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样板”惹的祸

（文 / 郭小力）

谷文达的作品与展厅的气派

学生的作品也可入展，这也可以说“革命者与被革命者欢聚一堂”

开幕·幻觉

成都在西南地区是个非常有文化幻觉的城市，从绘画艺术上说，成都有架上画的传统。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有许多四川的优秀艺术家。1998年中国私立美术馆之一的上河美术馆出现，并举办了一系列有标准的学术展览，在成都和全国艺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2000年在政府支持下，成都现代艺术中心落成，同时举办了国内大型展览《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2001年12月15日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在成都现代艺术馆开幕，这是继《世纪之门》之后成都现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又一个大型展览。除双年展还有12月14日的《2001成都当代艺术汇展》，12月16日羚羊画廊举办的展览，12月16日上河美术馆馆长陈家刚出资举办的《工作之间》，艺术家岳敏君、方力均、叶永青的版画展等几个外围展也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是西南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

此次开幕式似乎非常隆重，成都市政府、海内外中国艺术家、中国主要美术学院院长、美术馆馆长、学术主持人、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国内外媒体等众多人士“欢聚一堂，频频举杯”。

成都双年展是今年艺术展事的最后一个热点，在开幕酒会上，现代艺术馆馆长邓鸿说，举办成都双年展的目的是要为中国本土艺术家搭建自己的平台，并且要超过国际威尼斯双年展，可谓踌躇满志。其踌躇满志还表现在题目上——样板·架上。

都是样板惹的祸

展厅太大，在每一幅作品前人们只能匆匆经过，无暇关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吴山专、杨诘苍，还有古文达的作品。大概是在国际上做的展览多了，对展览空间的认识不同，依然保留着“八九大展”的抢戏作风。尤其是古文达为作品现场加了一个舞蹈，确实引人注意。在这样的现场气氛下，更多人是带着一种参加“PARTY”的心态来，展览之后，许多艺术家都汇集到玉林西路的酒吧，他们似乎更喜欢在一起喝酒、聊天，对这个展览本身的评价却大有差异。

旅法策展人费大为直言：“这个展览，样板不是样板，架上不是架上，更像一个折中的结果。这种矛盾和妥协在当代美术中相当引人注目。”批评家贾方舟说：“艺术不需要样板，如果能够找得出样板画，结果将是非常糟糕的。”

也许真正的问题出在别处，批评家栗宪庭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展览模式。国家没有能力来办全国美展，现在商人来办，终究它还是一个全国美展。一个赞助商来担当展览的主席，这很奇怪。金钱、权力、艺术，所有的问题都混在一起了。而当代社会强调个人感受和自由，个人的意志和独立精神，艺术尤其如此，不需要什么样板。

最终，出钱的双年展主席邓鸿被批评家李小山指责为“金钱霸权，强人意志”。

“革命者与被革命者欢聚一堂”

双年展的这种模式是从西方引进的，财政支持方式的建立有一种迫切性，上海、广州的双年展，实际上是在朝正规化迈进。但就像周春芽说的：“世界美术史是一点一点变过来的，从古典艺术到浪漫主义艺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每次具体变化都是很小的变化。行为艺术也是一点一点变过来的，最早的行为艺术是在奥地利，当时所有的行为艺术家都被抓起来了。所以说，它有个历史，是慢慢介入的。”

就像中国社会中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共时共存一样，这个展览也是“革命者与被革命者欢聚一堂”。

最不以为然的评价称这个欢聚一堂的双年展是个大鱼市。

通常我们对当代展事的期待是要求它有一个主题，对社会文化有所发言，能成为一次具有社会效应的艺术事件。也许这在国际化语境中是恰当的方式，但在艺术界多年的持续努力中，这种艺术事件的社会效应并不十分有效，而“大鱼市”倒有了范围不小的响应。

妥协还是过渡

成都双年展将持续到2002年1月5日。虽然这个展览有那么多的人不以为然，有人说，这个展览是一个彻底的妥协，投资人妥协，策展人妥协，艺术家妥协。投资人只要能够承办展览就可以，策展人只要能够参与策展就可以，艺术家只要能够参展就可以。但这也许正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不是艺术家、批评家们的理想所能左右的。可能实际情况本来就是金钱、权力、艺术混在一起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能免俗，艺术本来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关键是艺术家在其中的作为。

当这个展览出现了许多不同声音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一位叫“一休”的网友发了一则帖子，他摘引福柯的语录给成都双年展：“可以理解，有人会悲悼目前的真空，试图在理念的世界中继续追寻另一种专制。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一旦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现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我相信这些人绝不会哀叹(更不会漫骂)这个世界是一个谬误，不会哀叹历史上充满了无足轻重的人，不会喝令别人住嘴以使自己的责难之声被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