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奥运追梦人

（文 / 李菁）

(Newphoto)  

北京变了

以一般中国老百姓的眼光来观察，与1993年的申办相比，2001年的北京底气更足，也更“洋”了。其实这次申奥的主要人物还是那些“老”人——代表团的陈述人何振梁、邓亚萍、杨澜、楼大鹏都参加过1993年的申奥，8年过去，是中国和北京变了。

“从我个人感受上讲，两次申委的变化更反映了国家的进步。”何振梁这样回忆：“我感觉上次申办更‘累’一些，这种感觉并非因为我的职务发生变化。1993年的申办，我要花很多时间来拧国内一些观念和做法，具体到怎么送文件、怎么陈述等，我都要一样一样地教。但这一次，整体的申奥团队很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上次。大环境的变化是我体会最深的。”

相对于1993年，这次北京申奥其实悄悄地发生了许多变化：早期的申奥活动不再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将老百姓的情绪撩得高涨；这次申奥不鼓励群众捐款，不再像8年前大肆宣传企业、个人为申奥捐款的“事迹”；奥申委的智囊团多了环保人士、大学教授，也有形象策划、公关公司的顾问。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更多了，团队组成也更加多元化了。

官员们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市长刘敬民表态：“北京申奥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关活动。”在许多场合里，我们见到北京的官员们大大方方地站在镜头前，诚恳而耐心地回答记者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面对西方记者最爱提的“人权”、“法轮功”问题，也没有回避。

由于申奥程序的改变，许多有投票权的委员并没有机会到北京。对外寄宣传品便成了“推销”北京的最好方式。何振梁说：“国外其实存在许多对中国不了解的地方，我们的宣传目的就是要打消他们的误解，投北京一票。”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政治问题”是西方记者很愿意“打”的一张牌。北京学着慢慢淡化政治色彩，尝试着用一种轻松、自然而富人性化的语言同世界打交道。奥申委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在第一时间内对外国记者的采访要求作出回应，这些外国记者对北京申奥的采访也没有受到限制，这在以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对方连看你的兴趣都没有，你印再多的宣传品有什么用？”要参与到国际大家庭里，必然要遵循别人的游戏规则。道理简单，但推翻许多固有的观念，也并非那么容易。何振梁坦诚地说，“我们国内一些人的思维还没有扭转过来，老是坚持过去的一套。”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在给国际奥申委委员发放的宣传品上，头条赫然是我国成功发射火箭一类的消息，但是对需要给中国投票的委员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今年2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到北京考察时，又有入主张登一篇领导人的讲话以示欢迎，讨论的结果还是以一封朴实自然的欢迎信的形式出现。这类小事看似简单，但身后更是一种观念的变化。

中央乐团少女合唱团在莫斯科喜极而泣(王遥 摄)  

北京申奥成功代表团成员欢呼(王遥 摄)  

申奥背后的故事

1993年的口号——“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的口号曾招致许多人的批评，而“这次的申奥口号——新北京新奥运，气魄就不一样”。

何振梁先生告诉记者这次申奥口号背后的小故事。“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一致认可。大家认为，北京和中国经过20年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北京新奥运”正凸现了这种变化。但是对其英文的译法——A new Beijing for a new Olympics，当时颇有一番争论。“new Beijing——‘新北京’很好理解，可new Olympics(新奥运)别人会问，old Olympics是什么样子，你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new Olympics呢？我觉得很难明确地表达这个意思。我提出来，外语不要求机械地译‘新’的意思，干脆就叫‘Great Olympics’。Great，不是单纯的伟大的意思，它包括了一切美好的东西，有一个气魄在里头。”

如果让中国老百姓选择一个能代表中国或是北京的事物，大多跳不出长城或熊猫等传统思维。所以当以传统的“中国结”为创意的申奥标志初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大多一愣，然后会情不自禁地点头叫好。为了这次申奥标志能凸现新意，除了发动社会力量、美术院校这两种传统方式外，奥申委采用国际惯例，让专业设计师竞标，真正的专家当评委。

“那天在市政府讨论，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但是我一看仍不满意，不是长城、故宫就是天坛、龙，大家都觉得太落俗套。但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当时所有的“存货”已展示完毕，仍没有让大家“一见钟情”的作品。这时，工作人员“孤注一掷”，将最后一套——一个刚设计完的草图作为预选方案拿进来，“我眼睛一亮，对身旁的袁伟民说，这个不错。它很动感，像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既把中国文化表现出来，又有奥林匹克的五种颜色，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何振梁说，换到1993年就产生不了这样的构思，即便有，也不一定采用。设计者陈绍华起初还犹豫是否交这个图案——他对奥申委能否接受他大胆的设计有些疑虑。他的最终感受是，北京奥申委“比我们想象的更开放、更现代”。

谁为2001年北京的申奥拍宣传片呢？在一次讨论会上，何振梁先生提起了美国有名的制片人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拍的很多片子都得过奖。1993年他自告奋勇为北京拍宣传片，当时的两个片子，都是他拍的。”在1993年蒙特卡洛的陈述时，第一个片子得到好评，“但第二个片子，应该说是失败的。当时很不满意，到了蒙特卡洛还想修改，但是已经来不及”。

2001年北京再度申奥，格林斯潘也愿意再为北京拍一个片子，而刘淇市长则建议张艺谋来拍，因为“他的画面在国内属一流”。但最初，张艺谋其实并未得到百分之百的信任票：“坦率地说，我对张艺谋能否搞好这个片子是有疑问的。

格林斯潘曾与何振梁有过一次交流。“格林斯潘问我：‘何先生，请您告诉我人们最想知道中国的是什么’？我说，‘你应该突出中国人民。硬件都是相似的，真正区别于他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和平和世界友谊的热烈追求。’他接受了我的意见。”

没多久，经过许多修改后，张艺谋的片子也拍摄完成。与格林斯潘相反，张艺谋的片子气势庞大，何老的看法是，“张艺谋的片子，应该说改得很好，运用到许多声势浩大的鼓队、喜悦的人群，最后以三大男高音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戛然而止，把情绪调动到最高潮，的确有画龙点睛之效。”

1993年的一瞬间(Cnsphoto)  

奥申委“原来担心两位大师合不到一起，等到见面后，发现两人惺惺相惜。”最后拿到莫斯科的一共是三个片子，格林斯潘的影片作为第一陈述片，主题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北京电视台拍的介绍场馆建设的片子为第二陈述片；张艺谋拍的无旁白的、反映全国人民对奥运急切盼望的心情的片子作压轴。

“当时在讨论中，是以张艺谋的片子结尾，还是以我的陈述结束，有过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以张艺谋的片子结尾，担心给人一种‘中国来了’、咄咄逼人之感；另一种认为，应以我作为委员交心、沟通，发出理性与感性并重的呼唤‘投北京一票’来结束。最后的决定是，在奥申委官员以及邓亚萍、杨澜的陈述后，由我陈述，最后以张艺谋的片子结尾。现在看起来，效果不错。”

“中国现在的气魄已经不是当年——‘你给我吧’，现在是‘我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我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做自己的贡献’，这是心态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不是刻意追求能得来了，它是国家发展后很自然地形成这样的社会心理。”

“7·13”，完美之夜

从口号的确立到申奥片的拍摄到最后的莫斯科陈述，北京的每一个举动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在出谋划策。“7·13之夜”更是这种国际化合作的完美展现。

作为中国申奥代表团的陈述司仪，何振梁先生在那天的总结性发言得到了许多人的好评。谈及这段陈述的形成，何老说：“应该说这是个集体创作。首先大家讨论用什么样的基调说话，决定后由美国专家和中国专家分头起草。我当时看了许多稿，都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最后，干脆把它捏成一个，我再加上自己的语言，意思就出来了。”

何振梁向记者透露，“第一句话是美国人起草的，但在后来几次讨论中，有人提出意见要删掉，我说不能删。我坚持这个开头要保留，结尾用了我自己的话：‘请你们相信，7年后的北京，将使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在“决战莫斯科”之前，作了很多演练，甚至眼镜放在鼻梁的哪个位置都有讲究，以使这次陈述达到最佳效果。何振梁向记者透露，在国内并没有太多时间演练，但的的确确在演练时“曾把自己感动了”，不过“我最反对的是拿出一副演讲的架式来。人本来是自然的人，应以本色示人，我本着既不高昂又不低沉，平实交心的原则，把我的真情和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传达给这些委员们。”

于是7月13日的莫斯科，记录了这段铭刻于史册的声音：

——“主席先生、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选择北京，你们将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奥运会带到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让十多亿人民有机会用他们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

——“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在莫斯科的投票之夜，中国代表团一出现，不仅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也让全球亿万观众领略到“新北京”的风采，其中，何振梁先生真诚又大度的表态更为中国代表团的陈述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何老后来告诉记者，当他以台上作最后陈述时，观众席上的一位女士居然大喊“BRAVO”(意大利喝彩的意思)，何振梁后来知道，这位女士是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组委会的副主席，她自己听到那些话，实在是情不自禁喊出来的。陈述结束后，很多委员过来告诉他：“振梁，你的话直接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你内心发出来的。”另一个委员也说，“我听你讲话的时候，我的嗓子哽住了”，何振梁说，许多委员经历了多次申办场合，对许多程式已很漠然，这样热烈的反馈也是少有的。

国际奥委会的一位委员坦率地说：“我上次没有投北京的票，而投给了悉尼，主要的担心是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有不确定之感，特别是当时邓先生年迈，我担心以后政局会发生改变。但是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我错了，我这次要投北京一票。”何振梁说，这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7·13”之夜，何振梁带着他的“中国队”，终于圆了追逐已久的奥运梦。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奥运之父”的何振梁再次流下热泪，不过，8年前流的是苦涩，今天流的是欣喜：“北京申奥成功，我此生无憾。”

申奥标志设计师陈绍华走上街头(Cnsphoto)  

（陶子 摄

“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何振梁访谈

记者：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筹办2008年奥运会，您认为我们现在主要的差距在哪儿？

何振梁：对国际情况的不了解是最大差距，一些旧观念、旧传统太根深蒂固了。奥委会的工作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而是必须与国际打交道。我们的作用是为国际交流提供一个好的舞台，但是怎么搭舞台，怎么布背景，提供什么样的道具，不是我们说了算。在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摩擦和矛盾，但如果能处理好这个关系，也就是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的一个好机会。

昨天我参加了组委会执委会的一次会议，有的部门还是那种衙门作风，我提了些意见。刘淇市长也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何部门都要放在世界环境里，要经得起世界标准的检验。”我们一些人的思维应该发生一些改变了。

记者：您现在主要在做哪些工作？

何振梁：有人问我，北京申办成功了，你怎么来得少了？我也开玩笑说：我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申办成功了，我要逐渐淡出。我现在的心愿，一是把国际奥委会文化教育委员的工作做好，让体育与文化教育的结合更扎扎实实；二是申办成功，意味着我们全面登上了世界舞台，从此中国要登上世界体育舞台的中心，需要更好的演员，要有一些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有能力、有影响的人才。我现在的工作是协助做好这些事情。我希望2008年奥运会真正成为奥运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届时我将完全淡出。

记者：这次对奥运举办城市的投票中，北京与第二名有35票的差距，这在奥运史上意味着什么？

何振梁：“7·13”后，有位研究奥运史的学者写信，除了祝贺外，他提出，35票的差距也开创了奥运史上的一个纪录，过去最高纪录是24票。这说明北京是众望所归。

北京成功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美国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前些日子罗格主席(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告诉我，他在美国见了一些跨国公司的老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莫斯科的决定是一个很好的决定。11月下旬，罗格会见了美国的布什总统，布什表示：“2008年奥运会给了北京是一个恰当的决定，我表示支持。”

记者：您认为，从长远看，奥运会将会对中国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

何振梁：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国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一个契机，也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进步。我们决不能仅仅看到商业上的利润与机会。奥运带来的更是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一个里程碑——像中国加入WTO 一样，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频繁，中国将更加融入到世界环境中。当然，其中仍会有摩擦、有矛盾，但是这股势头不可逆转。中国再不可能回到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的状态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

加入到国际社会，我们也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应该说，中国对外国的不了解，小于外国人对中国的不了解。但是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还没有扩大到对国际规则的理解与运用上。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对国家有强烈感情的人，国内的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常常让我很反感，有时也很无奈：有些事情为何那么难解决？为什么有时候出那么多问题？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必须得抓紧！我们的问题不是时间太多，而是时间不够！

何振梁走下飞机与荣高棠拥抱(胡铁湘 摄/Photocome)  

何振梁的奥运人生

体育之路的原因——“阴差阳错”

多年之后，何振梁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自己走上体育之路的原因——“阴差阳错”。

“我完全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第一次接触。”1952年7月，何振梁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这次“全世界人民的大聚会”让23岁的何振梁感觉“很新鲜”，而给他留下更强烈的印象是“里面充满了政治”——当时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足球比赛，因为南斯拉夫处于被共产主义阵营开除的状态，运动员之间的火药味很浓；美、苏两个大国的篮球比赛更被看成是两个阵营的较量，一直到最后一秒钟才由一球定胜负。中国的参加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性出场，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下，所以作为翻译的何振梁当时接到的通知是去“执行任务”，而此时他尚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

如果说第一次是在糊里糊涂中接触到了体育，那么第二次的经历则让何振梁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1953年，何振梁作为翻译参加罗马尼亚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联欢节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吴传玉获得仰泳金牌。当时中国在国际体坛上基本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这块金牌出乎许多人意外，中国的国旗、国歌都是现找的。

“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第一次体会到，体育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民族感情的升华，有如此独特的魅力。”

此时何振梁以团中央对外联络部翻译的身份参加了大量外事活动，但内心，他对这项工作充满了疑虑。忆及当年，他微笑着“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是一个好干部，我不安心做翻译，觉得一个翻译嘛，无非是你讲什么，我翻译什么，缺乏创造性，完全限制了我的个性发展。遇到高层领导当然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但遇到一些不怎么样的人、翻译不怎么样的话时，很痛苦。所以我不愿做翻译，一心想到建设第一线去。”这年年底，出身于震旦大学电机系的何振梁被调到二机部。

“到了二机部以后，尽管我努力学习，但大学里给的电机知识太笼统、太理论化，与实际毫不结合，所以基本上又是从头学起。当时让我跟苏联专家在一起，专家发现我写的字母比较漂亮，工厂的电机设备的账，我写得清清楚楚的，他尽让我干这些活。这跟我想象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加上我在二机部老被借调还是当翻译，老踏实不下心来深入下去，最后想干脆还是回团中央。”

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何振梁开始从事体育工作。1954年底，何振梁在二机部被团中央借调，参加由吴学谦带队的国际农村青年大会。转道莫斯科时，在火车上遇到国家体委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司副司长张联华。国家体委当时成立不久、需要大量外语人才，何振梁被推荐对象。张联华曾向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专门写了报告，爱才心切的贺老总又亲自写信给当时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要人。而赵尔陆是贺老总的老部下，只好同意放人。

这个消息让那时充满革命豪情的何振梁十分沮丧：“当时我有一个很狭隘的观念：只有在工农生产的第一线才是为国家实实在在做贡献。尽管我不在生产第一线，但至少也是在工业部门。让我到一个只有蹦啊跳啊的部门，我的确不太愿意。部里也没办法，说这是贺老总的意思。那时我刚入党不久，讲服从组织命令，我不得不勉强地来到国家体委。”

何振梁后来还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人才纠纷”。外交部几次想调何振梁过去，国家体委提出：用外交部的三个翻译来换这一个。等到外交部的三个人来了，体委还是不同意。1964年，何振梁被借调去莫斯科参加党的会议，一次陪同周恩来参加完一个外事活动后，总理让他一起去小食堂吃饭，贺老总、乔冠华都在。乔冠华当着总理的面提起这事，以为贺老总不会驳面子，谁知贺老总回答得很干脆：“你们外交部需要人才，我们体委就不需要人才？”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

忆及此事，何振梁笑笑说：“人生的机遇很多。如果当时还在工业系统，也许从机关到车间、从车间到工厂，我也不知道会怎样。如果外交部调成了，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又是很难想象。不过已经选择了一条路，就再也不必回想。你就走好它，走到一个最能发挥你的人生价值的极限。”

“不可收买的人”

1955年2月，何振梁调到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国际组，分管国际奥委会方面的工作。5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这也是新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参加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当时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体育教授董守义，何振梁负责陪同董守义先生。“那时台湾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一次纯粹的政治任务，尽管我是作为翻译身份去的，实际上却要求我帮助掌握会场情况。这对我一个年轻干部来说，是一个不轻的担子，要独立处理重要的政治问题。”

当时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特别紧张，就在会议的前一天，团长荣高棠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因为台湾问题已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担心，中国代表团言行如果太激烈将有被开除的危险，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未能充分表达中国立场的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严厉批评。对此，46年后何振梁仍记忆犹新：“这是我记住一辈子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在涉及国家根本原则的问题上，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都要服从于这个最高原则。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我没犯过任何错误。”

1965年，何振梁升任国际组织处处长，国外身份是亚洲新兴力量运动委员会秘书长，那时他仅34岁，便已到国际舞台上独立处理各种复杂的难题。“也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看来这一辈子离不开与语言打交道的工作了。”

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次年，中国参加了美国第十三届冬奥会，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政治上表明中国恢复了国际体育活动的合法权利。但当时中国与国际大家庭实在是隔膜已久；冬季两项所用的枪支运到美国后才开箱，还是一个好心的美国教练手把手地教中国运动员怎么背枪、怎么缩短卸枪的时间。滑雪比赛时更闹了一个笑话，一个运动员滑着滑着突然蹲了下来，工作人员以为她受了伤，赶紧过去搀扶，队员的回答是“累了，想歇一会儿”。这种巨大的差异让身为副团长的何振梁有种沉重之感。

这次经历让何振梁对体育蕴含的深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意识到，体育与其他方面不一样，它更直观地反映出：一脱离国际竞争，马上就要落后。”

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舞台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是1981年。国际奥委会在德国巴登巴登市召开第十一届大会，这也是恢复合法席位后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按照计划，本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路金栋发言，但因为5分钟的发言限制，路金栋决定改由何振梁直接用法语发言。后来证明，这个决定使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由此记住了“何振梁”这个名字。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在底下紧张，可到了正式场合，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我要讲好’这一个念头。我要求自己要自然，不卑不亢，不虚张声势，不矫揉造作。走上讲台之前，我意识到，这是中国以正式成员的身份表达我们对奥林匹克的愿望。”

这次发言，使国际奥委会的一位法国委员评价说：“你的法文比许多法国人讲得还好。”

1981年10月，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第334号委员，开始在国际奥运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

何振梁的坦诚、正直和朴实，很快赢得了许多委员的信任和友谊，他们把他看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作为国际大型组织，国际奥委会实际也是充满了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很厉害。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具体来说，都体现在何振梁与其他委员的关系上。谈到这一点，何振梁说：“我不属于任何集团，我只站在符合奥林匹克整体利益的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面。正因为如此，我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任。因为我讲的话没有任何个人私利的考虑。”

在国际奥委会中，何振梁曾三次以全票当选委员、执委直到副主席。这种情形在国际奥委会也不多见。何老把其归功于“我代表的是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何振梁良好的个人形象也占有很大成分。他被认为是“国际奥委会中少有的几个没有‘敌人’的委员之一”，不少委员对何振梁的评价是，他没有那么多的官僚之气，但同时是个有见地、不随声附和而有能力的人。

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左三)

1972年在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会议上

何振梁在北京申奥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上(王遥 摄)

1982年在罗马第85次奥委会上举行就职仪式

很多申办城市为收买奥运会委员，建立了许多秘密档案，上面记载了一些委员的爱好，以便投其所好。盐湖城申办丑闻曝光后，有人看到了何振梁的档案，里面一片空白，他得到的评价是“不可收买的人”。

“你是个普通老百姓”

何振梁娴熟的法语加之优雅的风度，使得不少不了的人以为，他或者有显赫的家世或者有游历国外的经历。其实两者都不是。

1929何振梁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一个小工商业者。抗战期间，他随家人到了上海，就读于在法租界比较有名的中法学校。“上那个学校并不是因为我愿意学法文，只是离家近。”当时中法学校的学生都是为法租界培养的，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中学毕业，何振梁一直接受的是法语教育。

“1946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并不想继续把法语系统学下去。”采访中，何老向记者透露了一段“秘闻”：“当时想学工的话，最好到交大，我也考了一次。说来很惭愧，到了考场拿到考卷后，我是如坠云雾。中法学校接受的全部是法式教育，教育体系完全不一样，几何、代数也全部用法语学的，相对的中文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连‘白卷’都不敢交，就离开了考场。”何振梁不愿意早早地毕业当职员，这时正好得到保送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的机会，学费减免。何振梁选择了震旦大学电机系。学这个专业，主要是毕业后可以到法租界的发电厂工作。

震旦大学全部用法语授课。“法文当初并不是我愿意学的，但是它的确很优美。法文的诗歌我也很喜欢，带着音律，抑扬顿挫的，也是很美。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其中一首诗，讲的是渔夫的妻子在风雨之夜等待着出海打鱼的丈夫归来，但丈夫一去不复返。在冬天的夜晚，她一边拨弄着壁炉里的火，一边拨弄着心底的灰。”沉浸在往事中的何振梁甚至有些动情。“对法文我并没有刻意地学，但我很喜欢它。我的法语作文，经常是被班上评为好作文。1950年，正在作一个发电厂毕业设计的何振梁，被急需外语人才的团中央对外联络部调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50年代初期，作为当时法语较好的翻译，何振梁参与了工、青、妇系统的重大外事活动。60年代，随着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何振梁又被外交部、中联部等借调，几内亚总统、老挝国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以及阿富汗首相的来访，全部由何振梁担任翻译。

“其实从我的真实性格来讲，我从小基本是个内向的人。即使现在在一些外事场合，我还是很讨厌那些招待会——站在那儿应付各种各样的人，讲那些你拼命寻找才能找到的话题，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事情。我喜欢自己做些研究，自己琢磨一些事情。跟知心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自在，但是在许多场面下，我都感到自己的局促。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一个timid(腼腆)的人，从本身性格来说，我并不适合于各种各样交际的场合。但现在的工作要求我必须做这样的事情。”何振梁在体育外交界不辱使命，凭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忠诚。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曾经与其共事过的人，对何振梁的评价都是出乎一致地好，“平易近人，温文尔雅，有个人魅力”。何振梁夫人梁丽娟女士所著的《何振梁与奥林匹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振梁一辈子从事体育外事工作，就是一辈子学习总理。”

“我的举止也好，仪态也好，我首先努力学，而仅仅学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是周恩来总理。虽然我没有日夜跟在他身边工作，但有幸的是，给他当了几次翻译，并跟随出国，对我来说，周总理的机智、敏锐和风度，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实际上我是个性格很急的人，”何老笑着告诉记者：“当年我在体委当国际司司长时，国际司干部都怕我，我对他们要求太严格，严格到文件的一个标点符号错了，我都要改，改的多了，我就要批评。文件到我这来我不是划划圈就完了，这一点上我要学习总理，总理每个文件都要看。”

在何振梁的成长过程中，他曾幸运地在许多中国外交史上传奇般的人物身边工作过。1961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何振梁曾为龚澎当过翻译。何振梁评价道：“我觉得龚澎确实是位了不起的女性，风度很好，外文很好，思维敏锐。无论是周恩来、贺龙、陈毅这样的高层领导，还是龚澎这样的中层领导，我都在不断地观察他们，学那些得到称赞的举止和谈吐。虽然有些东西我是永远也学不到的。我之所以有今天，我觉得自己像个海绵体一样，尽量吸收这些优秀人才身上的好的东西。”

“我牢记的是，不管什么岗位，都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所以我对我的秘书、司机和家里的钟点工都是很尊重的，我觉得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都是值得尊重的。”在何振梁当国家体委副主任时，有一次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一司长，说：“何主任让你来一趟。”何振梁马上提醒他：“千万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应该说：‘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何主任想让你来商量一件事情。”何振梁说，“因为我经历过不少我反感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位置变化了，人要变成那个样子呢？大家不都是社会的一员吗？不管职务怎么变化，我始终记得：你是个普通老百姓。” 奥运代表团国际奥委会委员北京体育国际奥委会主席申奥2008年北京奥运会何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