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的美国少年枪手

（文 / 甄芳洁 志余）

这些年轻的枪手们在发泄自己的怒火时，经常有一种强大和胜利的感觉，至少有一种消灭掉让他们烦恼的人或者事的轻松感。但当他们开始单调封闭的监禁生活，这些孩子就开始为死者与自己的行为承受深深的后悔、懊恼或者失败感。如果说在犯罪前他们没有公开的精神疾病，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有了，并且接受着不同程度的治疗。精神病医师说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出现自杀行为，或者在脑海重复出现一切都改变了的那一天——他们从一个孩子成为我们身边的年轻恐怖分子的一天。

代价

利姆兹·伊万知道代价的分量。4年前，他携带一支猎枪到他阿拉斯加的中学，开枪杀死了校长和一名学生。现在他在阿拉斯加山脉中一个监狱里服他210年的徒刑。每天晚上睡觉前，他要先打扫监狱的地板，这样他可以每月拿到21美元，仅仅够他购买中心不免费供应的肥皂、香波和纸笔。他的脸因为缺乏日晒而苍白，他目前最大的抱怨就是没有自由和隐私，探照灯始终打在他的房间里，厕所就在他的铺位旁。

他说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在学校里被人嘲弄，他被人起了绰号。他说“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他有时会突然想起那次枪杀，比如最近他收到了关于被他杀害的学生家人起诉学校的报纸，他说我坐在那里，我但愿自己没有做那件事情，多么希望我当时能懂得我现在懂的一切。

他的一个愿望就是当时他把可怕计划告诉两个朋友时，其中一个能够告发他。上周蓝带小组批评警察、学校官员和凶手的父母在得到他们的谋杀暗示后没有阻止，“这是一个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他说同伴还怂恿他去做。

在高墙里，保持人际关系是个考验。有些孩子依然深爱他们的父母和朋友。利姆兹有一个笔友克普·肯格尔，因为杀死自己的父母被判112年徒刑；还有俄勒冈州中学的两个朋友，在3月杀死了自己两个同学，他们彼此的通信多得回复不过来，平均每个星期40封。在雅虎上有5个为他专设的俱乐部，还有十几个个人网址。但是这些孩子同他的群体最真实最深厚的纽带已经被撕碎了。利姆兹的父母每年只来看他一次，有时甚至9个月没打一个电话。

在1998年米切尔·乔森同他的伙伴安蒂·格尔登用武器在学校杀死4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后，他的父亲同他的关系就非常紧张，米切尔的父亲在电话里对他喊道：你是我退出做祈祷的原因，然后就挂断了。而另一位杀手在所罗门用猎枪于1999年射伤了4个同学后，他的母亲就问他为什么不伤害自己：你去自杀，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做呢？

悔恨

雅各布·戴维斯1998年在田纳西州中学用来福枪消灭了他女友的前男友，现在劳教机构服他52年的徒刑。在枪杀事件前，他已经得到了去密西西比大学学计算机的通知书，现在只能在监狱里学习一些简单的操作。在探监室里，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囚服坐在一个小木凳上说，当你沾上了别人的血，是一件你无法摆脱的事情。现在他经常被噩梦和失眠所困扰，变得相当抑郁。戴维斯说他开枪最大的原因就是嫉妒引起的怒火。当他的女友向他坦白同前男友克莱森有性关系，他整整3个月对克莱森充满了仇恨。他的继母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会度过这个阶段，但他没能。他开始每晚只睡几个小时，成绩从A降到D甚至F。一天在走廊里同克莱森怒目相向后，戴维斯回忆说，当时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脑袋里滴答作响，我想起我这么长时间受的罪，我不能驱逐这种感觉，于是回家拿了来福枪埋伏在了停车场。

在抗抑郁治疗下，戴维斯现在相信精神上的疾病是他行为的根源。给他做检查的精神病医师也同意在他射击时，确实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其他11个少年杀手中的8个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不同类型的精神紊乱，许多是抑郁症，也有人格紊乱、精神分裂等。

精神疾病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面对青春期正常的挫折他们会那么脆弱。当然有些孩子认为他们所遭受的不是一般的痛苦。卡耐尔就因为他个子小和不爱说话而受欺辱，他告诉医生在监狱也比在学校受欺负好。

精神医师维姆龙说，这些校园枪手中的多数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他们比穷人的孩子入学率高，在富裕学生多的学校欺负人的现象要比低收入学校多。他说，这是我们典型的冷酷竞争的中产阶级释放出的能量。

法律

对14岁布利兹奥的定罪引发了美国各地对少年犯惩罚的讨论：当一个孩子举起枪开始杀人，他是否瞬间变成了一个成年人；还是尽管做了这些暴行，他还是孩子。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法律界。

去年枪杀英语老师的14岁的布利兹奥，被判为二级谋杀，对于成年人来说，往往要坐30年的牢。但是辩护律师希望法庭能够更仁慈，他们有一个有利的支持者——Jeb Bush，这位州长在布利兹奥被定罪后说，“对于孩子，标准应该不一样。14岁的孩子不是个小成年人”。

在美国，只有5个州允许任何年龄段的孩子同成年人一样判罪。美国司法界现在认真讨论的问题是：孩子们能够理解他们行为的后果吗？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前额叶，即科学家认为负责控制不良行为的区域，直到20岁才能得到充分发育。

当然美国社会也有另一种复仇惩罚的热望，呼吁希望把少年犯同成年人一样对待。ABC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有55%的人认为，决定量刑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年龄。犯罪的后果是一样的，不管是谁干的，我们的法律体系应该让这些犯法者承担责任。严厉的判罚可以防止同类犯罪的发生。

两条让人不安的理论

诺伊曼不分善恶

麦克白斯的儿子试探麦克得夫是否可以信赖，假装对他说我没有君王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宽容、勇敢、刚强，一样也没有。当他证实了麦克得夫的刚正时，撤回了对自己的诽谤，评价自己说：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背过誓，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即使是莎士比亚在理解人的时候也把善与恶分配得这么水火不容，绝不可能共存于一体。

二次大战之后，有个叫诺伊曼的心理学家在他的深度心理学中对人性善恶的论证，认为没有人能够置身于善恶之外，但人们却被教会了区别、分离、尤其是分裂善与恶。关键之处是那些不会得到认可的坏行为被成功地抑制后，决定这种行为的那部分人性跑哪儿去了？它也是充满活力的，简单的抑制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美德和优越感，它必定要以让人看得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具有外形和人格化是必要的，所以必须找一些替罪羊，被否定的人性部分最后就被投射到那些坏人和敌人身上，这时人才心安理得没有耻辱的痕迹了，自觉为一个完美的好人了。

将人性的完美定为标准和目标的传统要求人只拥有人性中善良的部分，同时通过把不利的部分投射到坏人身上来保持这一言过其实的理想。所有教育中对坏蛋的谴责使坏蛋成了人性被拒绝部分的媒介物，诺伊曼发现这恰好说明它是人们心理上的必需品。

这样当然是很好的安排，但是与之伴随的是巨大的危险和更加沉重的代价。所以他主张的新道德里，人应该摆脱徒然的完美包袱，拥有和应付自己的全部人性，把那些被否定的部分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来对付，而不是把它投射到另一部分人身上。在这里，最高的价值不再是完美，而是完整与现实。

索非娅怀疑教育

索非娅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她的三个孩子成年后，撰文对教育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怀疑，她引用一位母亲的抱怨：“我父母搞糟了我的前半生，我子女搞糟了我的后半生”，对这位母亲给予充分同情。她自己也受到父母的严格教育被弄得无所适从，后半生又以自己心中的完美标准来纠正父母做得不好的地方，对教育自己的子女充满了信心。

且不说她最终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野心，更主要的是她发现被教育者所学到的未必是教育者打算教的。比如，责骂在交流的层次上可能被理解为给予注意，反倒成了奖励；赞扬可能被理解为对将来行为的压力，反倒成了威胁。根据奖惩理论行事的教育者可能对孩子的坏行为进行惩罚，而孩子可能采用按他人行为学习的模式，得出的结论就是强大就有权威。如果教育者向他解释他做错了什么，他如果也采取奖惩模式的话，得出的结论就是错误承担的后果不过是言辞。另一位母亲的疑问是：她带儿子参加过和平游行还教育他要敢于抗议不公正的事，这个儿子很听话，后来不断地抗议他认为不公正的事，并不惜冒各种危险。这时，母亲只能求他别给自己找麻烦了，专心学业吧。

索非娅的结论是“教育不可能”。因为在教育与被教育之间，我们所有的行为以及全部环境都是各个层次的信息交流形式，在这些层次中有更多的层次是不会引起教育者注意的，哪怕是像她这样做了充分准备的教育心理专家。弗洛伊德说过这样的话：“从父亲那开始的东西，在群众中完成。”

更何况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瞬间变化的世界，现在很多价值观不仅被怀疑，甚至遭到抵制，教育很难用大多数人的文化所抛弃的价值来浸染未成年人。索非娅说，她们那一代妇女被强灌入头脑的幸福观是灰姑娘和白马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她们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被逐渐遗弃、茫然无措、倍感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