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报道：德勤：五分之一的会计世界

（文 / 丁伟）

看不见的德勤

一心想在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安永、德勤、普华永道、安达信)身上做文章的媒体总会失望，会计师行业似乎找不出很多的传奇，至少都不像律师行业还有“影集”。会计师更多站在客户的背后，专业性横亘在与公众之间。但有时影响力又很大，“你看安龙公司一出事……我们这个行业好像非要出错才会引起注意。”这是一种悖论。1月28日，德勤(DeloitteToucheTohmatsu)主管合伙人及中国业务副总裁关德铨对记者说，他经常告诫内部管理人员：“如果没有人知道你存在的话，这证明你做得很好。”

事实上，这不仅是适应国情(如给客户面子)，本地化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会计行业的秉性决定的。“五大”历来是潮流中人，“说得不好听，是跟着钱走，金钱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资金越发达的国家该行业发展越好，投资者越多元，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越正面。因此而来到中国致力于“架一座双向桥梁”的德勤希望“有金钱交易的地方，就有德勤的影子，就有我们服务的机会”。

利益的趋动、职业的内在需求以及“公共职责”(彼得·德鲁克语，如果有的话)构成了一股合力，是到处彰显自己的影子还是随时隐匿，德勤有些举棋不定，至少在外界看来如此——当然，“五大”概莫能外。其实早在1980年，中国汽车业第一个合资企业北京吉普的谈判中就闪着德勤的影子，外方戴姆勒—克莱斯勒是其客户。“中国不能成为全球的缺口”，德勤起初99%的都是微软、波音、通用汽车等跨国客户，逐渐转移方向加大本地力度后，国内客户已占20%。关德铨说：“再过几年更开放，中国企业更多到资本市场融资，可能这个比例增到50%，最后会翻过来。”那时德勤终将成为一家本地化的全球公司。

游戏规则

尽管强调在财政部已经发布的16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并不会有自己的影子，自己也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1993～1996年一期、1998～2004年二期参与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德勤仍然有理由为取得政府公关的成功和身为会计行业权威获得认同而感到高兴。指定“五大”之一并不是国际上会计准则制定的惯例，德勤这样的参与程度也使其在中国拥有了比别家更宝贵的资源和业内影响。

“有成就感的不止这些事。”关德铨告诉记者。自1993年以来，德勤与财政部合作进行了多个重大项目，参与修订会计法，还受国家审计署委托，对国际金融组织资助的项目评估提供咨询。2002年1月24日，作为世界银行中国财税改革技术项目的“第1号”，历时三年的税收政策分析项目划上了一个句号，德勤会计师行负责审核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十项主要税收政策。

在关德铨眼中，原本“一次过的”会计准则后来“采取有什么问题，出什么准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救火队”。1993年中国开始制定30个项目的会计准则，但时机并不成熟，财政部仅发了几本“白皮书”，即征求意见草稿，一直到1998年才发布第一个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德勤第二期发展了17个项目，合作方式灵活。据透露，已发布的16个会计准则，如存货、固定资产、中期财务报告等都在一期基础上做了调整，新的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等仍在草案筹备中。

德勤懂得“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道理，参与了二期的德勤企业风险管理服务总监吴群对记者解释说，德勤提供研究报告，更多的是针对财政部的具体问题，例如无形资产怎么定义等予以解答，“纯粹是摆事实，丝毫不带个人的观点，也没有施加德勤的任何影响”。在中国，“我们所从业的客户群主要在中外合资企业，准则主要针对上市公司，退一万步讲，(两者)目前也不会构成直接的利益冲突”。

但会计准则仍与现实以及“职业习惯”有所冲突。相比更具操作性的会计制度，即“黄皮书”，有些滞后于时间的会计准则则显得抽象和概念化、理论化。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现在的准则不够多(美国会计准则有140多个，国际会计准则40多个)，很多企业用的还是老制度(国有企业仍在执行1993年的《行业会计制度》)，这是“制度变准则”的两大束缚。数量多少不是根本，“只要对在企业业务核算中出现的问题，准则和制度都能解释、解决就认为是合适了。”吴群说，虽然会计准则覆盖的面较小，2001年和2002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制度》“把准则好的内容吸收过来了，这可以理解为已经扩大到股份制企业和外商了”。

接受记者采访时，财政部部长助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李勇说，预计在未来3年，中国将加快会计准则建立步伐，初步建立会计准则体系。这是一个慢慢并轨的过程。作为一个原则性框架，会计准则的目的就是“反映真实财务面目，规范会计核算行为”。吴群对记者说，在这个意义上，准则是有针对性的，与钻空子、造假账的企业玩一场有张力的游戏。例如中期财务报告(包括披露)严格规定账面值，就避免了拿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作利润的操纵行为。“从国际环境来讲，中国加入WTO了，会计语言也应该通用。”

会计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它是个默默无闻的行业

特约评论员

获得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发的许可证后，国际“五大”这个在中国敏感已久的话题将被讨论得愈加深入。根据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常规会计年审以及新发、增发、配股都要请一家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这给了“五大”更多客户和相互对垒的机会。德勤中国副总裁关德铨给来访的《金融时报》曾算过一笔账，“每年有150到300家企业准备上市，用一个保守数字，除以5……你不输给别家的话，能拿到该拿的份量。”业内流传着另一组数字，2000年中国会计师行业营业额为70亿元，其中“五大”超过10亿元，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所占市场份额在上海、北京等地已达1/3。

然而“五大”有自己的选择，“特别在中国市场不太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尝试不同的东西”，构成了一幅错落有致的“抢滩图”。安达信一进来就投资A股多一些，普华永道进攻银行业(如民生银行)。德勤签约了很多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1/4的海外上市公司都是其客户(如亚信、首信)，金融业也是德勤一个重要的项目。关德铨对审计署的人开玩笑说：“你们真的很惨，没有权利选客户，任何企业或机关出了错，你们都有问题啊，避免不了审计失败风险。”

“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竟也是“五大”的一种写照。中国的会计行业要与世界接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规范化也要有人把关。“我们对于一个企业的价值，有时可以从正面来看，有时可以从负面来看。”关德铨说。并不是政府一定要求由“五大”做审计，企业本身意识到了这个需要，如果没有一个可信的审计师，他可能融资不了。而维持市值，“要有很好的财务报表，就需要我们”。德勤的咨询客户烟台一家上市公司就大发感慨，早就该请德勤做审计，因为银广厦一事他们的股价受了波动。这时候，“五大”意味着安全感。

归纳说来，“为什么人家要请我们？”关德铨认为，“第一，他们有能力但没有时间。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需要建造一个财务系统，养一批人做研究，这个能力也不是经常用到，不够人，向我们借好了，我们是专业的临时工。第二，他有时间但没有能力。企业怎么自己去做审计，你没有独立性。会计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最大的不同是，律师永远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我们则要面对企业的股东和未来。第三，他有能力有时间，但希望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有些公司要裁员，不想自己操刀。董事会想告诉管理者，不方便自己出面，只好请外面的人，经过研究报告再回来。这就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先在南方搞，请一个特约评论员来写文章，以示客观。对，我们就是扮演一个特约评论员的角色！”

几经多年波折，德勤才由衷地扮演自如的角色，“五大”也终于殊途同归。1992年，经财政部和外经贸部批准，国外会计师事务所陆续来到中国，但只可以在一个城市，而且以合作事务所的方式。与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沪江德勤是第一家。之后，“五大”逐渐被允许发展成员所，设多个办事处，并进行投资。1998年以来脱钩顺利的话，“五大”将开始新的中国之旅。据透露，在春节之前，沪江德勤的合作就会结束，德勤找到了新的合伙人，将改名字叫德勤某某。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时间表将一再缩短。

德勤总裁JimCopeland说，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各家策略都差不多，就是看谁执行得最好。一两个事情出纰漏的话，可能毁了整个企业。前几年，德勤在中国比较保守，“市场有需求的地方不是我们最有贡献的地方”，在公司工作了23年、自称globalnomad(国际游牧民族)的关德铨对记者坦承。今年德勤“要搞好知名度”，继续发挥本地化(450人不到30人是海外的)、成长快(内地增长43%)和全面服务的优势(“五大”中只有德勤的审计和咨询没有分离)。在英国，每10亿美元GDP就有40个“五大”人员，10000亿美元GDP的中国则应该有4万人，目前五家总共6000多人，八倍的成长力度仍令人叹为观止。

德勒中国业务副总裁关德铨

专业职责和公共职责

一般人或许都能懂詹姆斯·乔伊斯或普鲁斯特的小说，但是要他们读几栏数字，看几页充满专业术语和复杂公式的财会报表，可能比登天而难。历史上最经典的例子是“蓝色十杰”，在查尔斯·桑顿、麦克纳马拉的眼中，数字代表事实，是制订决策的工具，统计管制工作就能打赢战争。二战后，这群“美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把理性精神发扬到企业界，拯救了福特汽车，并把数字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和在原始人面前拿着图腾，宣告说那就是新神明没什么两样。

而在如今的大分工社会里，最本质地与数字打交道的职业就是会计审计。但公众并不了解审计，会计师的责任义务在哪里——中国过去做会计的人是“一分钱也不能少”，审计却有时说一两百万不重要，几亿收入少个零头不影响企业的决策。“就一句话，好像我们都成了做假账的。孰不知，美国有335000名审计人员，每年进行15000个审计，“其中一个错的就是安龙，结果把其他的都拖下了水”。

从业者自有苦衷。关德铨对记者说，“审计到了最后，很讲究客户的正气。如果他心怀不轨，不管你审计的流程多紧密，他总会找方法把你骗过去。如果串通了不同的人来做假，那更加查不出来。审计本身不是百分之百地重新检验所有的东西，而是一个抽查的过程，抽查就有所谓统计上的漏洞……起码我们出错的机会比较低。”但错了就要赔，“安达信可能为了几个合伙人出错，其他人都赔进去了”。因此，有限责任合伙人制起“一个保险的作用”，这才是少出错的动机，要不然连你的身家都没有了。

在“安龙事件”的众多原因中，其中有一个——“美国的会计审计太过法规化了，但不是原则化。有时候法规化得太厉害，每一个都说我守法，但守完法以后可能与理不合。”德勤认为此事最坏的结果是“保险费用要提高了”，行业名声受到极大损害。对会计行业混乱、良莠不齐的中国而言，这简直上了一堂活生生的MBA案例。“五大”仍将继续扩展，但还没到“垄断”中国审计行业的份儿。关德铨给记者出示了一份名单，78家较大规模的审计公司，前10家占市场的1/3，前20家占50%，中国总共6000多家受“五大”冲击的可能只是这78家。

作为竞争对手，德勤希望安达信能生存下去。“安达信不行的话，这个行业会受到致命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有个计算，如果低于6家同等大小的企业在某个市场竞争，那么这个市场就是短行为市场。五大已经是5家了，挨在边缘了，再少一家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垄断性，对客户不好，对我们自己也不好。这样会导致什么情况呢，你要换审计师，一家是你现有的，只有三家去挑，很可能你的竞争对手已经请了一家，就剩下两家，如果竞争对手很多选掉了两家，你就没的选择了。整个行业发展将大有问题。”

在职业精神被条块分割、沦为大生产工具的时候，“专业职责”又浮出水面。历史上，声称“打倒通用”的福特汽车曾深陷泥淖，又遭到后继无人的困扰。通用总裁斯隆跟银行商量，打算设立一个企业联合组织来支持福特。后来福特二世接掌公司，卷土重来，大举向通用挖角，斯隆不以为忤，还满心欢喜地让高级主管们“叛逃”。斯隆说：“这个国家不能让福特就此覆亡，不让福特再兴，政府就会接管，这样只会伤害通用，因此帮助福特是‘专业职责’所在。”这样就不难理解，安龙破产后，“五大”罕见地走到一起，“重新审视我们的会计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对公众的责任”。总的来说，“这个行业不能对社会有贡献，就没有人愿意付给我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