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素”环生：投毒案之外的各种可能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并非惟一的矛盾

虽然贺集二中的“投毒案”的原因最终被定义为校领导之间权力争斗的恶性结果，但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更多信息暗示了这么一个问题，纵使不是以副校长潘楷为首的教师下毒手，其他的很多毒素也在酝酿着，等待属于它们自己的时机。那些貌似无聊和小气的利益争斗中蕴涵着各色潜在的危险，代价往往是无辜的大多数。在听刑警队长黄永新讲贺集二中这个小环境内的重重矛盾时，一方面觉得故事异彩纷呈，另一方面又推想：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出点比“投毒案”大或者小的事，好像都不足为奇，一个偶然的事件背后其实有无数因果关系做垫底。糟糕的是，已经有更多人懂得怎么把小小的利益纷争或者私人恩怨扩大成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比如石家庄爆炸案，再比如最近流行的这些“投毒案”。

首先是“王潘之争”，据主审“投毒案”的钟祥市公安局刑警队长黄永新归纳，贺集二中起码存在着五对以上可能成为投毒案原因的矛盾，其中最隐蔽的可能就是校长王家成和副校长潘楷之争，他们在表面上是十分和气的关系，旁人看不出多大的问题。记者曾尝试就民选校长事件采访过钟祥市教委，但是教委对这一问题已经十分谨慎，所以得不到有力的佐证，而潘楷当时为什么得不到教委支持晋升正校长，更已经成为讳莫如深的事情。这多多少少带有暗箱操作的意思，从记者观察看来，王家成是一个较为内敛的人，而传说中潘楷的才华、锋芒和自负可能恰恰是阻碍他“仕途”的重要原因。

荆门市委书记郑少三急切地赶到医院时，没想象到结果会那么出人意料  

因此，民选与任命之争是他们矛盾的真实根源，在像钟祥这样相对闭塞的内陆城市，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民选还是任命这样的制度转换本身，而是制度带给像潘楷这样有才能的竞争者以光芒闪烁的机会，但是不能真正实现，所以只好借投毒以泄私愤。

刑警队长董永新说，而食堂内部矛盾也不可回避，尤其承包猪场问题，曾经一度埋下隐患。2000年9月，贺集二中想把学校背后的猪场让给个人承包，参加竞标的有三个老师，他们提出的标价分别是孙老师1.3万，范老师1.95万，陈老师2.1万，陈老师是校长王家成的老师，其实他并无意以这么高的标金竞标，所以事后声称放弃投标，纯属搅浑水的行为。范老师是原来的猪场管理员，已经养了三年猪，于是他提出降低标金到1.8万，被王家成拒绝了。这么一来，最终出价最低的孙老师中标，范老师怀疑其中有水分，十分不满，他先是当了一段时间门卫，后来又调到食堂，与食堂负责人李作勇又有了矛盾，一度因为李作勇在考勤问题上跟他太较真。2001年4月28日，食堂得到两个“学德标兵”的指标，李作勇主持了一次评选会议，拿着考勤本来选标兵，范老师于是跟他争吵起来，如果这么推算，范老师的给食堂找点麻烦也不是不可能的。

王克政等三位参与投毒案的老师，家属都是农村出身没有工作，而学校规定住宿生必须到学校食堂报餐，食堂伙食质量学生一直都有意见，所以学校里至少有数十位老师都在家收几个学生，每月挣个百来元钱，王家成于是让教研室主任孙祖权负责处理这些私自为学生包餐的家属，2000年五六月间，孙祖权在教师家属楼外阻挡学生上楼吃饭，有五六个老师及其家属出来吵架，孙打了其中一个老师两个耳光，双方都打伤了。但是包餐的事不可避免，这成为后来投毒案的重要导火索。而食堂与校外那家饮食店的矛盾，当然也位居其中。

心理测试的成功，谁的失败？

这一偶然事故的背后隐藏着众多纷繁复杂的环节，这对有破案限期的公安部门来说，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钟祥市公安局刑侦部门一度把目光集中在一条单一线索，女生范灵身上。据知情人透露，当时公安局内部曾有过不同意见，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略。

“我并不想通过这个案件来建立起人们对心理测试的依赖感，当时我们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测试者开始后就开始怀疑最初整个侦查的方向，有翻案的兴奋也有翻案的沉重压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参与破案的，已被有些媒体形容为“国内心理测试第一人”的武伯欣带着有限的两三个研究生终日奔忙在各种案件现场，他已经参与了上千起案子，但是他们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虽然心理测试中测试的是被测人是否经过特殊事件的心理痕迹，但是测试条件要求比较苛刻，比如被测试人体能条件必须十分正常，比如不能遭受过刑讯逼供或者服用过某些药物。在贺集二中投毒案中，参与者之一的教师邓宗俊第一次测试时候就因为体能不好，对测试内容反应不敏感，测到第三遍才有了结果，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教训。”当然，多数的案件不可能依赖技术或者有专长的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这起“投毒案”的结果让人庆幸而后怕。而“心理测试”失败的记录最著名的是云南民警杜培武冤案，据武伯欣说，这是因为在“杜培武案”中使用的测试仪和操作的测试人员都不太专业导致的。

心理测试目前仍不是法律规定的正式证据，它恰当的描述是辅助性的侦破手段，投毒案后人们普遍对心理测试在其中关键性的作用有神话的一面，但是武伯欣并不赞赏这种做法，他仅仅表达了对更多没有足够精力去参与的案件的隐忧。用他的话来说：“冤假错案，侦破手段及与案件无关的外部压力都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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