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78)

（文 / 仇国策 花生 谢志伟 凌非 徐迅雷 雨蝉 高童）

“借WTO的利好，汹涌而入的外国资本顷刻间在中国大地上遍洒火种，我们在为此欣喜之余，更要注意的是，不要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大厂房和厂房下勤于劳作的机器。”

上海仇国策

打狗运动应该缓行

北京花生

1月16日，北京某知名报纸再次登出“各地纷纷上街打狗”的新闻报道。据称南京、武汉、广东和深圳都集结人力上街。某市副市长更是身先士卒，率市政局、建设局、公安局及卫生局等多个部门的人员上街，半个月打死80余条狗。

打狗运动伤害爱狗人的心灵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某些人舍不得给爱犬上一个合法的户口呢！可是堂堂市政府官员举棒向狗，恐怕也不是一道美丽和谐的风景。

限制养犬条例自出台以来，争议频生。首先是收费问题。限养办公室的说法是，此举在于增加养狗的成本，从总数上减少狗的数量。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高收入阶层可以合法养犬，工薪族出不起钱就丧失了拥有犬的权利？而此举的真正实效，为数众多的“黑户”犬足以说明问题。另外，以每户一犬为例，一年缴纳费用起码是2000元，十户、百户、千户地叠加，这会是怎样的一笔收入？这笔收缴上来的庞大费用到底怎样使用，是否也该对关心此事的公民作一交代？其次是犬的管理问题。目前对“黑户”犬的处理办法是打死，主人违反法规的罪责迁移到犬身上，这是多么不公平。而对于拥有昂贵户口的犬，各地又都有规定：白天禁止上街，禁止乘坐任何公共交通设施，禁止出入公共场所。由此联想，数年后我们的犬只能是长年不见太阳光而拥有独特的“软骨”的新品种了。

麦当劳里赠送着名狗“史奴比”，我们的孩子读着“幸福就是一只温暖的小狗”，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给人带来温暖的狗却悲哀地死在大棒之下，它们始终信任的就是让他们绝命的人。

质疑“健康令”

福建三明谢志伟

据1月14日某报报道，大连市西岗区委、区政府日前颁发了一道“健康令”：从2002年开始，机关干部凡是该休假的休了，将给予必要的奖励；而该休假的不休假，硬撑着干活的则不鼓励。西岗区委主要领导表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鼓励机关干部自觉休假，在休假中恢复精力和体力。

看了这则报道，首先让人觉得很羡慕，大连市西岗区的机关干部好福气，连休息都有奖励。不过，再一琢磨，又让人觉得西岗区这道“健康令”的菜味道有点怪。

西岗区机关干部是不是真的繁忙到了政府不得不靠奖励鼓励休息的境地，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事实上，机关干部虽然工作繁忙，但同时也获得了国家一次次的加薪，并且，在职机关干部通常享有较为丰厚的福利保障。据此看来，“以奖促休”的做法明显缺少可让人信服的理由，此怪一。随着“健康令”的颁布实行，那些奋斗在一线岗位的职工此时心里不知该作何感想？凭什么机关干部休息有奖，他们却没有？西岗区如此厚此薄彼，又岂是一个“全机关引起了巨大反响，赢得了一片叫好声”了得？此怪二。虽说机构改革给机关干部带来了一定工作压力，但这种压力对他们的自身成长和发展可谓有利无弊。有许多机关干部尽职尽责，恨不能把一分钟当作两分钟用，以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业绩。“健康令”一出，他们怎么办？即使他们不怕“健康令”，也得提防据此可能招引来的“闲话”。此怪三。

大连市西岗区颁发“健康令”无疑是替广大机关干部的身体着想，也是一种体恤关爱干部的具体表现。但我以为，政府在行使自身权利尤其是以行政手段施令时，应最大限度地服务到每一个个体，否则可能落下挂一漏万、过犹不及的遗憾。

别让欠薪为民工“压岁”

南昌凌非

快过年了，民工们正眼巴巴地等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薪水。而工钱被拖欠，有时还在催讨拖欠工钱的过程中被人打，却成了岁末一些民工真实生活的一种写照。

据报道，新华社记者在大连采访时发现，被某公司拖欠工资，还遭到保安殴打的“被赶出来的民工住在冰窖般寒冷的汽车库房里，半米高的破床下，靠水泥地面都睡着民工。他们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吃一顿，没钱回家过年”。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在发生，河南郑州市水环路一栋在建的百米高楼上，一名民工因被转包商拖欠工程款走投无路，爬上140米高的塔吊上意欲轻生，经民警帮助火速找到转包一方的转包主写下限期还款的欠条，才算脱离危情。

用人单位的老板在拖欠问题上是有自己打算的，他们发工资就像挤牙膏，追得紧就给一点，故意不给足。一是省下发工资的这部分钱，就可增加流动的资金量，二是提防民工突然走人。有的拖欠工钱是基于下一步的考虑，如果扣压一部分民工工钱，民工来年还得为自己打工，反之就未必了。在被拖欠工资的打工者中，有90%的人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根治这种拖欠现象还得靠完善的法律法规，快过年了，乡下的小孩子也等着自己的压岁钱呢。如果他们等到的是两手空空的大人，抑或是一张被人打得面目全非的“花脸”，将会是什么感受？

匪夷所思的“可当场击毙”

杭州徐迅雷

1月17日某报的一则消息《湖北省力保春运便衣可当场击毙车匪路霸》，让我大吃一惊！消息说的是：“今年春运期间，湖北省对客车超载‘下猛药’：司机一律治安拘留15天，一律取消春运资格，一律吊扣驾证一个月，且每超载1人，罚款50元。”一个多月内，百余司机进班房，超载现象大减。警方重申：“春运期间刑警武警便衣跟车，车匪路霸可当场击毙。”那将是多么血腥的场景、多么可怖的情形！

“当场击毙”，省力是省力，方便是方便，快速是快速，也用不着“连累”检察院、法院，但在发现车匪路霸到决定拔枪击毙的短时间内，便衣们就算个个思想正、智商高、眼力好，都能保证次次作出无误判断打得对、毙得准吗？

谁都知道车匪可恨，路霸可恶，特别是那些危害深重的群体性的“公路铁道新游击队”，人民群众更是深恶而痛绝之，当然需要严打整治，但我们治安的终极追求是快速方便省力吗？从时空角度看，如果春运期间可以这样，那么非春运期间是不是可以？如果湖北可以，那么在各地是不是也可以推广执行？说不清谁有权制订对“车匪路霸当场击毙”这样的政策或规定？这样的政策出台需不需要听证？就算你有权制订“当场击毙”的政策，是依据什么法律还是什么精神？

过去式

武汉雨蝉

还是如同以往一样翻动着第二期的《三联生活周刊》，25页右上角，一行再熟悉不过的字刺穿了我的心房：来凤，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赫然于我常读的刊物之上。那是一个山灵水秀之地，如同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一样。解放这么多年来，全县多数人家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收入千元以下的家庭比比皆是。你可以说他们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法律意识，因为性还不是商品，但是活下去的希望真的就那么微不足道呢？“要想富，脱腰裤”，就真是这样的不堪吗？

同样在这个县里，属该县经济支柱的卷烟厂厂长陈某可以移民马来西亚，在县城里给岳父母留下的是百万豪宅，走之前还给州公安局某局长买到了一个高职。同样，该厂一位徐姓的财务科长与400万英镑货款一同下落不明，知情人士前年在新加坡见过他。不一而足，他们还都是冰山一角，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大鳄没有露出水面。一切都可以瞒天过海，一切都可以完美收场。一切似乎都只是过去式而已。

孙维刚老师去世

北京高童

围绕着孙老师的教学方法，有过不少争论。这种争论在他去世之后仍然没有平息。

1998年那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试图讲清楚孙老师的教学方法究竟神奇在何处，但报道毕竟不是论文。

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孙维刚宣扬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也许没有多大的市场。媒体关注的是他能让多少人上大学，家长们关注的是孙老师管得严，把孩子交到他手里放心。

但我相信，好的老师能让孩子领略世界之美，孙维刚能让孩子们知道数学是那么美丽，这就是了不起。2+2=4是对的，2+2=6就是错的，可惜，这样简单而分明的道理并不能用来阐释世界上的人。

(本栏编辑：吴晓东[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