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的过渡罪名

（文 / 金焱）

钱宏最终落入法网(Cnsphoto 供图)  

记者：经济类犯罪的原因也是由各种致罪因素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多质多元多层次多变量的罪因系统”，但您认为造成钱宏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比较首要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主要是我们留给犯罪人的空隙太大。

记：这种空隙是人为的过失还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结果？

田：这是市场极其不规范的结果。当然，法律永远滞后，只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法律手段才能来起到约束的作用。法律过于超前就会出现问题。

记：钱宏一案在法律制约方面存在哪些滞后问题？

田：主要是罪名界限混乱。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互相混淆。民事活动的欺诈行为与刑事诈骗犯罪是最难区别的。

记：罪名界限模糊对于诈骗这个罪名而言，有无普遍意义？

田：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这个本质特征很难确定。这种主观意识的东西，你怎么样去说是有这种目的，还是没有？就我刚才提到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的混淆问题，后来高法有一个司法解释，但最后问题还是归结到了这一点；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记：您认为罪名模糊的领域包括哪些？

田：现在我们的经济诈骗类案件比较多。像贪污受贿这类的老罪名，法律规定相对明确，但还不够具体；而像金融证券方面的犯罪，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行为规范认识得还不很透彻，立法上就不够明确。有些东西可能在资本市场中是正常的，但我们却用其他的规律来套。

记：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会带来新的问题……

田：一方面犯罪数量有绝对增加的可能，但也不排除由于界限模糊而误认为犯罪的情况。

记：听说您一直在呼吁司法实践中要“手下留情”？

田：我们现在是在加强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去加强打击的“准确度”。

记：我们一直在说治理犯罪需要预防和打击，从更高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其根本是什么？

田：需要立法的明确化和具体化。相对于国外立法“表述具体”的特点而言，我国恰恰相反。我国立法比较抽象，这样愈是抽象愈有歧义，也就愈加容易被误解，适用失当。所以我常说，这不仅是证据问题，而且是认识问题。

记：检讨治理犯罪的手段，目的在于寻找出控制与减少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从建设的角度，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田：我建议立法应该加些过渡罪名。比如说贷款诈骗，其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行几种欺诈手段。有些人可能会拿着国家的钱去进行经营，但不能就说他们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我们不排除会把有经营思想的人投入监狱。我们可以增加一项滥用贷款罪。

记：这种罪名的过渡性体现在哪里？

田：经营就有风险，但是要看你是拿着谁的钱去冒险。这个罪名很轻，主要是一个警示的作用：不能拿着国家的钱去冒险。 经济经济犯罪合同诈骗钱宏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