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贫富差别：第二次分配与家庭核心价值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以下简称"记")：如果借用基尼系数方法来观察中国贫富问题，我们目前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李强(以下简称"李")：基尼系数是国际上一种通用的测量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指数，用基尼系数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得小心谨慎。

记：为什么？

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因而计算基尼系数时应分为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的、城乡居民合计的三个方面。很显然，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会更高一些。

记：在你最近出版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一书中，我注意到你自己曾主持过两次大型调查来研究中国的贫富问题。

李：统计年鉴上的调查与统计，基本上只能得到被调查者公开的、体制内的收入状况，所以我们常常组织一些专项调查了解那些比较隐蔽的、体制外的收入状况，凭此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

记：那么，我国城乡间的基尼系数？

李：就我的统计与计算，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227，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003，而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77。

记：都超过了0.4!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我们现在已经不算低了。

李：短短十几年时间，我们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种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记：在这种贫富差别里，应当还有更为复杂的中国特色吧？

李：在80年代末，我曾提出过一个理论，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的症结在于：群体外的差距过大，群体内的差距过小。也就是说，差距拉开主要在于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而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内部，特别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则还是平均主义盛行。

记：这是很真实的中国图景。

李：所以，中国的现状是差距过大与平均主义并行。

记：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在我们的市场化完成了初次分配后，我们应进入第二次分配，或更多次再分配。

记：第二次分配？

李：这是由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完成的再分配，这样才能保证公平。

记：我们的税收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吗？

李：税收的功能一方面为社会的公共活动、政府活动提供财政支付，另一方面就是调节社会的贫富差别。如果说，税收是"收钱"的体制，那么，在收钱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征收遗产税等调节贫富差距。同时，我们在调节社会贫富差别时还有"花钱"的体制，即失业救济、医疗、养老与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

记：无论"收钱"还是"花钱"的体制，我们现在都还处在初级状态？

李：发达国家的众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是在国家具有相当财力后才逐渐形成的，而我们的社会变革是突发式的，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财力的积累。

记：在这种现实里，我们当如何选择？

李：其实，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保证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多数是农民，农民历来是靠家庭成员的互助而实现经济保障的。中国的特色是家庭单位，有几千年家庭伦理的传统，企业是一笔财富，这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

记：如何讲？

李：全国总工会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表明，失业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一是家庭，其次是朋友，第三是原单位，最后才是国家。

记：强调家庭本位，也就意味着我们度过现实的一种选择？

李：这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实际上能够起作用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强调中国的家庭核心价值，谁破坏家庭，谁就在破坏稳定。

(图片除署名上均为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