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腐败更危险的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受苦人不挖煤能干啥？连吃的都没有”  

“你这么一喊，老百姓直发抖”

11月20日，在大同处理煤矿爆炸事故的山西省长刘振华召集大同市县乡干部召开紧急会议，愤怒地怒斥：“矿主等责任人不顾被困矿工死活，事故一发生就逃之夭夭。而公安机关至今还没抓到在逃责任人，说明这里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腐败。”

刘振华说的一点没错，“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发生都有一些严重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这是一次又一次造成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后可能造成事故的潜在因素”。后沟煤矿今年四五月份才建成投产，据中阳县宣传部副部长郝士武和新闻办主任刘福兴介绍，这个煤矿现在也是“边建设边生产”，所以安全设施尚未完善。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成立，最迟从6月13日国务院发布25号紧急通知起，它就属于停产之列。9月份，矿工们曾听说别的煤矿要停产3天，但事实却是后沟煤矿连象征性的姿态都没做过，即使在几次检查组到来时也照挖不误。

被下了停产通知的后沟煤矿之所以能够对上至国家下到县煤管局的停产通知置若罔闻，“顶风作案”，按照中阳人的说法，原因在于县里主要领导在里面有股份。他们能够掰着手指头告诉你某某领导在城里有几栋房子，哪些煤矿是某某领导开的，哪些厂子又给领导送了暗股。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传言，但在类似中阳这样的小县城办厂开矿，没有关系和靠山，恐怕也很难生存，这靠山，又依靠的是经济利益的纽带。

然而，仅仅依靠一个腐败的帽子，恐怕很难解释为什么上令下不止，为什么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那么严重的背离。显然，国家关停小煤矿的决心是异乎寻常认真的，今年4月21日，国务院刚刚颁布施行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个24条的规定明确提出，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不但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陕西省委书记程安东就因为特大煤矿事故而被通报给予行政处分——再爱财如命或者再官僚的官员也不会面对严厉的惩罚而无动于衷。

“有些地方政府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关闭小煤矿态度不积极，措施不落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指责道，“特别是由于压产导致煤炭市场好转，个别地区出现煤炭供应紧张，煤价恢复性上涨后，一些小煤矿受利益驱使擅自偷偷生产。”在山西，80%的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开采和炼焦，吕梁、大同等地的一些县区乡，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0%～75%。100年前还是全国最富的山西，100年后的今天已经沦落为全国人均收入倒数第一的省份，你很难想象它会比青海、西藏更穷。吕梁山区更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之一，它管辖有3市10县，10个县全部都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对一个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县来说，关停小煤窑意味着它几乎一无所有了。”矿业学院毕业的张满怀，曾在吕梁一家年产30万吨的中型煤矿当过3年生产矿长，与当地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今年9月他从太原回到吕梁，一些煤矿已经被要求停产。“有个县主管煤矿的负责人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不生产财政收入没有了，县里都扛不住了，他每月800块钱工资也保证不了。”这次吕梁之行给张满怀的直觉是，肯定会有人要顶风生产了。

“我在吕梁的3年连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旱之年，很多地方颗粒无收。”作为农民的孩子，张满怀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中阳，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依旧是食不果腹，煤窑成了他们最后的生机。“煤矿停产关闭都好几个月了，老百姓眼巴巴看着呢。领导一句话，多少人饿断肠？你这么一喊，老百姓直发抖。再停几个月，让他们喝西北风啊。他们的出路呢？”

外来矿工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中阳后沟，矿井紧闭，带着骨灰回家的家属们一再劝告活下来的矿工老乡也赶紧回家，但矿工们仍然呆在矿上。由于政府冻结了矿主的所有钱款，他们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仅河南民工就有16万多元。

“我不愿意再干了。”看上去20岁都不到的河南矿工张生说，“但我们没有钱回家，连吃的都没有。”为了节省体力，张生学着别人一天两碗面条，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光板床上，穿着厚厚的衣服裹进被子。

很不幸，褚青庄、张毛营和张生所在的河南南召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褚青庄的妹妹在武汉上学，他和父亲不得不出外打工，出了这么大的事，家人还不知道他父亲流浪到了哪里。张毛营的哥哥告诉记者，张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7元钱，正好哥哥从城里卖花生回来有97元，给了他80元做路费。

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人们，总是一口一个“我们受苦人”。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地底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着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10倍。”张生说。他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车，1车500斤煤，每米老板付给45元工钱。

记者问已经经历过3次瓦斯爆炸的山西矿工老丁，以后还会不会再下井挖煤，老丁操着难懂的山西话笑着说：“还挖，我们受苦人不挖煤能干啥？连吃的都没有。”

“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

据说，已有矿主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一个六七万吨的小煤窑，投资也要几百万。”张满怀向记者介绍，即使停产，抽风、电、排水也不能停，否则就算废了，每个月最少又得两三万元的维护费。

“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32年前就进入煤炭行业、多年参与行业政策研究的李燕生说。80年代之前，煤炭非常紧缺，为了缓解能源瓶颈，国家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煤矿，产量逐年大幅递增。

“当时山西是先从大同开始，煤炭厅还组织我们参观学习，看村子怎么致富的，自己架个锅就可以洗煤。”时任山西阳泉矿务局办公室主任的李燕生说，“那时候国家缺煤，要的就是煤。20年来全国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增长，山西煤业的支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煤炭市场已经供大于求，煤价下跌，国有煤矿普遍陷入亏损和破产的窘境，员工失业严重。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被摆上了桌面。首先就是乡镇和个人小煤矿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安全设备和工作规程，尽管开办煤矿需要“四证”，但矿主通过贿赂，减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办一张采矿许可证大概需要七八万元。与国有大矿吨煤120元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窑30元左右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当然也意味着毁灭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很多国有煤矿破产，原有煤田被租赁、承包、转包给个人，采矿许可证等也同时张冠李戴，后沟煤矿实际上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无证生产了半年多。

对蜂起的小煤矿，国有大矿爱恨交加。一方面，他们自己为了安置子弟，也在开办各种矿办小井，一些大矿甚至从小矿买煤倒卖。但另一方面，正如太原附近西山矿务局的一位主任所说：“小煤窑开了之后，大煤矿就不能开了。”

1996年夏，西山矿务局发生著名的“8·4”洪灾。当天天降暴雨，与西山矿井相通的一座已经采空废弃的小煤窑里积满了废水和雨水。按照规定，西山矿在自己坑道和小煤窑之间做了封闭——不做封闭还好，结果小煤窑里积聚起来的巨大水压一下子把封闭打开，在井下作业的西山矿工遭遇灭顶之灾，33人被淹死和活活憋死，西山矿务局直接经济损失3.4亿元。

“除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的透水事故和瓦斯事故，更严重的是小煤矿的操作方式导致整个行业的秩序混乱。”这位主任说，“这还不仅是价格问题，它实际上在刺激大家都来掠夺式开采，正规的科技进步成了多此一举，机械化的威力发挥不出来。”与国有大矿要求至少85%的回采率不同，小煤窑粗放的开采方式只能把10%的煤挖出来，大量资源被浪费。

在山西，由于过度的放炮开山和挖煤、炼焦，昔日的青山绿水蓝天已经荡然无存。距离中阳还有10公里的地方，焦化厂的浓烟遮云闭日，司机们抱怨，每到阴天，公路上能见度只有10米。肆意开矿导致水位下降，中阳县最大的水库已经干涸，矿工每次洗澡的水连脚脖子都盖不上。晋祠里著名的难老泉现在流淌的是自来水，汾河前几年也出现断流，为了给市民办实事，太原市把市区内的5公里围起来放进自来水，每年换一次，现在只有站在河边气派的省委大楼上，才能欣赏烟波浩淼的美景。太原附近的尖草坪区是号称集书法、绘画、中医等中国文化之大成的清人傅山的故乡，傅山曾画出许多描绘家乡山水的水墨画，但丰富的煤资源毁灭了这一切。如今的尖草坪，到处是被劈开的秃山，10年前还处处可见的流水踪迹全无。

1998年，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为了安抚地方——尽管人均收入最低，但山西的财政支出在全国排第8位，国家将大同、阳泉、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然而，大部分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关停小煤矿是对的，该关的要立即关，该开的也要立即开，”张满怀说，“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即使要关，你国家政策有失误，国家应该赔偿。”西山矿务局的那名干部也为小煤矿鸣不平：“20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窑都是省一级政府批的，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既然你以前错了，你需要为错误的政策付出代价。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

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

这台抽风机在事故发生后才装上  

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任何给予补偿的说法。“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今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写道。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实质是“人治的法规”。

还要不要煤炭部？

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2001年2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但记者在吕梁采访中，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部门的职责。由于一直负责煤炭行业规划和安全管理的煤管局即将面临机构改革被撤消，似乎安全问题将由安监局和各地的办事处独家管理。但吕梁的安全监察办事处总共十几号人，三辆车，整个吕梁地区光办证的煤矿就有600多家，按照张满怀的说法：“跑断你的小腿腿都不行。”

根据国务院规定，已经在停产整顿期间的小煤矿，在今年年底前没有通过验收合格的，一律视为非法矿井。据介绍，山西省从10月10日开始复产验收，到11月23日，44天仅完成922个煤矿的验收，与全省预计3000余个的目标差距甚远。一些原本关停的煤矿在难耐的等待中决定冒险。“采煤是需要连续性作业的行业，这样关关停停最危险，因为瓦斯会大量聚集。”太原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政协委员说，“尤其一些煤矿害怕检查组突然到来，连大功率风机都不敢开，这就更可怕了。”

“更奇怪的是，安全监察属于国家直属领导，与地方没有人、财、物上的关系。如果你不决定别人的人事和财权，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让它去管它管不了的事情，那不坏了？”一位国有煤矿的负责人问记者。他建议恢复煤炭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变去，每次机构改革都涉及到煤炭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

这是自然而然的思维，在解构与结构交错的混乱中，领导和警察总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在理由。但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这样一个至今还在召开全国煤炭生产订货会、计划色彩浓烈的行业，多年来已经留存着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这种机制必然还会继续自我强化。几乎可以预测到它可能采用的办法：开会、下发文件、突击检查。但市场行为和社会化的大生产，已经用死亡的恶果做出了惩罚。

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中写道：“如果Y承认X控制Y的合法性，X就对Y有权威，或者，如果Y承认有义务服从于X，X对Y也有权威。”在中国，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痛苦：一个移植进来的好的制度往往在它还没有表现出优越性的时候，就被强大的肌体免疫系统排斥乃至杀死。对领导的服从是中国内生的，对制度的服从则是外来的，为了61个已经死去了的阶级兄弟，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少的代价，找到那么一个好的制度的权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度的权威的缺失也许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山西煤炭资源如此丰富，以至于县城集市里都能看到这些个体卖煤者 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