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的骗税风气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林俗存因虚开增值税发票3200万元，于5月11日在汕头被执行死刑(Cnsphoto 供图) 

林俗存因虚开增值税发票3200万元，于5月11日在汕头被执行死刑(Cnsphoto 供图) 

黄文龙因虚开增值税发票2000多万元，于5月11日在汕头被执行死刑(Cnsphoto 供图)  

1999年7月1日，国家一年内第二次提高一般贸易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当天深圳口岸即发现，服装、陶瓷、电子等高退税率商品的出口报关数量骤增。文锦渡海关报告说，以往每天办理电子产品出口报关单数通常在20票左右，当天激增至68票。

据海关人士介绍，进出口贸易中，寻找货源、客户、签约等程序需要一段时间，要完全反映出外贸政策变化至少要有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但深圳海关的当月服装出口值比6月增长了一半多，而且前后货物报价相差悬殊，明显偏离市场正常水平，“可以肯定是骗取出口退税的活动抬头”。来自广东海关分署的历史资料显示，1999年的1月至10月，广东地区共查获出口骗税案件490宗，案值6990万元，其中仅7至10月份就查获376宗，案值5862万元。

海关反映的情况和来自汕头的举报信被送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纪委。“807工作组”掀开了触目惊心的罪恶。工作组在汕头的潮阳、揭阳的普宁两个市检查的1000多家企业，72%属于没有任何生产能力，没有厂房设备和人员，也没有资金的虚假企业，但它们每年能向外贸企业虚开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增值税发票。汕头众大律师事务所主任蔡翀告诉记者，他代理的两起骗税案案值都上亿元，而按照人大通过的一个关于惩治公司犯罪的司法解释，只要给国家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就要考虑死刑量刑。

“在骗取退税中，虚开增值税发票是首要的环节。”据蔡翀介绍，只有出具增值税发票，才能证明出口企业确实购买了货物。在出口交纳关税时，这笔税款可以抵扣。由于有进出口权的企业购买的大量货品都没有开具发票，因此给这些企业开假发票就成了空手套白狼的赚钱买卖。

“汕头有一句俗话，叫没有三天好生意，一旦有人靠给人虚开发票赚了钱，马上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学，没人考虑这生意合不合法。”蔡翀说，刚开始时虚开发票可以收取10%的手续费，到最后大家都在做，中间的赚头连1个点都不到了，“现在集中被打击的都是1999年以来的虚开发票，事实上这些人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或许正是利润越来越低，靠开发票赚钱的公司愈发疯狂。潮阳的一家企业，被专案组收缴的虚开发票就装了三辆卡车。更有人嫌从税务所领取的发票太少，干脆自己生产或购买假发票。潮汕向来是制造伪钞猖獗的地方，中国造币总公司的专家南下鉴定后发现，全部11万份发票中有8万多是假的，把专家看得心惊肉跳。

有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骗税者还需要另外的“两单一票”：海关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商品确实出口了，外汇管理部门的“出口收汇核销单”——证明收到外商汇来外汇货款，以及为获得出口退税而先向税务部门预缴40%退税税款的专用税票，这是国家为增加骗税者的骗税成本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但是重重制度关卡，被骗税者一条龙式的作业而轻易攻破。在出口报关单上的手法最是精彩：有少报多出，有以次充好，申报的是文胸，装的是烂布头；有的像厦门走私案那样用金钱铺路买通海关各道检查，有的干脆连海关都不去，直接伪造海关出具的报关单上的退税联。更有狡猾者按照正常手续出关后，再从其他渠道运回来，然后再次报关出口，同一批货物多次出口多次申请退税。蔡翀所经手的一件案子，一批手表被这样在汕头和香港之间转了27次，1万只手表变成了27万只。

而对付国家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的操作手段，汕头市长李春洪的描述应该是最权威的：“潮阳一部分骗税分子把骗得的税款，通过潮阳的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伊犁有关人员从银行把这些钱提出来，到乌鲁木齐外汇黑市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再用汽车运至深圳、汕头一带，然后又用船把外汇现钞运到香港，通过关系打入香港的银行，再从香港把外汇汇到潮阳，作为骗税分子下次骗取出口收汇单证的资金来源，形成洗黑钱链条。”

记者一直有个疑问，既然出口退税制度有这些漏洞可乘，而退税的本意是为了鼓励出口，并避免出口商品在国内和国外双重征税而价格提高，那为什么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采取不征不退的办法，既达到目的又减少了繁杂薄弱的中间环节？汕头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岳金一语道破天机：这一制度对地方政府有好处，对出口企业的征税75%上缴国家财政，另外25%归地方，而退税完全由国家拿钱，像潮阳这样的地方，来自出口的税收占地税的60%。

“这种现实直接导致一些地方对骗税视若不见，或者干脆把它当成富民和发展的途径。”汕头大众律师所的刘文深律师认为，在潮汕骗税案中，“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他代理的一名镇税务所副所长正在等待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那个镇一年实际的税源不过30万元，而下达的任务是不少于210万。”同样，各镇的财税收支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而如有超额部分则可以市镇两级四、六分成。

这个时候，骗税变成了比实业创税更为直截了当的捷径，骗税额越大，对当地的税收“贡献”也就越大。记者被告知，一些乡镇政府甚至安排贷款给骗税企业，帮助这些“三无企业”攻破最后一道防线——预缴40%退税税款。对当地税务部门来说，从本身没有任何产值、也不需要交税的三无企业来的这笔预缴税款，保证了税收任务超额完成，惟有国家需要为这些空手套白狼的大餐付出巨额账单。潮阳市原国税局局长林伟琏适时推行的土政策“即征即退”也广受欢迎——这位局长因涉嫌受贿合计10多万元、为骗税者提供方便严重失职而正在接受刑事审判。

与厦门远华走私案相比，汕头骗税案并没有一个惊人的犯罪故事，没有手眼通天的中心人物，没有盘根错节的高官腐败。尽管也有一批基层官员和来自税务、工商、海关、银行、外汇、财政等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落马，但汕头骗税案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涉及面更广，更难以清查。远华案卷进了成片的政府官员，与当地市民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汕头的骗税分子则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有人大代表，有国企老总，也有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以及妇女和老人。按照新华社的说法，骗税在潮汕地区令人发指的流行，让久经沙场的办案人员也震惊不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这么明目张胆的经济犯罪，骗税已成为当地一种社会风气，是公开的秘密——在潮汕这个地方，在汕头这座城市，它甚至成了一种可以普遍参与的行业。

谴责犯罪是容易的，但新任潮阳市委书记李楚平有一句已经在潮阳流传的名言：“今天你不杀鸡，明天就会变成鸡。”

“我的观点是，假如只是个别现象，那是个人的品质或管理上有问题，但凡一种现象是普遍的、大面积的，这都是体制上、结构上出了问题。”李春洪对记者说，现在汕头出现的问题是普遍的，在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只不过我们这里更严重，更集中，暴露得更充分而已。”

“我不是推卸责任，为汕头、为潮阳开脱，而是从客观事实的分析。”李春洪强调说，现在汕头整治的力度很大，把骗税团伙的链条挖出来不少，打碎了不少，“但这是高压态势，如果不是在根本上下工夫，我看仍会有一定的反复性。” 宏观经济潮阳虚开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