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干杯我随意 　

（文 / 沈宏非）

中国人和老外都爱喝酒，不过干杯是一种西礼；中国人和老外都会干杯，但是只有中国人说的干杯才是真正的干杯。

“浮一大白”是中国固有的饮酒礼仪，不过除了拍古装戏，现在谁要在酒桌之也脸红脖子粗地来上这样一句，很可能会被视为有病。目前已内化为我们日常饮食生活的一部分的“干杯”，系由Cheers泊来。事实上，Cheers并没有“喝干”之意。这个词之所以被我们大胆假设、一饮而尽地译成“干杯”，估计是因中国酒一定要“干杯”才好喝的缘故。当年，我用我的中国眼睛追美国肥皂剧《Cheers！》的时候，每一次都在心里咒骂那可恶的电视台为什么不在一夜之间一口气播完，想来也是同样道理。

饮酒为什么要干杯？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以毒药为首的阴谋常常借饮酒流通，故为了防止自己成为阴谋的牺牲品，举杯饮酒之前双方会碰一碰杯，目的是让各自的酒借着酒杯的碰撞完成一次互相交换，达到了你杯中有我我杯中有你的安全境界之后，对于毒药和阴谋的戒备遂告解除，于是酒始得饮，敌友始得辨。

即使有一千种不同的解释，我还是相信以上这种毛骨悚然的版本更容易使人接受，因为人类已经无数次自我证明了他们是一个天生倾向于接受“阴谋论”的物种。除此之外，这种“你杯中有我我杯中有你”的逻辑至今仍然被运用于一般性的安全防务之上。为什么我们会耐心地等待一个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托运了一件行李却没有登机的旅客？这并不是航空公司出于对误机旅客的关爱，而是我们大家都一致相信这个无胆匪类违反了一项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与全体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以及全体飞机零部件“干杯”之后，甚至连“舔一舔”也不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干起杯来的英雄主义气概，绝对是可以吓蛮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酒量大，胆气豪，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于把老外们用三根手指拿捏着摇来晃去半晌也呷不上半口的洋酒“滋儿”一声地喝它个底朝天。

白酒、黄酒之类的国酒就不用说了，它被从酒瓶里倒出来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干杯，当然，啤酒可干，威士忌可干，葡萄酒亦可干，至于最受我们欢迎的各种品牌的法国XO干邑，国人皆曰可干，谁叫你姓中带个“干”字呢？不干你干谁？这正是中国饮酒文化中最遭人诟病之处。换句话说，白酒、黄酒你要拿来干，再不健康，再不文明，也还是属于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进口的威士忌、葡萄酒你也要干，其后果的严重性就难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了。

其实，任何一个对洋酒以及洋人饮酒习惯稍有认识的酒徒都会告诉你，除了俄国佬的伏特加之外，绝大部份洋酒都是为了味觉而存在的。因而，须得耐心嗅之、含之、玩之，然后才是缓缓咽之，如此方能充分体验到酒味的变化多端，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不同的酒往往还得与不同的菜肴相配合，以利于美味的交互式演绎。大口干杯，暴殄天物，连酒也喝不好，还能侈谈什么品味呢？

作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我其实没有资格对旁人拿洋酒“干杯”的行为说三道四，我不愿意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知道经常对这种行为作出猛烈抨击的大多是不相干的人，而酿洋酒和卖洋酒的老外，其实是很赞同干杯的。在干杯一事上，几乎没有一家在中国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出过异议。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时髦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一家新加坡人开的红酒廊，老板娘和该报记者把酒大谈红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别之际，老板娘豪爽地提议干杯，并且补充道：“是朋友就要干杯！”

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过转念一想，人家也有道理：你越干杯，我的酒销得越快，最起码，马爹利派对上所呈现的那番欢乐祥和的气氛，已充分昭示了“不提倡也不反对”的绅士风度。

不过我还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们对于拿洋酒干杯的行为，在心底里还是会有几分恻隐，有几分郁闷的。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体制之下，郁不郁闷就由不得他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是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的。消费者才是“干杯”者惟一真实的身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干你的杯，我卖我的酒，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干杯吧，你们这些“已知”的托马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