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了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他在地图上添加了罗马教皇的注说：“他是独身主义者，住在罗马，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天主教，全罗马帝国以及欧洲人都崇敬他。”对中国人祭祖祭孔的风俗，利玛窦这样描述：“在孔子诞辰及一年的某些季节，以极隆重的礼节，向他献死动物及其他食物，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利马窦走“合儒”路线，表现出一种宗教的宽容和文化理解以及灵活性，这个规矩使得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可以皈依基督教而又不违背传统。与天主教传统传教方法相比，利玛窦的方式很危险，而且是离经叛道的。这种冒险在一个多世纪后结束了：“礼仪之争”的结果导致清朝的百年禁教，耶稣会也受到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严厉斥责，耶稣会传教士最后被开除教籍。不过耶稣会的失败，也许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法国学者雅克热内就这样说，问题在于：“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政治体系不可分割；那么，它能否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和社会政治体系协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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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宗的人很少

蒙古人征战欧亚时，罗马教廷派了一位传教士柏郎嘉宾出使元朝，这位信使带来两封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书信，劝说蒙古大汗停止在欧亚大陆的杀戮，并且皈依天主。柏郎嘉宾见到了定宗皇帝，后者给教皇的回信颇为倨傲，要求教皇“真心来降”。

数十年后，柏郎嘉宾的后继者，方济各会传教士蒙高维诺的命运则充满了悲喜交织的意味。在华初期，他多次遭到景教徒的攻击，还进了牢狱。在大都传教12年后，1299年蒙高维诺建起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在汗八里，小兄弟们有一所大教堂，就在宫廷旁边，教堂里有适合主教住的寓所，城里还有其他教堂和钟楼，教士们正大光明地向皇帝领取生活必需品。”

元成宗对蒙高维诺颇为宽厚，与此前到大都的两位威尼斯人很有关系，他们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忽必烈“从波罗兄弟二人获悉了罗马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不胜欢喜”。虽然萨满教是蒙古人的传统宗教，忽必烈却容忍佛教、道教、犹太教、景教、伊斯兰教的公开存在，他母亲就是一位基督徒。然而主教们在北京的好景不长，因为与政治联系紧密，随着可汗远逃蒙古，也里可温(蒙古人对景教和天主教的统称)随即销声匿迹。正如美国人赖德烈所说：“中国如果过去从未曾传入过景教，或罗马教皇也从未曾派遣蒙高维诺等方济各会修士从欧洲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来到中国，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一个孩子的葬礼

事情发生在1993年，中国云南。死者是个4岁的藏族女孩，小小的墓穴，指出死者是个小孩子。她是得急病死的。她住的村子在山里，离最近的医院有2天的路程，所以得不到及时治疗。场面中没有神父，意味着会众属于某个非官方的教会，没有得到政府认可，而是直接与梵蒂冈联系。

“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我记不起他来了。”退位后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回忆起他在耶路撒冷时的往昔时说了这番话。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曾行过神迹、被钉上十字架的人的名字被提了出来。可彼拉多对此毫无印象。上述传说于1891年圣诞节那天被法国作家阿纳托里法朗士发表在一家专与神职人员作对的报刊上。对于不可知论者来说，这个传说有双关的意义：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基督教的火种已经点燃，而且，它将在帝国灭亡后的若干世纪中燃起大火，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处于襁褓之中的基督教的重大意义从未有所察觉。

基督教几乎击败了它的所有对手。然而只有在欧洲，基督教才起到了造就伟大文明的作用。在中国，基督教遭到了同样具有顽强生命力而且丰富多彩的古老文明的抵抗，而两者却几乎没有共融的可能性。西方列强固然使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成为可能，但在民族主义情绪炽烈燃烧的岁月里，如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期，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被证明：在中国，它是非常脆弱的。至少我们同意汤因比的观点：大规模强迫集体皈依已经不流行了，个人信仰必须得到尊重。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刊资料)

(李小明  摄) 汤若望历史清朝历史耶稣会明朝历史南怀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