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1000万“高危人群”？

（文 / 庄山）

（曹迁 摄）

10月27日新华网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通气会上说我国同性恋人数惊人，所以更要抓紧预防艾滋病工作。新华网发稿记者说，当时她感觉“人数惊人”这一点极重要，会议没结束就写出稿体并请殷部长审阅签了字。然而，会议结束后发给媒体的材料及殷大奎副部长讲话提纲中都没有这样的词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戴志澄教授也表示没有听到这个提法。戴志澄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自己没有作过这方面调查。他说：“各种资料显示，世界其他国家统计同性恋人群的存在是3%左右，我国个别人做了小样本调查，国内专家比较认可的数字是2%～3%。其中包括有同性性取向的，我认为真正意义上也就是1%，大致1000多万。”

“我认为中国同性恋人口超过2%，不低于2000万。”张百川教授(青岛大学医学院性病研究所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词却非常肯定，他说：“我有四点依据。第一，世界各种文化背景下的调查结果都是2%～5%之间，他们调查对象从发达地区一直延伸到了未开化的原住民，应该是科学的。这证明易染艾滋病人口的存在是不分人种、国度的，有一定的客观性。第二，我国有些部门做了多项科研调查，显示同性恋人数占性成熟期人口的3%～4%，约3600万～4800万。第三，一位权威社会学家(不愿透露姓名)前两天来青岛，他以全人口抽样形式做了一个大型性方面的调查，调查的各项数据还没有公布，他说同性恋人口超过2%，是2300万。第四，我这些年已经与2000名同性恋者建立了固定联系，再由他们每个人延展，我就掌握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样本。根据这些，我认为同性恋人口超过2%，就算有3亿未成年人，那么10亿性成熟人口中就不下2000万。”

张教授强调要本着科学的精神来看待同性恋，他还有令人震惊的说法：“有一个同性恋者，就会有4～5个异性恋者与他发生过性行为”，“在单一性别环境中生活的人群，大多数有同性性行为，高的时候达到80%”。

针对“同性恋是艾滋病的近亲”的提法，记者接触的同性恋群体对这一说法非常反感。做了多年同性恋调查、研究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性病防治所刘惠医生转达同性恋者的两点意见，一是“反歧视”，二是“反感一提艾滋病就拿同性恋说事儿”。他说，这两点要求的其实都是心理上的呵护。

戴志澄认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性传播占7%～8%，但专家估计要占到15%～20%，并且还有上升的可能。据我了解，深圳性传播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接近50%。而世界其他国家性传播艾滋病的比例更高，港台就与大陆不一样，它们以性传播为主，是80%左右，同性性传播在这80%中占到20%多。卫生部公布的同性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和成为艾滋病人占总感染人数的0.2%这个数据稍嫌保守。艾滋病的传播要有体液交流、粘膜破损两个条件，男男性接触多是插入式性交，直肠、肛门粘膜极易破损，无保护性性交就具备这两个条件。世界各国都把同性恋者列在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戴志澄说，“我们也接触了许多同性恋者，组织了一些座谈会，但能来开会的这些人的素质普遍较高。但要注意到还有一大部分层次低、条件差的同性恋者存在。他们在艾滋病问题上认识就不是很清楚。”

在自己的空间体味快乐（陶子 摄 ）

刘惠医生说，男男性接触者(men have sex with men，MSM)最关心的问题是有关同性恋的心理知识和有关性健康的知识。她与几位同事最近做了一项“对北京部分男男性接触者HIV/AIDS的KABP调查”，84位参与调查者“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正确认识率较高(78.6%以上)，有6人不知道；对艾滋病、性病相关知识的认识相对较差，正确率在36.5%～65.5%之间；主动进行抗HIV检测率较低仅为13.84%。固定性伴比例较低(36.9%)，多性伴现象较普遍，安全套使用率低(每次都用的占40.4%)。”

张北川教授做了多年同性恋问题研究，他主持的《朋友》杂志和friend98网站在专业研究领域及同性恋人群中都有很大影响。如今，与他们建立联系的同性恋者已经遍布全国，他强调“同性爱与艾滋病绝对不是紧密联系的关系”，关键在于宣传教育，“同性爱伴侣不固定是现实情况，但89%都希望有专一固定的性伴侣，社会破坏了这种可能性”。他一直提倡“弘扬科学”，消除社会对同性爱的错误认识。

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一个“同志联谊活动”的发起人在吧台方向招呼大家安静，说明本次活动安全教育的主题和设计的形式。有几名志愿者走出来，讲自己经常用的性活动方式，还有两个人穿着夸张的衣服，胯部都系着一个大大的男性生殖器模型。伴随着节奏强烈的音乐，两人摆出各种亲昵的姿势，做出不带安全套和带安全套的肛交、口交等动作。主持人依据他们的动作配音：“我没有艾滋病，我很安全”、“我们是固定性伴，都不会有问题”。随后，主持人把前面表演的各种性行为写在纸上，让大家区分它们的危险程度。最后，主持人请来的一位专家为大家讲解哪些属于高危，哪些属于中危，哪些是安全的性行为。

“类似的活动我们不定时会组织，并且总是强调活跃的形式，我们提倡交流互助。”在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郭某对记者说，“其实，性病、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经开展了十多年。‘北京同志热线’是大家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办起来的，很多志愿者在这里为同志咨询，可以说，对艾滋病‘知晓率’我们比异性爱人群高得多。”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从事同性恋调查研究工作的人都在做着干预工作，他们印发宣传品，组织讲座、访谈，培训咨询员，分发安全套等用具，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得到尽可能大的安全收益。

戴志澄曾让他接触的医护人员做一个举手调查，结果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行为的占大多数。他说，别的社会群体对同性恋的偏见就更深了。专家学者们也都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要控制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一方面是促使其行为改变，在男性接触中进行有保护性的性活动，用其他的性安慰方式或用器具来代替直接性接触。更重要的是要使大环境得到改善，大环境宽松了，同性恋工作就会有较大的进展。

自误自乐(陶子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