈旋转。这个小手艺活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神游，是无建设性脑力劳动的外在表现。我们乐此不疲着，学会让笔绕着拇指转的就练习绕着其他四指转；学会正时针转的就练习逆时针转；右手五指都学会的就改攻左手；所以这是门永无止境的学问。

那位可怜的女老师天天默默忍受着我们在练习过程中不断发出的、“叭答叭答”笔掉落桌面的声音，日见憔悴。终有一天老师忍无可忍，再也不允许我们当着她的面舞动那些小魔棍了。因为从我们开始将笔转动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等待着它那宿命的，“叭答”一声栽下来的噪音：有时候不出几秒就有人如她所愿，有时候碰得不巧，大家都玩得特好，它迟迟掉不下来。于是老师的心悬一线越吊越高，直至无法忍受。

由此可见，受噪音的伤害往往是因为心态的问题，受害者没有专心向音。如果受害者能安下心定下神，放下手中其他的活计，以欣赏的姿态一心一意地聆听这些你原来认为是噪音的东西，那么噪音就会成某种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所以，现在想来，我的那位女地理老师，如果在当时能够索性放下地图册，专注地欣赏我们的转笔行为，并对圆珠笔沉戟掉落的声音加以一定的揣摩和评讲，就不会那么烦躁不安了。当然作为学生的我们，当时如果能再开发一些新的课堂声音的话，效果就更理想。

地铁

琥珀

刚毕业的头半年里，地铁是我主要的交通工具。即使没有汽笛的悠长呼啸，它也慢慢有了旅途的微弱涵义。在许多加班晚归的深夜里，我会安静地走下楼梯和通道，听见自己的高跟鞋啪嗒作响地敲打着水泥地面，忽然希望有什么能像飓风般席卷过那样乏味的黯淡场景。但是，当然，一切照旧如常。

在等待到达的时间里，我就坐在车厢的角落里，看书，或者看上下车的人们。即使不曾研究过福尔摩斯，也能轻易分辨出许多职业和身份，情感和品质。只是偶尔在玻璃的反光里瞥见自己没有表情的脸对，会在心里哑然失笑——某个年轻的灰领，安定门上车五棵松下车，穿着合体的套装和有皱褶的鞋，睡眠不足，南方人，认字，不怎么快活——这就是我。很久以后听朋友说有人用DV拍了一节车厢里地铁沿线来往的乘客，不知道用镜头代替眼睛所记录的，是更长久还是更短暂。

那个朋友是学电影的，在北京冻得人鼻子发木的平安夜里，我们在灯影婆娑的长安街上一直走到凌晨，然后从天安门西坐到尽头，看四惠东在马路上面的地铁。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我们俩，她忽然说这真像是部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呀。我笑起来，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寂静空气里摇晃，忽然想起看过的一篇短篇小说，非常短，叫《怀念马车的时代》，大意是慨叹坐飞机没有坐马车那么好勾搭姑娘。

离开北京前的夜晚，心血来潮打算走一整条环线，看要用多长时间。在复兴门上车的时候，人流呼啦啦涌上去，似乎上海的地铁就这么死了人，干脆在旁边等到最后。进去以后才发现其实还有好些空间可以站立——但，也许有个座位对许多人来说是件重要事情吧。列车猛然停住时，我趔趄着下意识地揪住了面前某个陌生男人的衣襟，他有些讶异地抬起眉毛，然后说：没关系。这很像某个浪漫故事的开始，可实际上我还是礼貌地道了歉，并且将扶手抓得更紧些。在那瞬间里，有些记忆如同深海里游弋的鱼儿般浮出水面，让我想起许久以前，在最初每天都要坐地铁的岁月里，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他说：你抓住我就好了。

我没等到坐完就下了车，因为还有行李要收拾——或者只是为失去耐心找个借口。走出地铁通道的时候，想着在北京度过的人生1/4的岁月，就像是坐了圈地铁，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兔子

包包 图 谢峰

兔子坐火车从宁波过来，6:40才到杭州。我事先帮她买好了9:40到北京的T32次硬卧。兔子在杭州只有三个小时，我便邀她来家里吃顿饭。从反复跳槽、到玉柱峰雪崩、到就要起程的法国留学，席间无疑都是兔子绘声绘色的声音。四五年过去了，昔日12幢514室的女孩们或成人妻，或成人母。只有兔子除外。

其实兔子的爱情来得比514的任何一个女孩都早。在大家的爱恋展开之前，兔子的爱情几乎成了全寝室的爱情。她与小林之间的爱情被她浪漫优美的措词与一惊一乍的表情描绘到完美与极致，几乎被我们认定为是一场有关理想爱情的启蒙教育。

虽然瘦小颓废的小林第二年自费上了杭州某学院，自以为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这场理想主义的爱情被彻底证明了有太多水分，但我们还是喜欢在卧谈时候，听兔子讲一些似真似假的故事以及她的强盗逻辑，有时啼笑皆非却又不得不承认她的话的确有道理。如兔子曾在宣告生生世世爱小林的同时，写数万字的情书给同班一男生，遭到拒绝后辩解说：“我的心是十个馒头，偶尔会有分配不合理的时候。”兔子曾坦白地告诉我们她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骄傲地说：“我比你们抢先一步证明了我有生育能力。”兔子总是提前一个月花完父母寄来的生活费，欠债累累却始终瞒着小林，她说，“这叫经济独立”。

毕业时候，在兔子嘴里，他们的爱情仍然一如既往地甜蜜。而且当时的兔子对结婚有让人费解的热情。

毕业后，兔子极少与大家联系。我固定地生活在杭州这个中转城市，兔子只在需要火车票时，才会与我取得联系。我也因此知道她从杭州到宁波，又从宁波到北京；也知道她不断辞职是因为她不断地爱上不同的时尚运动，从滑雪到登山；还知道小林最终花去父母半辈子的积蓄但还是未完成学业，去了北京，又回到宁波。

我把T32次的车票交到兔子手中时，兔子开始显得依依不舍。她说，这一别，恐怕要三五年。其实我去法国的真正目的不是读书，而是参加法国阿尔卑斯登山组织，那组织可是全世界最棒的。登山这玩意儿，一旦碰上，我就爱上它了。

我还是挺八婆地关心起她与小林之间的将来。兔子一脸疑惑，说，我们分手了，你居然不知道？兔子笑得得意非凡，唱着雪村的《湖南MARY》，乐颤颤地离开我的家。歌词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有一句：“……中国人何必用取外国人的名哪哈，我怕和你的孩子长了一对蓝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