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昱 吴晓东）
2001年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上海之行，签署了德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路透/Reuters)
随着协议的签署，拜尔公司大规模投资开始了(陶子 摄)
上海的电子装配产业已经形成规模(陶子 摄)
跳板上的跨国公司们
从上海杨浦大桥出发，汽车沿老沪杭公路走上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上海市政府1996年决定建立的漕泾化学工业区。
站在新修的防波堤上，外面是杭州湾的海水，里面工业区的办公楼已经建好，正在修建的是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场。这个还有大片半人多高茅草地的填海区，现在是全世界化工行业新的“硅谷”。
在这片总面积23.4平方公里的工业区里，拜耳公司计划总投资31亿美元的一体化化工基地的第一批项目已经开工，这是化工园区吸收到的第一笔外国直接投资。在现场协调施工的拜耳中国有限公司工程部的高级项目工程师廖桂平博士告诉记者，2002年底，正在施工的投资3000多万美元的一家涂料厂就会建成投产。按计划，紧邻的主体工程明年就会开工，预计三年后投产。
廖建平博士指着荒地上竖起的牌子说：“靠着防波堤的内侧，和拜耳一体化项目紧邻的是另一家德国化学巨头巴斯夫和一个美国公司合作的项目；在他们另一边是英国石油公司BP和中石化合作的90万吨乙烯工程，总投资都会超过200亿人民币，马上都会开工。在防波堤外侧，是一个会延伸到海里的巨型液体码头。”
在整个化学工业园区，“粗略估算一下，5年之内将会有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投资投放进这片现在还长着荒草，能看到野兔和鱼虾的土地上，”廖建平说。而按照官方说法，这个国家和上海市“十五”期间的重点项目，总投资将超过200亿美元。
这是德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随着两国总理联合出席开工仪式，拜耳也更加注重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在北京一个德国风格的酒吧里，拜耳大中华区集团负责人、拜耳中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施德浩博士送给记者的礼物是一个有勒沃库森俱乐部球员签名的足球——拜耳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座城市。这个长得有点像拜仁主帅希斯菲尔德的典型德国人，非常喜欢用中国成语来解释这个跨国医药保健及化工集团的中国梦想。
按照施德浩的说法，拜耳为今天的大规模投资而进行的长期规划已经持续了超过百年的时间，他把它叫做“120年的实验”：“关于第一阶段，我愿用未雨绸缪来表达。我喜欢这一成语，因为它很好地描述了拜耳来到中国前100年发展的情况。”这家100年前以发明阿斯匹林闻名于世的老牌制药和化工企业1882年来到中国，建立了它的两家工厂。“第二个阶段一个合适的成语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表示拜耳在中国贸易的增长，与中国政府和其他商业伙伴关系加强，以及拜耳作为中小型项目投资者进入中国。现在，拜耳在中国第三阶段的发展可以形容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施德浩说，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建设具地区或世界规模的项目，这些项目将作为我们国际生产及营销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大规模投资的计划将在2002年展开，并预计在2008年结束。”
“就投资规模而言，毫无疑问，拜耳公司计划在漕泾投入的设备将是世界一流的。只有这样，拜耳公司才能成为具全球竞争性的公司。”施德浩说雄心勃勃地强调，“勇气作为第一个因素，决定你是否致力于将全球预算的一大部分投到一个单一的项目上，勇气还决定了你是否是首当其冲将立项规模做大到很少有人敢问津的程度。”
一次性投资31亿美元当然需要勇气，毕竟对于有138年历史的拜耳这也是第一次。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拜尔在亚洲的第二大市场，2000年它在中国的销售额也只有7.4亿欧元，它的11家工厂只雇佣了1600名员工。在越来越宏大的投资中国浪潮中，它还只是一个初来者。
仅仅三四年前，人们还在争论——《财富》、《商业周刊》等经常刊登这样的读者来信——中国是不是想象中黄金遍地的投资天堂？那种“只要100个中国人有1个购买我的商品，就是多少亿美元”的想法，被有经验的外国商人认为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幼稚和空想：12亿人口与12亿消费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中国的35.4万家跨外资公司中，大概只有3成获得了盈利。
“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时间上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代。”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薛求知教授说。1992年以前是第一代，主要以港台和东南亚华人投资为主，投资小，产品销地主要是欧美市场。当时周边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太快，中国大陆恰逢刚刚开放，因为看中大陆的低价劳动力，第一代华人投资纷纷把中国大陆市场当作“三来一补”的加工地。“第二代外资的重点是看重中国市场本身，主角是真正的跨国公司。”薛求知说，从1992年以来的10年，国外投资总额和单项投资额急剧增加，大型跨国公司开始系统进入中国市场。在一些重要行业，跨国公司成功击败了主要的国内竞争对手，显著提高市场份额，甚至完全占领了市场，例如在化妆品、洗涤剂和饮料行业。
新的时代看来已经来临。“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投资热点。”拜耳公司的施奈德预计，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从2001年的410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650亿美元。这位将要于今年4月退休的CEO在他的位置上已经坐了9年，现在除了降胆固醇药“拜斯亭”闹出人命而陷入官司之外，拜耳的其他支柱——农业和聚合体业务也一直在收缩。但施奈德希望能够在中国改变一切，他预测，拜耳集团在中国地区的销售额到2005年将会翻一番。对全球销售额310亿欧元的拜耳来说，这只是小数目，或许他们看重的更像施德浩所说的是：“在中国生产以亚大乃至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国际型产品。”
当中国跨进WTO的门槛时，外国投资者开始评估新一轮的商业机会。他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已经身在中国的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吗？
拜耳肯定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例证，比如摩托罗拉公司。这家全球第二大移动电话和半导体巨头2001年12月18日表示，为了再次获利，该公司正裁员9400人，并且调降2002年营收预估5%～10%。此次裁员使摩托罗拉的总裁员数达到4.84万人。
就是这家45年来首次年度营运呈现亏损的公司，宣布裁员之前，刚在北京召开了全球董事会，宣布未来5年将投资中国66亿美元——从1992年以来，他们已经累计在中国投资34亿美元，是在中国投资额最大的跨国公司。
“摩托罗拉越来越深地植根中国，到2006年摩托罗拉将实现3个100亿：在华年产值达到100亿美元，在华累计投资总额达到100亿美元，未来5年累计采购金额100亿美元。”1月11日，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大饭店召开记者答谢会，高歌猛进的宣传短片展示着它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刚刚离任中国公司总裁职务的赖炳荣将大旗交给了新任总裁陈永正。赖是值得自豪的，当摩托罗拉在全球遭遇寒冬的时候，在中国却取代连续9年名列榜首的上海大众公司，成为2001年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从2000年11月至2001年10月，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总销售额达313亿元，比前一年度增加了32%。虽然摩托罗拉在全球范围内只是第二大手机生产商，但在中国却保持着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它在天津的独资生产基地只占在全球7%的投资额，却获得了整个摩托罗拉公司18%的利润。
对拜耳公司来说，显然也希望能够像摩托罗拉正在享受的一样，在中国成为能够生金蛋的母鸡。那些在中国老资格的跨国企业，比如摩托罗拉、汽车行业的大众、生产个人电子消费品的松下，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变化都关系到他们还能否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
“跨国公司在中国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事实上，在中国的竞争就是国际竞争。”松下中国公司公关部部长西康弘告诉记者，“在某些情况下，在中国的竞争比全球竞争更激烈，或者更为困难。”
过去的一年，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厂商日本松下作出两个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决定：2月，松下电器会长森下洋一在北京宣布，投资600万美元的松下电器研究开发(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全面开展新一代数字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未来5年内该公司的总投资额大约是4亿美元，建成1500名人员的体制；9月，松下又表示，其位于美国和西欧的厂房因为不赚钱而将关闭，未来两年，该公司将在中国投资13.5亿元人民币用于生产厂建设。到年底的12月，松下空调器事业部就实施新一轮的战略调整，将它在中国惟一的空调生产企业 -广州松下空调器公司由以生产小型空调的中国市场内需主导型向全球性战略基地转变，产量从2001年的47万台剧增到115万台，其中45万台已经订单出口以日本为主的海外市场。
“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市场，而且是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据优势的基地。”松下电器空调事业部部长木元哲说，“我相信中国制造的松下空调，将帮助松下在日本市场赢得巨大优势。”
事实上，松下中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同样是松下立足中国、面向全球布下的一枚棋子。“松下电器长期以来的中国战略一直是以建设制造基地为中心，中国在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只能算是‘初级的生产基地’。”松下电器的王舸说，“现在松下投资的实质将有很大改变，我们是要在中国打造第二个松下电器。”
据介绍，松下成立的这惟一一家公司性质的研发中心，主要课题都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前景最广阔的尖端技术：第三代、第四代移动通信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发展中，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使用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标准，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护了民族通信业，害处就是完全放弃了世界市场，如今发展到第三代移动通信，他们不可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在西门子中国公司任职的王传东说，“日本的厂商要想生存，就必须在全球市场上同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这些欧美厂商竞争。而中国，就是其同欧美厂商开战的首选战场。中国在连续超越日本和美国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讯市场，也是全球技术和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赢得中国市场，将是我们进而赢得世界的保证。”森下洋一说。
城市间的竞争
现在，沿着沪宁高速公路开车从上海到苏州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1993年，作为第一家到苏州新区投资建厂的台湾地区计算机厂商李焜耀从上海到苏州需要三个半小时。谈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选择在苏州建厂，明基电通负责苏州地区制造事务的吴清模说：“这就是老板的远见。我们看欧美的企业，很少在大城市里面的，而是在大城市100公里的圆圈之内。我们把北京、广州、上海画了一个100公里的圆圈，就发现了苏州。”
吴清模来苏州之前在明基的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工作，苏州基地的发展速度让他感到惊讶。“1998年来这里规划新厂的时候，附近还有人养猪。”吴清模说，“现在在那个地方建的新车间，投产3个月的手机生产量就是100万部。”吴说，从制造的角度讲，明基苏州基地2001年的产值大约是50亿人民币，2002年争取达到100亿。
8年前，明基带着40多个配套厂家到苏州来的时候，苏州新区没有工厂，甚至没有路，有的只是农田，所有设施都还在规划之中。如今，台商在苏州的投资总额在145亿美元左右，大约占台商在大陆投资的1/5，其中2001年是45亿美元。仅一个新区里的台湾公司就上缴了当地政府总收入的5%。
谈到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建议采访苏州市台办主任谢鸣。苏州吴门喜来登酒店，谢鸣在参加两岸三地一网通的会议以后，匆匆接受了记者采访。“一般人可能想不到一个城市的台办主任会这么忙。”谢鸣开玩笑地说，“不过，台湾投资者还是不够多。”
尽管早在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合资的苏州工业园已经建立，作为向新加坡学习浪潮的产物，新加坡园区设计和管理者想借此向中国人展示工业园是怎么管理的。但在明基决定投资苏州的时候，一定面对来自公司内外这样的疑问：“那里有机会吗？”当时，占有65%股份的新加坡一方正在威胁退出空空荡荡的工业园。1999年，控股权终于由新加坡政府和政府关联企业组成的新加坡财团转移到苏州市手里，只留下了3名新加坡国家公务员。但从那之后，包括台湾公司在内的海外投资者，纷纷涌向这个过去的丝绸制造中心。
在2001年的头10个月，海外投资者在苏州市签下了66亿美元的合同，这座城市合同利用外资的水平超过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上海相对失去了保持9年之久的领头羊地位。虽然苏州目前实际利用外资资金仍然落后于上海和广州，但那些签署的合同书还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全球经济呈下降趋势，但此刻的中国，此刻的苏州确实是地球上最炙热的生产基地之一。
甚至拥有3000多家台资企业的上海，也对苏州和旁边的昆山市成为台资的天堂感到眼红。《文汇报》报道说，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要求政府官员们向昆山和苏州学习。在上海批准一家新企业大概要花三个半月时间，而在后者只需要18天。
采访中，苏州的官员谦虚地认为，苏州的发展和苏州的定位非常有关系。“我们靠在上海的边上，有句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有一句话，叫大树底下不长草，全部给它遮住了。”谢鸣说，“上海的定位是国际性的，苏州在中心边上，全面的竞争肯定是不可能的，互补双赢是苏州定位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制造、研发都可以放在这里，充分利用上海的资源。”
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景象是长江三角区或“大上海区”走向成熟的表现。大城市把资源投入高端产品的生产和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正在上升，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建厂。同样的商业发展阶段导致了在香港周围的广东省成为巨大的生产基地，现在轮到苏州了。
与新加坡管理者为工业园所设计的5星级基础设施和5星级租金不同，接手的苏州市政府降低了土地租金，“至少要比上海便宜”。劳动力成本比上海也要低40%左右，但是仍然靠近出口商，把货物装上船或装上飞机都轻而易举。被运河包围的苏州城已经拥有两个工业园区，每个园区都有出口处理中心，在货物仍然放在苏州时就允许报关，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能够在两天内运出工厂，送上飞机或装进集装箱。
除了这些便宜和便捷优势之外，阿尔卡特移动电话部的法国主管补充道：“相互吸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家法国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家投资8000万美元的工厂。由于诺基亚、阿尔卡特和飞利浦都有工厂位于苏州，所以来这里的供应商非常多。此外，招聘经验丰富的员工也毫无问题，不管是工程师还是生产线的工长，很多人已经为该地区的的其他电子公司工作过。
“1999年，苏州市计算机产品的出口首次超过了传统的纺织品产业。没有明基的进入，这个产业链不可能发生。”谢鸣强调，明基来的不是一家企业，“我们把它作为旗舰，用它吸引别的IT厂家和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沿沪宁高速公路，苏州已经有了四五百家电子企业，产业集中度高，形成了明显的部落效应。
“要建设世界制造业重镇，要有好的企业、规模和品牌，要想吸引和留住那些世界规模的企业，必须像苏州的双面异样绣那样，一面是文化传统，一面是现代的操作方式。”谢鸣说，如果不能做到产业体系、服务系统、人才支撑系统和创投机制都足以支持外来企业不断扩展的话，“我们说，泰国的今天可能就是苏州的明天。”
尽管苏州市官员努力强调与上海的“合作大于竞争”，但这两个距离100公里的工业化城市不可避免地在吸引外资方面经常存在竞争。苏州的新目标是芯片制造商。三星和日立已经在工业园里制造芯片，而飞利浦半导体正在投资建造一个10亿美元的晶片加工厂，硅谷里老资格的仙童半导体公司正在筹建另一家工厂。在这一点上苏州显然是打算直面上海的，从1995年开始，上海就计划建造一个大规模的芯片中心，这次改由上海去吸引台湾的芯片制造商。他们的对手还包括天津、北京和广州。不过，这个目标也有极大风险。由于全球芯片市场急剧下滑，飞利浦最近临时停止了苏州工厂的建设。
与苏州和上海相似，城市之间尤其是相邻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在中国雄心勃勃的地方之间展开，比如北京和天津，比如广州和深圳、青岛和大连。1994年，天津市在塘沽附近成立了滨海新区，其中包括中国最成功的开发区天津泰达开发、最大的北方港口天津港和中国最大的汽车进口口岸天津保税区。这个新区GDP占全天津的三成多，出口占到54%。但近年来不断有提议：将滨海新区划归北京。毫无疑问，首都北京试图“偷偷挖走”资源和投资者的行为，是天津政府最感到头疼的问题。
“事实上，天津港已经跟北京港差不多了。”天津港务局宣传部王广荣主任介绍说，2001年11月，天津港吞吐量突破1亿吨，跻身世界港口20强和中国四大亿吨港之列，这1亿吨中，除掉4000多万吨煤外，每年进出口集装箱200万箱，货源地或目的地是北京的占很大比例，北京的商品绝大部分由这里出口。
据王广荣介绍，天津港的基础设施和机械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这座人工开挖的港口如今已经全天候停靠10万吨货轮，15万吨级可以乘潮进港，他们计划到2010年20万吨巨型货轮可以自由进出。“目前天津港依然存在货源不足问题，一个星期只能保证一半时间满负荷。”王说，“但我们仍在每年投资10多个亿扩建改建码头，可以肯定，中国加入WTO对港口是巨大的利好。港口必须超前建设。”
如果单纯从货源考虑，天津港归属北京应该获得更大的利益，迄今为止，天津通过港口的进出口并不太多，但天津也在抓紧时间扩大“天津制造”的力量。2001年11月，天津泰达开发区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题为《到中国淘金》的4页广告。这片16年前以每平方米1.5元买下的盐碱滩，现在聚集了15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和3300多家外资企业，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每平方公里诞生70多亿元的产值。
“项目是生命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勇强调，“引进一个，就能带来一串，辐射一片。”为了获得项目，他经常亲自坐上谈判桌。让李勇感到骄傲的是，2000年，美国《财富》杂志将这里评价为“中国最受赞赏的工业园区”。以这个地区为基地的公司，拥有全国最高的赢利能力，它们的利润率是12.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多。摩托罗拉就是天津开发区最好的金字招牌，它在中国的34亿美元投资中有30亿在天津开发区内。
“跨国公司大量聚集于一个城市，不但是这座城市开放度和繁荣度的直观标志，而且可以大大提升这个城市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棋盘上的地位和份量。”研究中国经济的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这种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但对外商有巨大的吸引力，也使地方政府的工作真正获得改进。”
优惠的条件增强了跨国公司投资信心(陶子 摄)
苏州市台办主任谢鸣(陶子 摄)
明基是苏州台资企业的旗舰(陶子 摄)
苏州明基电通制造总部总经理吴清模(陶子 摄)
中国制造的威力
作为世界工业制成品市场的后来居上者，中国正快步进入市场的各个方面，成为越来越令人注目的竞争者。中国已经成为抢手的世界制造中心。中国拥有大量受过高中教育的年轻工人，他们每天的收入大约只有不到20元人民币，每年还以百万计的数量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很多大学和研究所正在培养训练有素而工资较低的工程师。中国的工业用地在世界也属于最便宜行列，即使在上海，每平方米也只有25美元，是吉隆坡和曼谷的一半，比日本工业城市横滨便宜60倍。
在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电话服务、港口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是发展中国家最好的。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也高得出奇。“有时候十多天内就能审批完新工厂的必要手续，这在泰国、马来西亚等竞争对手那里是闻所未闻的。”世界前五大笔记本电脑OEM厂商之一台湾联宝北京办事处的陈丰真说。她感触最深的是台湾报纸一篇报道里塑料大王王永庆讲的事例：王到宁波考察，与当地市长会谈，一位副市长，同时也是哈佛毕业的博士，亲自担任记录。当天谈判到深夜才结束，但第二天一大早，一份打印成册的会谈纪要已经交到王永庆面前。王永庆的弟弟王永在过去一直反对到大陆投资，到大陆转了一圈之后，却成为扎根大陆最积极的鼓吹者。
更好的政府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新的砝码。“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成功，实际上是天津市和天津市民的成功。”摩托罗拉全球副总裁、摩托罗拉中国公司首席代表王武小珍对天津开发区的现代化管理印象深刻，“我去年去天津，看到他们新盖的管委会大楼，里面把所有面向企业的服务全部包容进去，我说这里只差一个海关了。他们说‘对’，现在旁边正盖的就是海关大楼。”——现在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大楼相连的海关大楼已经投入使用，即使在周五下午5点多，管委会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先后下班，海关门前仍然熙熙攘攘。
中国的支柱行业发展良好，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补充和配套体系，这也是东南亚和拉美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过去是来自港台地区、今天由私人企业开办的中小企业，使得大公司很容易建立供应链。”荣邦制造——一家制造婴儿推车和超市推车的台湾公司总经理陈文森说，“你打个电话，第二天零部件就送到了你的工厂。”
“大陆海岸线的轮廓就像一张弓，海岸线后面的上海和长江就像一枚箭头，可以射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陈文森说，“我想，台湾的下一代都将在大陆工作。”
Intel inside和made in china是当代全球经济中给人最深刻印象的两个象征性词汇。随着世界经济减速，利润大幅滑坡，在竞相削减成本的赛跑中，跨国公司们都在重新寻找成本最低的制造基地，生产从服装到移动电话到电脑无所不包的产品。在他们做完数学题之后，最佳地点往往就是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上百万有才华的工程师和良好基础设施的中国。2001年9月，中国外经贸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王志乐教授在《2001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一书中，正式提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与普通工业品的制造中心，在工业化以来的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依次扮演过世界工厂的角色。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一些行业对外资进入门槛的取消，和国外对中国产品进口配额的限制逐步瓦解，中国将继续扮演这个最抢手的角色。
“但是我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国内有观点称，入世后中国经济将受到强烈冲击，成为别人的加工厂会危及国内产业的发展；国外舆论却认为，中国极具竞争力，甚至会成为一种‘威胁’。”王志乐说，“中国把别人当作狼，别人把中国当作狼。”
王志乐供职的研究中心，访问过几百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及中国地区的业务代表，“他们认为中国近年发展十分迅速，竞争能力在不断加强，他们甚至会问：中国会不会成为一种威胁？”遭受打击最大的是东南亚，10年前，东盟获得了亚洲除日本之外一半的外国投资，而中国只有20%，现在数字颠倒了过来。美国、日本都有人重新拾起了中国威胁论。日本贸易总商会作的调查显示，在中国设有工厂的日本企业70%多对中国入世和中国制造表示欢迎，但日本国内企业只有20%多持积极态度。
“许多国家之所以将中国看成一种威胁，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弱势产业与中国强势产业相比较，正如中国用自己的弱势产业与国外的强势产业相比一样。”王志乐说。而且，中国内部的困难被低估了，“中国正面临的环境、水资源、贫富差距、能源等问题，以及改革过程当中存在的风险，这是国外相关人士难以给予充分考虑的。”
“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其实是非常惊讶非常称赞的，并不是从反面来看。”专门研读过2001年《日本贸易白皮书》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钢明博士说，日本70年代就是依靠制造业打败美国和欧洲的。“他们从内心里其实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一个积极的民族不会惧怕挑战。”袁的一些日本朋友告诉他，日本人其实明白，中国制造实际非常符合目前处于困境的日本的利益，“用低廉的价格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稳定了日本滑坡的经济和企业。”
但是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也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从农产品到服装、电视、冰箱，从日本、韩国到欧美、拉丁美洲，低价的“made in china”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管制和诉讼。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对我国产品发起了470多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商品4000多件，中国每年因此损失上百亿美元。
尽管很多人喜欢谈国际贸易的双赢，然而，双赢的理想主义即使不会让位于独赢的现实主义，至少也要以争取独赢为基础。连双赢一词的主要传播者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也承认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反倾销无法避免：“即使成为WTO成员国后，这种情况不会马上改变，因为要15年以后才会把我们当成市场经济国家看待，认为我们成本和价格确实是市场确定的。”
更多中国人的担心是，给跨国资本做加工厂是不光彩的，没有出路的，甚至会因为过度依附而给整个国家带来危险，像东南亚和南美发生的危机一样。中国竭力吸引外国公司。外资公司可能已经占中国GDP的20%，从中观行业划分，中国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电视机、摄录像机制造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份额为67.7%，方便食品制造和肥皂、洗衣粉等，分别为87.7%和89%。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经济体有如此高的外资水平。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并在该地区造成严重的持续性的影响，深层原因是该地区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和该地区与经济的依附性。”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研究院的副院长齐国强指出，东南亚国家在80年代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面向全球经济的出口导向的战略基础之上的，形成了强大的出口加工能力，并以其外向型经济从国际资本循环中受益，“但出口加工业处于全球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大量集中了劳动密集型和半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全球经济中这类产业不易于技术的吸收，导致了东南亚地区产业升级迟缓，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类似的情形我们从上海大众十几年如一日生产久已过时的桑塔纳不难看出。
面对这种经济依附性造成的问题，东南亚国家，比如泰国，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允许和引进了大量的短期流动资本、热钱，造成了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脱离，为国际投机资本趁机而入打开大门埋下了隐患。“从更加深广的背景上看，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是一场产业的结构性危机，并证明了在当代经济中依附性的缺陷和危害。”齐国强说，“虽然不能说亚洲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经完全失败，但确实应该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尤其是我们的大多数开发区都提出了以制造业和出口创汇为主体的思路。”
担任着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朱民也认为，把自己定位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造，而且面向世界的全球化生产基地，这是中国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是有很大风险的。最大的风险是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以贸易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模型，如果你的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这种模式是脆弱的，是经不起冲击的。”
但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钢明博士不同意把中国与东南亚相提并论。“我们跟东南亚不一样。”袁说，“他们只是出口加工基地，跨国公司只用当地的劳动力，不与国内市场发生接触，技术扩散很少。而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都看重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的产业也足够齐全，每个跨国公司都有国内企业相竞争，培育出了市场和大量的技术人员、白领和企业家，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已经恰当地抓住自己所处的位置，事实证明，只要硬件产品技术标准化，流水线作业，优势就变成中国的了。”袁钢明说，“中国有的行业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它还会慢慢又出现，只要他们发现跨国公司的利润很高。冲击大，扩散越厉害，进展也大。”
去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袁钢明曾经帮助中央电视台策划过一个节目，请来4位国内著名企业的老总，问他们一个问题，是用自己品牌去打，还是用别人的品牌，给别人打工。结果4位企业家都选择后一个。“他们非常清楚能做什么，还不能做什么。而经济学家总是选择理想化的东西，号召大家打自己的品牌，搞研发。但打自己的品牌风险是非常高的，高到需要几十倍的投入。索尼公司每年的开发费比长虹公司的总产值还高。还不如把钱投在标准化生产的大批量上，能够很好地接住这一棒。”同样是经济学家的袁钢明批评道，“现在我们刚刚有把厂长当好的苗头，经销商开始承认我们，有时候定单还经常跑，不想怎么把厂长当好就想当老板，到时候资源就会流到其他国家去，那才是我们的悲哀。”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我们大家都相互依赖。”塞缪尔·约翰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全球化的导言。在资金、技术、信息和商品以空前速度任意流出国界的大背景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深远地步，以至于“此胜彼败”的法则很可能最终伤及自身。就像美国经济的灾难正在给全世界包括中国带来衰退。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反驳美国劳工组织对“日本制造”的控诉时写道：“万一外国人主宰了一门技术，那又怎样呢？那不是产量有限的商品，要么我们得到，要么他们得到。如果美国人也想分享成果，他们需要一棵树外部枝条上的研究、设计和制造中的直接经验，但并非一定要在他国劳动大军已占据的相同枝条上竞争。”
显然，美国人、德国人正在这样做着，日本人也在学习为了生存的宽容。对于中国的问题是，它目前所负责的枝条位于树冠的下端，更多地负责为整棵树供给给养而不是开花结果。用一种不太准确的描述，中国现在像一条看不到头的流水线，非常壮观，利润也非常薄，薄到别人做一定垮台的地步。其实，以中国目前情况也只有这样，虽然产品交给老板可能会转身一变身价百倍。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威力。
可以想象，10年之后，会有一些中国城市，跻身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全球化车轮的旋转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体系的格局，过去是某些国家位于中心，而今天的中心更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联邦，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全世界的某几个城市。在最近的20年中，大批的中小城市和县城趋于破产，投资的集中将会继续加剧马太效应在中国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蔓延。如果不能抓住资本传来的接力棒，不仅永远处于边缘，和你的身旁都可能越来越远。
足够齐全的中国产业结构为外资进入创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佚名 摄)
天津港的基础设施和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是天津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和中转枢纽(焦永普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