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战败

（文 / 吴鑫 闾汉罡）

贬值

在1月24日的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停在134.81∶1的位置。比2000年12月20日东京外汇市场113∶1，一个月时间下跌了近18%。最近几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在133∶1左右。

日元贬值让很多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欣喜不已，学费、生活费等都将随着日元持续贬值应声而落。中旅出境市场处的顿继东处长也告诉本刊记者：“日元贬值是一个渐进过程，选择旅游往往不会受太大影响，去日本旅游的人数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在日本购买商品时候，心理感觉会好一些。”

“比起几年前，现在日元真是很便宜了。”1995年，洪一民曾作为海员随货轮到日本，那时日元正处于历史性高位，1美元仅能兑换80多日元。“挣的美元花起来很心疼。”洪一民说，“只能坐地铁逛逛，去了趟东京。后来买了一瓶资生堂的洗发水，一条裤子，还是泰国产的。这条裤子我现在还留着。”

“日元这一轮贬值主要还是市场的作用，反映了经济基本面不好，标志着日本经济严重衰退，而且情况还在恶化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告诉本刊记者，“但日本政府还是有责任，他们在日元升值时候干预，贬值时候放任。”

日本是浮动汇率的奉行者。“9·11”事件后，美元一度大幅度泻跌，日本政府就曾进入市场进行干预。当时，日本银行抛出3.1万亿日元进场支持美元，成功地把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15日元推回120日元水平。这次日元汇率连续下降，日本政府却无动于衷，显示日元贬值目前有利日本。

《日本经济新闻》引述财务官黑田东彦的话，日元如此贬值不值得担心。他还曾表示，日元过于坚挺，应当修正，而现在正在修正过程中。对此，《纽约时报》有文章指出，面对日元大幅度贬值，日本政府官员袖手旁观，甚至公开表示可以容忍，让市场人士得出结论，日本政府在做政策性诱导而大胆跟进。

日本是个出口导向型国家，进出口贸易一直在GDP中占重要位置。日元大幅度贬值，确实对出口工业带来有利刺激。

去年12月4日发表的《经济财政白皮书》被认为是诱导日元贬值的宣言书。白皮书要求中央银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印发钞票，增加货币供应，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企图以此改变当前通货紧缩、需求减少、物价下滑的局面。日本中央银行在12月19日召开金融政策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金融，追加市场货币供应。具体行动是：把货币供应量扩大一倍至一倍半，在经济景气低迷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并不能刺激借贷，却能进一步诱导日元贬值。

尽管这样，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1月18日还是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央行没有放任日元贬值。速水优说，他对媒体关于日本银行看好日元贬值、期待着日元贬值给日本经济复苏带来好处等报道表示非常遗憾。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打盹

灰色十年

1月7日，日本公布了去年7月当选的120名参议员拥有的资产，平均每人4197万日元，是1993年首次实行资产公开以来的最低水平。参议员资产公开的对象为就任时本人名义下的土地、建筑物、有价证券等。与上次1999年平均每人5648万日元相比，因经济不景气，本次参议员平均资产约减少了26%。

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日本持续经济萧条打击下，打高尔夫球的人数都猛降，从1997年的1.01亿人次降到去年的不到9000万人次，导致向法庭申请破产的高尔夫球场经营者数目创空前纪录。该报引述一家研究机构的报告书说，去年倒闭的高尔夫球场，比前一年多17个，共达50个。

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就陷入了一种困境。现在，日本的经济不单是复苏遥遥无期，更进入了螺旋型的通货紧缩状态中。去年一整年，日本经济只能用每况愈下来形容，尤其年底政府发表的所有经济数据，除了失业人口激增，其他指标全是负值。比如，工矿业生产和商品零售价格已持续下降9个月，企业利润继续减少，个人消费持续低迷。2001年的全年经济增长是负0.9%，2002年增长估计还是零。

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去年12月17日向内阁提呈经济报告时说：“当前日本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目前还看不出任何可引导经济复苏的因素。”

对经济增长率拉动最大的是个人消费，而决定个人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失业率。据1月29日的统计数据，日本去年12月的完全失业率已经达到5.6%。创下二战以来的新纪录。法新社报道，据日本官方数字，失业人数已上升到337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共增加了39万人。经济不振使当地失业率连续四个月创新高。日本去年的平均失业率也上升到5%。

“失业率可能还将继续上升。因为松下、三菱这样的公司都会在最近裁员。”现在正在日本访问的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张季风副研究员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高失业率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安全感，根本不敢去消费。国内需求无法刺激起来，通货紧缩的局面很难改变。”

“有一些关于日本的报道强调：日本是在‘哭穷’，因为它的GDP基数大，增长疲惫的日本外汇交易员率降低很正常。这是错误的。”冯昭奎对本刊记者说，“经济基数增大造成经济增长率一定程度的下降是正常的。如果说日本这样在80年代由高速增长转为4%～5%的中速增长是正常的，而90年代1%多的增长率绝非正常，是一种衰退。况且，美国GDP的基数更大，不是也有在90年代10年的繁荣？”

“现在的经济衰退已经动摇了日本全球第二大经济地位。经济形势和经济实力之间密不可分。日元贬值，以美元计的GDP就会缩水，况且，日本的竞争力也在下降，现仅名列世界第26位，而1993年之前，它曾经连续四年世界第一。”冯昭奎说。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的破灭是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泥潭的直接原因。”这是《金融时报》的评价。人们对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时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大肆收购，所谓“购买美国”和“全球出击”的狂热一定记忆犹新。那时，从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到苏格兰的球场；从波恩的国宾馆到珀斯的澳大利亚美洲帆船；从法国的酿酒厂到香港的政权中心都有日本人购买。

促进资本大肆从日本输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日本货币当局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多数年份里，美国的年利率比日本高出一倍以上；在《广场协议》的安排下，日元两年里对美元升值了一倍，输出资本变得异常合算。

日元升值还使日本的国家资产增加了1000兆日元，许多国民因此成了大资产家。高级娱乐活动流行、高级观光饭店人满为患。

资本家的货币是不能闲置的，于是资本家大量增添设备与厂房，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过剩资金投入涨价预期大的股票和土地”。由于股票价格不断上涨，购买股票失去了分红意义。买股票完全是出于对于股票涨价的预期，股票价格已经涨到了难以上涨的水平。

在此期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4倍，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了3倍。竹内宏在《日本金融败战》一书中写道：“东京银座4丁目的地价暴涨到每坪(3.3平方米)12000万日元。以5%的利率计算，购买土地的人如果不能获得每年每坪600万日元的收益。买这里土地的人不可能赚钱。恐怕在哪里都找不到收益率如此高的生意。买地的人仅仅是期待涨价才购买。日本的土地总值达到美国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把日本卖了，可以买两个美国。东京千代田区的土地总值可以与整个加拿大相匹敌。”

“当时我们陶醉在幸福中，以为日本已经成为与美国一样的第一流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相应的生活。开始产生这种幻想的开端就是土地价格的暴涨。”竹内宏写道，“那些恋恋不舍地把土地卖给土地贩子的人，突然变成了腰缠万贯的财主，他们买了奔驰车和路易·威登提包。那些没有出售土地的人也因此欣喜若狂。70%的日本家庭拥有土地，他们都觉得自己成了大资本家，纷纷购买豪华轿车和名牌货。”

“日本政策这时有一个重大失误，没有及时地提高利率，而继续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冯昭奎说，“这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有人因此说大藏省听从于美国，而缺乏自主。”

东京日经指数在1989年涨到最高点34058.81点后，从1990年1月开始急剧下滑。到4月，大约暴跌了30%，但是很多人仍然陶醉在泡沫之中，仍然期待股票价格能够很快恢复。8月，日本银行的五次提高利率，给了泡沫经济最后一击。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如同被强大的力量推动一般，急速持续下滑。1991年5月，股票价格降到只有最高值的30%。东京银座4丁目房地产的平均价格降到了最高点的30%以下。

日本的银行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营每况愈下

经济形势恶化，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本刊资料)

不良债权

“现在日本国内仿佛全民都变成了经济学家。”日本《世界》周刊描述说，“人们都在议论，如果解决了不良债权，这个国家最终恐怕还是会好起来。这也是极为奇妙的状况。”

泡沫经济期间，日本金融机构和企业出于对未来的经济预期，出现了“超贷”和“超借”现象。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土地和股票价格大幅缩水，巨额的资产贬值使企业无法向银行偿还贷款，导致了日本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债权的出现。1995年8月倒闭的宇宙信用社的不良债权额占其全部贷款额的72%。

“在90年代初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不良资产问题。其他国家开始就由政府出资解决，而日本在开始就耽误了，不良资产越滚越大越滚越多。”张季风说。

竹内宏也认为，日本错过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从1992年底大银行开始披露有关信息，到1995年大藏省才正式对外公布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藏省担心银行丧失信用，造成存款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因此一再掩盖不良债权的情况。”冯昭奎说，“大藏省抱着侥幸心理，以为经济不久就会恢复，地价和股价一旦上涨，不良债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截止到1999年，日本所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额度仍高达80.6兆日元，占名义GDP的16.3%。《金融时报》说，即使最保守的政府官员也认为达到43兆日元，占GDP的8%。按照国外金融机构的估计，规模更为庞大。穆迪公司估计为130兆日元，标准普尔估计为150兆日元。法新社2月2日的消息称，截至去年9月底，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达到了36兆8000亿日元，比6个月前增加了9.5%。

“不良债权仍然在不断产生的原因在于：经济形势不好，企业经营更为困难，破产企业和企业负债额不断增加，金融机构贷出去的资金安全性下降，新的坏账不断产生。日本银行为了冲销不良债权，收进一些抵押品，如土地和股票，可是这些价格继续下跌，又转成银行的不良债权包袱。”冯昭奎向记者解释。

“不良债权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急性病。”冯昭奎说，“银行的过剩不良债权和企业过剩的贷款债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企业迫于债务压力首先考虑的是还债而不是投资；而银行担心收不回贷款不得不‘惜贷’，企业得不到所需资金进行投资。事实上，设备投资是一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不良债权问题不解决，日本就不可能走出现在的经济困境。”

有个问题值得关注。《远东经济评论》最近有文章指出，鉴于黑社会和银行及企业之间的关系，解决不良债务的问题变得更为困难。“暴力团引发的衰退”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认可。

文章引述罗伯特·怀特《东京黑社会》一书的话说：“银行仍然很害怕处理有些公司的不良债务，因为他们担心暴力团伙会对他们做些什么，更有一些执政的自民党人士涉及这些案件中。”或许比日本犯罪活动更让人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客、官僚及其他执政精英间广泛的腐败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会延缓日本未来10年间在不良债权问题上的改革进程。许多日本政治家不愿意发表关于暴力团在不良债权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依靠这些黑社会成员来获得竞选基金、供养他们党内竞争所需的费用。“没有一个议会人员不知道当地的暴力团头目是谁。”一位执政党官员的秘书说。

去年12月28日，日本一家即将倒闭的煤矿的工人在休息

护送船队

用“血液”来形容资金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为过，而银行的作用则类似于血管，它将血液输送到各个需要的器官。

日本的高储蓄率首先为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铺垫。“日本的银行一直都在剥削储蓄者的利息。存款利率远低于贷款利率。”竹内宏说。这和政府的宣传分不开。竹内宏回忆说：“上小学时，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本邮局储蓄存折，教育学生把省下的哪怕是1元、2元的零钱都储蓄起来。”

“高储蓄率让银行在借贷的时候不那么仔细。”《远东经济评论》说，战后日本经济的贫血病使日本银行在贷款时很少考虑公司的品质和还贷能力，而当时的日本也缺少丰田和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大多数公司的消费市场停留在日本国内，其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3，而债务却是美国同类公司的两倍。在日本，一种习惯的说法就是规模决定一切。“如果你欠银行1万美元，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美元，你们就成了伙伴。”大多数银行的债务大户因此往往与银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大企业在银行董事会里有自己的席位，有权决定银行管理。

日本的银行体制是在战后财阀解体的基础上诞生的。当时，每个财阀都拥有大银行和大制造业，财阀虽然解体，但银行制度没有触动，这是为了保证经济稳定。这也决定了日本银行“护送船队”的特征——不能让一艘船掉队，就是说，不能让任何一家银行破产。

“这种护送船队式的规制与保护，在金融领域保留了计划经济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与市场经济相距甚远。”冯昭奎说，“虽然起到稳定金融的作用，形成战后日本‘银行不倒’的神话，却保护了落后，使银行缺乏竞争力。”

而且，日本政府还一直对银行进行所谓窗口指导，以低利率吸收国民储蓄，再把这些储蓄资金集中用于重点产业。大藏省对银行的控制也拥有有效的手段。例如，如果某家银行无视大藏省的意图，擅自向非重点增加贷款；大藏省通过行政指导，可以采取报复措施，比如不批准这家银行增设新的分行。

这个局面一直到1997年，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相继倒闭。事实上，从1992年起，就发生了一些实力单薄的金融机关倒闭，比如东京协和信用社、宇宙信用社、兵库银行等。银行破产会使企业产生连锁倒闭，从而引发社会经济危机。例如，北海道拓殖银行关闭后，与该银行有信贷往来的企业发生困难甚至破产。

“日本是间接金融优势。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近70%是依靠从银行借贷，而美国企业从银行的借款只有20%左右，其余大部分都依靠发行股票和其他直接融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张跃博士说，“一旦银行发生问题，企业的压力就凸现出来。”

现在，日本的银行和日本经济之间陷入了一种螺旋式下降的旋环。《金融时报》指出，“银行的虚弱不仅因为不良债权的压力，也因为日本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没有贷款的需求”。日本去年破产公司数目创了纪录。据帝国资料库信用研究公司统计，去年前11个月，日本共有17936家公司破产，比去年同期增加2.4%，总共积欠债务达到14.6兆日元，其中共有14家为上市公司，平了1997年的战后纪录。

“更为糟糕的是，银行利率低得惊人，短期利率在实际上已经接近于0。隔夜拆借利率只有0.001%，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贷出100亿日元，一天只能获得278日元的利息，可能还不够喝一杯咖啡。”《金融时报》分析。

面对经济困境，小泉纯一郎一筹莫展

扩张财政

竹内宏在《日本金融败战》一书中讽刺了政府盲目靠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努力：“数千年以后，考古学家一定会把平成初期判断成宗教时代各种用途不明的宏伟建筑林立于日本全国各地。在海岸线到处埋设着混凝土防波桩，在渔港的海滨伫立着各种豪华设施。后世的考古学家看到这些豪华的公民馆、政府大厦、道路、渔港以及混凝土防波桩，可能很难判断这些建筑物的用途。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只能得出‘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结论。日本到处充满了毫无用途、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日本人均基础设施累积投资额相当于美国的3倍多。”

竹内宏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危机，除了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资产贬值，日本经济的效率低下是重要原因。从80年代起，日本政府就把财政支出作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由于政府长期扩大财政支出，日本的社会基础设施过于完备，结果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

张跃认为：“日本在解决经济问题上过于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凯恩斯那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资本最无效率的使用。”

“在基础设施薄弱的时期，扩张财政可能会让资本得到有效地使用，但在80年代以后，日本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善的时候，还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很难有效利用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张舒英说，“公共设施的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在降低。”

以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等政策来刺激需求，结果造成巨额财政赤字。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超过660兆日元。结果是经济没搞活，反倒拖垮了金融和财政体系。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眼里，日本政府的债务状况最糟糕。

“庞大的政府债务给国民消费心理投下了阴影。因为日本国民知道，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和财富，政府的钱来自国民交纳的税款，政府的债务早晚还是落在国民头上。这使日本国民普遍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不安，不管政府采取什么刺激措施，消费需求依然萎靡不振。”张舒英说，“如今，日本财政陷入两难境地。若继续实行刺激经济政策，财政不堪重负，但若停止刺激政策，经济可能因失去支撑而大幅度滑坡。”

空心化

“日元贬值对日本电器的价格不会有影响。因为现在日本品牌的电器基本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包括一些核心的元件，比如松下、东芝的彩色显像管，即使那些比较尖端的产品也是在国内生产的，比如索尼的等离子彩电和夏普的液晶电视。”当记者问及日元贬值对于日本品牌家电价格的影响时，国美电器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这就是日本产业空心化的一种表现。80年代末期日元大幅升值，而且国内各种成本飙升，许多日本企业就到海外投资设厂，并大举购买美国、欧洲的企业，这样也可以绕过关税壁垒，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开始出现。

制造业的海外转移是全球化背景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过剩资本获得收益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果资金外流腾出的空间被国内新产业或被外资占领和填补，即使对外投资过大导致的产业空心化也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比如美国和德国。”冯昭奎说，“但如果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又很少有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国内新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产业空心化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就会显现。日本就是这样。”而且，在海外的设备投资很难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如果相应地削减国内投资，还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将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视作日本经济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由于医疗费用的增长受到控制，国内市场形势严峻的医药品业开始扩大对欧美的投资。在国内医药厂家中，武田药品工业公司率先计划在美国和欧洲建设生产医药品原材料的工厂。”

近年来，日本制造业往东南亚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尤其看好中国。日本《朝日新闻》说，在劳动力成本低的诱惑下，日本企业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日本正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危机。照此发展下去，日本就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被打败。这种“中国威胁论”十分盛行。

《日本经济新闻》还认为，现在有一种可怕的倾向：信息也在空心化。日本信息落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生产信息技术制品的工厂都转移到了国外，在国内的世界最新信息急剧减少。在中国广东设有工厂的大阪零部件厂家总经理说：“最近设在中国的工厂的意义突然增大。连大阪的主顾新订货的信息常常都是在中国的工厂首先得到。”

现在，个人电脑和打印机等信息技术制品有一半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世界企业的交易现场，即信息的交汇点已经不在日本。并且在中国的窗口香港，从世界各国企业的生产、库存、经营状况到对美国消费的预测，集中了世界信息技术制品方面的信息。

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

产业结构

《日本经济新闻》曾经评价：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除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就是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及对信息技术革命认识不足。

“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发展效应的结果。当时，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而不必自己从头摸索。伴随技术引进，过去国内没有的新兴产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产业结构同时向广度和高度扩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大量劳动力由农业、传统工业等低附加价值部门转向高附加值部门。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反过来又推动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张舒英说。

但是，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它或早或晚总会消失。随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可供模仿的成熟技术减少，新的产业部门难以像以前那样迅速出现和建立起来。

90年代，世界经济发生了从工业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转变，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国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在这种转变中日本又被抛在了后面。

其实，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曾给日本带来一次经济结构调整的好时机，但日本政府拖延了产业的升级换代，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像三菱汽车最近便因质量问题成了日本制造业的污点。近几年，日本开始加大对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但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比，差距还是很大，至今，日本仍未形成新一代的主导产业群，仍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从国际分工角度看，日本的产业结构如同处在‘夹缝’之中。”张舒英说，“在高技术领域和技术集约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美国；在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甚至竞争不过某些发展中国家。”

产业结构改革因此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日本那种“命运共同体”式的企业制度、主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优势和政府主导型的宏观调控等具有日本特色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在战后赶超欧美的高速成长期和克服70年代石油危机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保护和扶植了新产业的发展，并及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但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成熟后，这也成了日本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障碍。以上是野口悠纪雄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的观点。

比如说，企业组织制度里的“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能适应大批量生产的工业社会，却在后工业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成了企业效率提高的阻碍。据日本生产率中心的调查，日本公司要把其总部人员削减39%才能同美国公司相匹敌，尤其是公司的中层经理已经迅速变成负担。

再看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战后，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政府采取金融约束政策，促进了银行发展，使间接金融的优势固定下来。这对有限的资金配置到重点产业起到了较好效果，同时也造成了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和直接金融的不发达。从理论上说，银行的自己供给趋于保守，因此在间接金融制度下，资金很难向高风险的创新企业流动。

“在美国，纳斯达克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上市和上市后再融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张跃说，“但日本却没有这样的机制，妨碍了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在日本，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也主要靠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创业板1999年才建立，风险投资的规模比美国要小得多。

日本前首项森喜朗

日本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本刊资料)

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

政治体制

1月29日晚，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被解职。第二天，东京股价暴跌，跌破10000点大关，达30年里最低。“尽管说，股价下跌主要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但田中被解职是一个导火索。”张季风说，“日本民众个人消费刺激不起来的原因是心理不安，政治上的不稳定也是心理不安的原因。当年的森喜朗超低空飞行，支持率仅达到8%，小泉现在的支持率是47%，过几天要发布的新支持率调查，这一比率肯定还要降低。”

“日本现的问题是很难有稳定的政策。”张季风告诉记者，“日本在最近10年中换了10个首相，有的主张恢复经济优先，然后再改革，比如小渊首相；有的主张先改革，经历阵痛后再恢复经济，比如现任首相小泉。这里可以先不谈到底哪个最合理，但政策的不延续性将两种思路的合理性都抹煞了，因为政策执行不下去。”

《纽约时报》也曾评论，日本经济出现这种状况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政府很脆弱很少能够达成共识，以致即使这艘船显然在向冰山撞去，也很难改变方向。日本有大量财富，有勤劳和守纪律的劳动大军，可是缺乏有力的领导。

田中为什么下台？美联社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一直主张同“官僚体制”作斗争，并同外务省矛盾激化。

“战后的日本，政治与行政高度分化，前者的主体是以国会议员为中心的政治家们，后者的主体则是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统称为‘官僚’的国家公务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室主任金熙德说，“从理论上说，政治家们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居于领导地位，但实际上，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执掌牛耳的是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在其中从事具体操作的官僚们，政治家们相对被动。”

《日本经济新闻》曾经作过形象描述：在首相官邸的地下小食堂里，新大臣一个个拿着纸和笔，默记官僚们的教导，像是进考场前临时抱佛脚的学生。

本来，严密的官僚体制和一批主导决策过程的高素质官僚是支撑日本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然而，随着日本完成追赶任务，进入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往在经济腾飞中卓有成效的“行政指导”失去了方向。官僚主导型的行政与财政体制又未能得到及时的改革，不仅导致了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灭，而且致使日本经济迟迟不能从萧条中复苏。

政治体制上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官、财“铁三角”利益关系的制约。经济低速增长带来的各行政部门之间的权限之争，以及相互间的利益交换，促成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形成由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僚组成的“三角同盟”式的次级政府。比如：工商业团体——通产省——工商族议员(族议员是指对某一领域的政策制定十分熟悉的议员)、国防产业——防卫厅——国防族议员等。

“这种次级政府造成政策领域割据化，他们对局部利益的追求带来的‘预算战争’不仅使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也很难形成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金熙德说。

人口

美联社1月30日的消息称，日本人口将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然后随着人口出身率的下降，之后的50年，日本人口将迅速下降。

“2006年人口将达到1.3亿，到了2050年将下降到1亿。”日本卫生省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说。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将更为严重，2050年时65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35.7%，是2000年17.4%的两倍。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人口变动是在预测长期经济发展时必须讨论的主要项目之一。这是因为，人口变动本身是一种影响经济发生的长期因素；再者，与宏观经济的其他变量相比，人口变动的可能预测性较高。

“人口出生率(TFR)过低或者过高对一国的经济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都阳副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人口出生率过高会造成资本稀释以及教育投资和就业的很大压力，而人口出生率过低容易造成社会需求不足，以及社会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

2000年日本妇女平均生育率进一步降到战后的最低点1.34，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临界生育率2.08。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妇女选择职业生涯而不是早婚。《纽约时报》曾分析，日本的工作年龄人口其实在1995年就已经越过巅峰而开始急速下降。

人口萎缩是个普遍的“后现代”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可通过新移民等办法缓解这个问题，保持国力的增长。日本经济企划厅厅长界屋太一在《今后会是这个样子》一书中说：“利用移民来阻止经济停滞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70年代英国由于老龄化而导致生产力下降，曾经大量吸收了非洲、印度等国的移民。”学者日下公人也在《今后十年》中写道：“美国经济能够迅速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移民。”

然而，如果日本不改变强烈的排外传统，放宽移民政策，人口问题无疑将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路透/Reuters)

动荡的汇率

日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之一。战后美军占领期间，美日之间的货币界定为1∶360(1美元兑360日元)。

日本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1974年到1985年前，年平均值由1美元兑292日元升至1美元兑238日元。1985年9月，日元兑美元为1∶240。

1985年，由于美元升值造成美国出口压力增大，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于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发达国家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决定共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扭转美元升值局面。美元兑日元汇率在两年里暴涨为1∶160。

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的短暂复苏，美元兑日元一度达1∶80。1995年后日本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元兑日元基本保持在1∶120左右。但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汇率一度跌到1∶135，这加剧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

动荡的政局

日本政治在1989年6月起开始持续动荡，已经换了10位首相。

第三十二任首相：宇野宗佑(任期：1989年6月～1989年8月)

第三十三任首相：海部俊树(任期：1989年8月～1991年11月)

第三十四任首相：宫泽喜一(任期：1991年11月～1993年8月)

第三十五任首相：细川护熙(任期：1993年8月～1994年4月)

第三十六任首相：羽田孜(任期：1994年4月～1994年6月)

第三十七任首相：村山富市(任期：1994年6月～1996年1月)

第三十八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任期：1996年1月～1998年7月)

第三十九任首相：小渊惠三(任期：1998年7月～2000年4月)

第四十任首相：森喜朗(任期：2000年4月～2001年4月)

第四十一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任期：2001年4月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