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工业城市的挣扎

（文 / 高昱）

60年代初，河南洛阳新市区建立(杨振河 摄)

中原地区的重工业基地和旅游中心城市——洛阳(王颂 摄)  

失落的城市表情

“作为一座城市，洛阳可惜了。”46岁的周南在洛阳生活了46年，熟悉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洛阳是一个充满喜剧和悲剧的城市，”周南将杯子里的洛阳名酒杜康一饮而尽，声音中开始有了惆怅。

不是周南一个人有如此的惆怅。这座城市的过去记载着太多的辉煌和荣耀，司马光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写道：“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它就像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有4000多年历史的洛阳城从公元前的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起，先后成为商、周、汉、晋、隋等13个大小朝代的都城，历时1500多年，是中国建都最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的古都。历史上曾6次进入世界最大城市之列，最兴盛的隋唐时期，城市人口就超过百万。从商周到隋唐时期，洛阳是闻名世界的陆上贸易丝绸之路的起点。

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1000多年前的故事。建国之后，这座被重新塑造的城市变化之大不亚于北京和上海。它一举跻身国家十大重工业基地，“一五”计划中在中国大工业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7个重工业项目被安排在这里。“在60年代，洛阳给国家上缴的利税曾经超过整个广东省。”周南说，甚至直到80年代，洛阳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把两届省会开封和郑州甩在后面，“就像原来重庆不服气成都，大连习惯与沈阳叫板一样，我们洛阳人至少在河南总是最自豪的。”

但来自历史的自豪感在公元后的21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正一步步走向失望。就像那条曾经承载过宏大的船只而如今日见干涸的大河一样，这座城市自豪和骄傲的表情越来越多地被自卑和惶惑所遮蔽。即使没有20世纪最后一个圣诞之夜那场灾难性的大火，数以万计并逐日增加的工人下岗也足以使140万人的洛阳城丧失朝气。和大多数工业城市一样，洛阳赖为支柱的传统大工业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中小企业则在大厂们刚刚陷入困境的时候就纷纷倒闭。出租车司机找来的钞票破旧不堪，几乎所有新起的高楼大厦都属于银行。按照《洛阳统计年鉴(2000年)》的数字，从1995年到1999年，平均每户就业人口逐年降低到1.5人，相应地每一名就业者需要负担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这本年鉴没有公布当地下岗失业的具体情况，只是显示市区职工总数在“九五”期间减少了32843人，国有企业职工减少数将近14.6万。即使与职工人数最高峰时的1997年相比，这个数字也意味着约有四成的国有企业职工失去其原有的工作。与之相应的是1999年洛阳市区所有在岗职工的年均收入6832元，平均每个城市市民每个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73.66元。

至少在10年前，都没有人想到当时还拥有着中国最现代化大工业的洛阳会在世纪末发展成这个样子。尽管在河南省，洛阳还可以以GDP和工业总产值仅落后于郑州和南阳而聊以自慰，但即使按照记者手中一份2000年11月《洛阳市“十五”计划纲要》所预测的那样，2000年的人均GDP能够以9.3%的高速度增长到6730元——几乎可以肯定2000年洛阳的工业经济是在继续恶化，也只是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落后的农业大省河南，以工业为主的洛阳市人均GDP甚至还低于焦作、三门峡和济源。

这本不应当发生在即使在国外都拥有响亮名字的洛阳，发生在大工业基地的洛阳，发生在这座每100人中就有10名科技人员和1名工程师的城市。

大工业日薄西山

以纵贯洛阳城的涧河为分界线，涧河以西22平方公里的涧西区是大厂的聚集地。沿着中州西路往西北延伸，依次排列着洛阳铜加工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热电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耐火材料厂、柴油机厂、矿山机械厂7个“一五”重点项目，不仅个个都由前苏联援建，而且整个涧西重工业区的布局规划都是由苏联专家主持设计的。

与中州西路交叉的垂直道路又分别被称作太原路、天津路、陕北路、湖南路、青岛路、武汉路、重庆路等等。这些路名都不是随意而起，事实上，太原路附近就是山西人多，武汉路也是湖北人的聚居区，它记录了40多年前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人聚集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梦想共同奋斗的历史。

那是一个史诗般的英雄时代。而现在，或许是巧合，从最东头的铜加工厂到最西头的矿山机械厂，7个万人大厂一个个举步维艰。铜加工厂1999年还能有360万元的利润，矿山机械厂交给中信注资后仍然亏损近亿，1万多职工50%以上放假在家。

2000年对34万涧西人又是困难的一年，举足轻重、拥有5万职工和10万家属的第一拖拉机厂出现了2亿元的巨额亏损，仅仅一年前，这个巨无霸还能够获得2000万元的赢余。

“从现在的观点看，在洛阳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重工业是不适当的，但我们对历史的是非评价不能离开历史本身的环境。”土生土长的落阳人，《洛阳日报》要闻部主任袁星勃说。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布局之所以选中像洛阳、兰州、太原、西安、郑州这些城市，毫无疑问有从备战方面的考虑。沿黄河、陇海一线的重工业基地位于中国的腹地，距离东部边界较远，而且工业所需要的水源充足，铁路运输也非常便利。另外，洛阳一带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有钼、铝、金、银、钨、煤、铁、锌、水晶、铅等甲类矿产资源26种，矿藏储量大，品位高，易于开采利用，其中钼矿储量居全国首位，为世界三大钼矿之一。“在最困难的建国初期，国家向洛阳倾注巨额投资兴建起密集的大工业，使洛阳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对全国国民经济都举足轻重的中心工业城市，”袁指出，重工业阻碍洛阳发展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恰恰是雄厚的工业基础为洛阳提供了无数次的机遇”。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洛阳优先发展起来的重工业还只是默默地构建着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到了80年代，大厂们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从7个“一五”重点项目到其后兴建的洛阳玻璃厂、石化总厂等洛阳“十大厂矿”，都属于生产机械、建材等生产资料的前端行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启动为它们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空间。亚洲最大的浮法玻璃生产厂洛阳玻璃厂1983年之前是每年产值递增1000万，利税递增700万，1983年之后掉过来产值年递增700万，利税递增1000万。“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涨工资，到大厂当工人比什么都有吸引力，”从部队转业在一拖工作了整整25年的一拖董事会秘书长魏黎明说。让袁星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证是他认识的一个大厂子弟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政府，朋友们笑话他，到市政府工作连洗澡、理发都解决不了。

烈火烹油的好日子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由于十大厂矿的产品主要面对生产企业，9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经济低迷并没有马上影响到洛阳。在1992年，如果能够从一拖拿到一个推土机的指标，转手就能挣5000元。“我上任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扩大规模，赶紧上生产线，越多越好。”1992年开始接掌洛阳玻璃厂的洛玻董事长郭晓寰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玻璃价格放开后持续走高，1993到1995年洛玻肥得流油，每年的销售收入超过10个亿，给国家和地方上缴利税每年4个多亿，税后的利润还有2.5亿。“八五”到“九五”期间，洛玻上了3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生产加工能力从500万箱(一箱合50公斤)和60万平方米剧增到1400万箱和580万平方米。“确切地说，一条玻璃生产线就是一条钞票生产线，多生产一平方米的玻璃就是四五十块钱，厂门口排满了点着钞票等着拉货的卡车，根本没愁过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的问题。”

洛阳玻璃厂董事长——郭晓寰  

这张邮票代表着洛阳玻璃厂的光辉 

洛阳玻璃厂有中国最大的浮法玻璃生产线  

但最终，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度削减还是把十大厂矿拖入泥潭，并且由此越陷越深。1996年洛玻效益大幅下滑，第二年玻璃价格从每箱45元骤降至10元左右，远低于洛玻15元的成本。洛玻随之出现史无前例的亏损，而且一亏就是1亿元。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挂牌的洛阳玻璃A股遭PT，1998年的亏损额又达到了4000万元。

一拖的衰败就更为迅捷。1997年，一拖还重组优质资产成立股份公司，在香港上市H股，成功筹集了16亿资金，当时每个人都觉得这么多钱无处可花。但公司1998年的年报就显示出不妙的端倪，当年销售额降低了12.4%，税后利润1.32亿元，更下降53.3%。到1999年，最高时股价曾经上摸8.1港元的一拖已经成为红筹垃圾股中的一员，股价在1元多钱停留，已远低于每股净资产值3.1港元。“按照一般股市规律，股价严重超跌后自然会有买家接盘。”海通证券分析员柳铁指出，一拖超跌之后继续走低，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投资者对其未来缺乏信心，甚至对其统计报表公布的业绩持怀疑态度。

这一年的8月，一拖宣布回购3300多万股H股。当时一拖董事会的负责人指出，H股股价既不能反映公司当前的经营实际，也不能代表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尽管受行业和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一拖的盈利较以前有较大下降，但公司的整体实力明显增强，成为中国惟一拥有全系列拖拉机产品的公司。随着拖拉机业务新项目建成及兼并企业的进一步整合，公司的经营业绩会全面好转，恢复以往的盈利水平。但仅仅一年之后，一拖的经营业绩不但没有全面好转和盈利，反而全面恶化，创造了2亿元的亏损。

整个国家都进入过剩时代，那么多的纺织、轻工业制造纷纷亏损倒闭，为它们提供机器和材料的洛阳大厂一旦受到波及其反应就更为剧烈。“但最重要的教训是，这些国有大企业在好的时候只想着扩大再生产，没有注意到调整产品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的紧迫性。”洛阳重工局局长孙西杰说，“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企业都没有饭吃，事实上是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国有到三资、私企，大量的同类企业先后上马。而在这时候，洛阳的这些企业都还在生产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低档次产品，历史包袱这么重，根本抵挡不住别人低价竞争的冲击。”

在鼎盛时期，到工厂当工人比什么都具有吸引力(沙飞 摄/Fotoe)  

“现在反思起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没有想着改变，而等到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大面积亏损，想改又没有那个能力了。”魏黎明与其他大厂的朋友们交谈的时候，经常痛感许多决策上的失误使大厂丧失机会，“我们的轮式拖拉机比别人晚了几年，当时觉得轮拖肯定会影响履带拖拉机的市场，而履拖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为了保履拖而没有上轮拖。结果别人看准了这个机会，机动性强、既可耕作又能运输的轮拖迅速开辟出最广阔的市场。”这个时候一拖才想着跟进，但不仅先机已经失去，而且质量上也没有优势，苦苦追赶了10年之后被迫逐步放弃。

“按理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不应该再犯这样的错误了。”魏黎明告诉记者，农机是最早领教市场力量的行业，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要早于城市改革。早在1981年，分田到户的作用开始凸显，当时一拖只生产单一的大型履带拖拉机，2万多台的产量只卖出去9000台。“可能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决策者没有市场意识。”魏黎明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从80年代的公司化、集团化到90年代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一拖都是全国试点，但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改变，从董事长到总裁甚至副总经理的管理者仍然是由原来考察干部的办法指定的。尽管农机行业已经很明确地划为一般性竞争行业，“但我们潜意识里仍然希望能够等待甚至改变国家政策来把企业拉出困境。我们呼吁国家能够增加农业投资、贷款，但事实上农村早已走向市场了。”

最近两年，直接导致一拖经营恶化的是其大型履拖销量持续大幅滑坡，1999年和2000年，下滑幅度都超过了20%。“编制2000年生产计划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想着国家政策，寄希望于西部大开发。”魏黎明说，“结果国家的西部开发政策却是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我们的大拖根本没有人要。”

近两年大厂的步履艰难使得大量工人下岗，即使降低成本，生产率也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一拖也认识到需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但他们走的实在太慢了。”孙西杰举的一个例子是，原来市属的建筑机械厂被划给一拖，1000多人的厂子销售额达到2.4亿元，一拖本来也希望以此发展工程机械作为新的支柱，但几年过去了，这个厂只能自顾，眼看着从这里拿走图纸的徐州工程机械厂做大。另一个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是一拖80年代就引进了菲亚特的技术生产中马力轮拖，但时至今日仍然有技术问题正在攻克。

大厂的步履维艰给洛阳市带来最明显后果就是大量职工下岗，依靠减员降低成本几乎是每个陷入困境的企业自然而然的反应。洛玻董事长郭晓寰告诉记者，洛玻的职工总数已经从13300人减少了10000人，首先拿来开刀的厂直机关40%人员被精简，很多科室都只剩下一个科长，曾经有12人的厂报编辑部现在只余下5个人。而涧西的几家大厂一开始还采取轮岗的方式，有饭大家吃，到最后实在没有饭吃了也只好全员放假。魏黎明告诉记者一拖的下岗情况还不算严重，“但也有几千人”，倒是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已经从3年前的9000多元降到6000元左右。

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是身为重工局长的孙西杰，他把自己自嘲为“救火队长”，不仅要接待大量下岗职工上访，而且每个月都要出动劝阻包围市政府的工人们。5年前刚刚担任重工局长的时候，春节去慰问困难职工，看到一个下岗职工卖血为孩子交学费，孙西杰伤感地把自己刚发的工资留了下来。“现在这种事情看得太多，我也无能为力。”孙西杰说。

“一个企业如果靠下岗来减员增效，那么这个企业永远增不了效。”魏黎明认为，减员只能减少部分工资成本，并不意味着能够多卖出去产品，也不能激发在岗职工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因为下岗者并不是不好好干，而是没有任何过错的结构性下岗。“其结果是经营者需要把大量的精力用于下岗职工身上，却无暇顾及解困真正需要的产品发展思路上的突破，无暇想怎么重组以盘活沉淀下来的资产存量。”

洛阳市60年代修建的公路干线和石拱桥(张青云 摄)  

投资巨大的石化工业并没有给洛阳带来二次振兴(王颂 摄)  

这种观点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尽管它并没能阻止下岗队伍进一步扩大。“前几年我们做的最重要工作是降低成本，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仍然非常低，我们每条生产线需要1000人，国外先进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56个人，而国内的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也不到500人。和他们拼成本、拼价格根本拼不过。”郭晓寰告诉记者，2000年洛玻实现了扭亏，利润总额8000万元，但他坦承，这次盈利是脆弱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后整个建材行业的复苏。这一年，玻璃价格重新回到18元左右，并一度升至将近30元。“这使我们能够缓一口气进行最重要的工作——加紧开发高附加值、高价位产品，生产别人做不了的特厚、特薄和加工玻璃并形成规模。”郭晓寰说，“明年将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必须抓住这次极其宝贵的机会。如果我们还只能跟着行业大环境起起伏伏，一旦玻璃价格降个一两块钱，我们又会面临亏损，那可能将是万劫不复的。”

春都：一个城镇工业败落的标本

或许很多洛阳人都不知道，在80年代家电热的时候，洛阳还生产过电视机——虽然只是一种14英寸黑白电视机，还有电冰箱、洗衣机以及缝纫机。但至少在进入1990年的时候，这些产品已经随着生产它们的企业一起消失了。它们存在的时间里，就几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直到80年代，洛阳市政府的主要工作仍然是为大企业服务。这倒并不奇怪，地方服从国家利益是那个时候的政治觉悟，何况来自这些大企业的税收占到市财政的一半以上。而且，大厂们大都属于国家计划单列，如果从行政级别上讲，这些特大型企业都是副部级，厂长比洛阳市长、市委书记的职位还要高。

那个时候，正是电子、家电制造等轻工产业在国内大规模投产的时期，但可惜的是洛阳没有给这些新兴工业注入足够的重视和资金投入，似乎当时如火如荼的重工业已经足够支撑洛阳经济的迅猛发展。按照几位大厂老总的说法，洛阳的地方工业还是小炉匠办工业，只属于敲敲打打的手工作坊。这种说法当然不准确，但20年来，洛阳市确实没有发展起像样的城镇工业，尤其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轻工业。近10年，重工业始终在洛阳工业总产值中占据60%以上的份额，1999年更是上升到70%。轻工业的资产周转率只有1.23，还没有采煤业多，从业人员年劳动生产率只有19040元，同样低于重工业，80家国有轻工重点企业有一半亏损。这种单一产业结构的危险性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当大厂们普遍陷入困境，又没有活跃的中小企业和轻工业时，洛阳的经济乏善可陈。

以生产会跳舞的火腿肠而曾经闻名一时的春都集团或许算得上一个例外。1986年，春都的前身、不到100人的洛阳肉联厂放下屠宰刀，生产出中国第一根火腿肠。到1993年，完成股份制改造的春都实现工业总产值、利税分别达到11.599亿元和1.082亿元，一举奠定了全国肉类加工行业老大的位置。最鼎盛时期，春都的创始人高凤来都不清楚自己的公司里有多少辆轿车。1996年，春都进入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位居228位。高凤来获得的各种市、省和全国荣誉称号不计其数，1999年5月他去世的时候，《洛阳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介绍高的事迹，连续三次刊登评论员文章《论向高凤来同志学习》。

然而，这个时候，春都的巅峰跌落之势已经势不可挡。1998年，春都集团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巨额亏损，而恰恰在此背景下，春都食品股份公司于当年12月发行上市。虽然春都A股在上市以后并没有受到集团公司走下坡路的影响，一度还呈现出稳健上扬的态势，股份公司的业绩在1999年中也保持着稳定的水平，但这一切就在2000年的8月3日突然改变。一纸短短200字的中报预亏公告将春都这个上市仅一年半的公司推进了预亏集团。

第一拖拉机厂有大学、国家级的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却拿不出足以占领市场的先进产品(赵鹏 摄)  

1999年，第一拖拉机厂第100万台拖拉机下线的时候还是热闹非凡的庆祝(赵鹏 摄)  

90年代安彩集团在洛阳建成生产线(赵鹏 摄)  

春都A股的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较1999年同期下降22.75%，主营业务利润下降89.5%，净利润-8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8.96%。

奇怪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惨淡并没有引起股价的暴跌，一些证券分析人士指出，这说明春都的预亏早就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是公开的秘密，谁都能看出在超市的货架上已经没有了春都火腿肠的踪影。“事实上，我刚来的时候，春都已经停产好几个月了。”2000年6月从洛阳轴承集团副总经理到任的春都集团总裁贾洪雷说。他告诉记者，当时市里找他谈话时，他还不想来，因为这个摊子比洛轴还难以收拾。

但是已经做好思想准备的贾洪雷都没有想到春都的日子难过到何种程度。他到任第二天，要债的就逼上门来，原来准备与春都合资建立春都实业的美国公司眼看着春都大难临头，不仅撤回投资，还前来索要3000多万元的股权转让金。贾洪雷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将22层的春都总部办公大楼卖掉，先退还2300万。但此后短短5个月时间里，又有两笔账款需要归还，一笔1.5亿，一笔3900万。好在春都除了大楼还有上市公司，又从商业银行贷了一笔款，才算勉强度过令人窒息的难关。

在采访时，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位总裁的窘迫。一位下岗职工前来要求回购手中的原始股，贾洪雷只能一遍遍地告知，现在厂里有困难，只能等待以后统一解决。每次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贾洪雷都要先看看来电显示的号码，短短1个小时时间，他先后3次阻止别人上前接听电话。

据贾洪雷告诉记者，2000年集团连续第三年巨额亏损无疑，但上市公司“可望微盈”。他显然知道股票被ST对这家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食品类公司意味着什么。但按照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在上市后近三年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需在6%以上，且平均在10%以上，方可获得配股资格。由于春都A股在1999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就已低于6%，即使2000年真能微盈，也意味着今后至少4年里春都都无法配股融资。对于急需资金的春都来说，等于又断了一条生路。

“春都走到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它管理上出现了问题。”洛阳师院经济系宋文献副教授说，“春都集团的发展春风得意之时，公司管理层管理水平的落后、失控和随意决策导致其陷入大而无当和贪大求快的双重陷阱之中。”

1997年入夏，春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由于猪肉等原辅材料价格猛涨，竞争对手展开逐城逐地的肉搏战，占销售额近1/3的东北老根据地丢失大半。针对春都火腿肠质量的投诉越来越多，经销商大量反水，漯河的双汇和山东的金锣火腿肠后来居上，对春都控制的市场鲸吞蚕食。而在公司内部，80年代创业时的管理经验开始捉襟见肘，生产、销售和采购部门发生严重分歧和相互指责。高凤举无奈之下请两位管理和市场学家进行专向调查。专家的报告明确指出，为压低成本而更改配方、提高廉价原料比例的决策是错误的，同时实行的多品种、多规格、小批量生产，需要相当专业化和系统管理，而春都薄弱的管理根本跟不上，导致产品质量严重波动。“从目前情况看产品方面供过于求，我们质价比处于劣势，质量不稳定，价格方面春都王每箱高于对手十几元，一般火腿肠高出几元，缺乏市场竞争力。而且同是春都火腿肠，几个分厂、联营厂生产，质量不一致，价格不统一，我们不给货，联营厂可能给，丧失了价格控制力……整个经营陷入怪圈：销售不畅——资金紧张——原料质次价高——质量滑坡——销售不畅。”这篇3年后方才“解禁”、题为《显微春都》的报告得出结论，“春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警告说，火腿肠技术含量不高，新的竞争者很容易介入，建议春都在打价格战的同时保持优质，在此基础上尽快推出敌无我有的新产品，超前一步，获得高价位。

但不知为何，如此系统的报告不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被断章取义了。这时候，企业正忙于四处收购和低成本扩张。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先是在本地收购自己不熟悉的行业，然后又跨地区天南海北，并一口气投巨资上了茶饮料项目等十多个大型项目，迅速形成酒店、房地产、木材、饮料、旅游、商业、制药等大而全的产业群，集团中具法人资格的实体达到近百家。然而，春都的多元化想收获面包，得到的却都是绊脚的石头。它收购的企业个个扭亏无望，投资的新项目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实现盈利，反而因此占用了大笔资金。在春都获得的12亿元贷款中，有6.6亿元被项目占用，2.3亿元用于购买或兼并亏损企业，2亿元是长期外欠货款，进入市场用于生产经营的不足1/10。而据春都A股1999年年报和2000年中报披露，上市公司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和应收款中有4.81亿元被集团和关联企业占用。

如此巨大的资金投进无底洞一样毫无希望地沉淀下来，是背在贾洪雷这样继任者身上最沉重的包袱。或许是痛感经营和决策管理水平的落后，贾洪雷上任12天就请来一位MBA取代原来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他很熟练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在春都推行年薪制、职工持股制、风险抵押制、资产关系人格化、内部交易货币化等“四制四化”管理模式。最近春都又控股了中国生物工程领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美公司，后者是国内最大的工具酶生产基地和最大的诊断试剂龙头生产企业之一，集生物工程、基因诊断、免疫诊断及相关技术于一身。贾洪雷希望春都以此在内部管理和产品结构上逐步取得突破。

“我们的这一系列措施确实很难，尤其是那些管理模式，每一条实施起来取得效果都需要一两年时间。”贾洪雷的语气就像是要去创造奇迹，“但春都现在真的是别无选择了。”

由一无所获到从头再来

春都刚刚控股的那家华美公司位于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入口处。这个开发区早在1992年就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开发区，但记者见到的大部分洛阳人都坚持那只是省级的开发区。记者在那里所看到的也确实与其国家级有些不符。据《洛阳年鉴》介绍，在这里注册的企业总数已经达到483家，但记者的实地观察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建筑群，能够称得上高科技的恐怕只有华美和原航天部导弹研究院迁来的一座软件园，其余大部分都只是洛玻、一拖、洛耐、春都等市内企业的分厂。统计数字表明洛阳高新区合同利用外资突破1.7亿美元，即使不拿它与天津、苏州等国家级高新区相比，这一数字与涧西区那些大厂们的资产相比也算得上小巫见大巫。

“洛阳有各类科研开发机构500多家，其中部省属科研单位15家，有14万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近万，还有5名两院院士，人才济济，设备先进，应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优势，可惜科研成果在洛阳本地成功转化为企业生产的例子并不多。”洛阳市科委社会发展科科长姜卫国告诉记者，为什么科研开发能力和人才优势在洛阳没有得到体现，是80年代就在《洛阳日报》上讨论过的老话题，只不过十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决而已。

“国家有《科技成果转化法》，可我们洛阳市这么多年没有出台过一个关于鼓励成果转化转让、鼓励科技人才参与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和优惠政策。”由于工作关系，姜卫国经常与那些国家级科研院所打交道，“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转让费也好，提成也好，奖励也好，都不能真正落实，自己却成了唐僧肉，所以干脆不做，或者到有优惠政策的外地去做。”

洛阳的文化历史似乎更具吸引力(赵鹏 摄)  

“今天保护我们的利益就是最终保护洛阳的未来。”黎明化工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尹彩彬说，在保护科技人才优势方面，洛阳市做的远远不够。只要从当年洛阳市拒绝中国科技大学搬来，就可以看出其眼光的短视，“而且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讲，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提供马上能见效益的项目，但至少我们院还是以研究高投入的新工艺、新材料和技术装备为主。”尹彩彬说，80年代他们刚搞出环保新工艺过氧化氢技术后不久，希望能够帮助洛阳市上一套，技术转让费非常低，但需要购买全不锈钢的设备。结果竟找不到合作者，现在，他们的这种技术已经在全世界转让了上百套。

不仅高科技企业不多，这座城市里，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也没有能够成气候。截止到1999年，洛阳市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总数118个，从业人数总计16000人，只相当于涧西区一座大厂的规模，销售收入和利润之和都只占全市总额的一成。

我们已经看到，洛阳的经济发展正在一步步失去它从大工业开始所占有的雄厚基础。为这种浪费和迟缓寻找原因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有·点，这座工业城市的领导者，相当大的比例是由下面的贫困县领导提升而来的。

在1986年之前，洛阳包括两个同为厅局级的洛阳市和洛阳地区，后者专管下面的14个县。1986年洛阳地区撤消，9个县被划归洛阳市，这9个县中，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和一个省级贫困县，连续多少年的全省经济排名，118个县里它们总在110名左右，而且轮流倒数第一。一位洛阳官员笑言，9个县划给洛阳，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调整干部时有了比较充裕的位置——等于增加了36个正县级的位置可供调配。

更多的人感到的是不堪重负。1984年利改税之后，大厂的税率高达33%，其中有20个百分点上缴国家，本来就已经是很重的包袱，现在市财政发展的资金又不得不大量流向贫困县。尽管国家也在对洛阳的几个贫困县提供帮助，但这种帮助对洛阳意味着更大的投入。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和省里下拨的扶贫款，地方还需要配套数额更大的资金。从1995年开始，交通部对洛阳定点扶贫，每年下拨8000万元给贫困县修路，洛阳市则需要再配套9000万元。据介绍，洛阳市每年至少要拿出两三个亿投入扶贫。直到1999年，按照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7个国家级贫困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洛阳市才有钱开始大规模搞一些城市基础建设，开工污水处理厂和公园，修通了横贯东西的九都路。

或许是冬天的缘故，记者这一次看到的洛阳与它所获得的绿化先进城市和园林城市称号有一定的距离，城市里的灰尘显得有些多。《洛阳年鉴》里引用1999年的数据说，洛阳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属于中度污染，已经达到了警戒水平。尽管涧西区的重工业大都对空气和水源污染较小，但那里仍然是洛阳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40多年的大工业没有给洛阳的环境造成致命的影响，这是万幸，”《洛阳日报》要闻部袁星勃说，“至少对于洛阳正在全力发展的旅游业来说，环境污染不是主要问题。”

去年11月30日，洛阳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消息传来，主管副市长朱广平曾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几天之后，龙门前的伊河中央被填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红地毯从卢舍那大佛一直铺到伊河上的舞台，洛阳市为这次成功举办了大型狂欢庆典。

为了能够申报成功，洛阳市几乎是殚精竭虑。拆除了龙门附近所有近百处不协调建筑，包括几年前刚刚兴建的龙宫等二十多处人造景观，总投资1.5亿元，准备了整整一年半。“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扩大了洛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洛阳将成为国际旅游业一个黄金点、黄金线吸引外国游客，”洛阳市长刘典立说，“它对于洛阳实施旅游拉动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可以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是洛阳城市发展方向和功能发生巨大变化的象征。几十年来，洛阳的城市定位都是重工业城市，但最新的方向已经改变为“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的旅游城市”。

“洛阳确实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像龙门、白马寺和关林。”洛阳师院的宋文献副教授说，过去洛阳也在搞旅游，但那种旅游是低水平的。90年代，洛阳和全国一样兴起人造景观热潮，龙门建了龙宫，白马寺旁边建了万国历险宫，另外还有西游记宫、封神演义宫、八仙宫，“几乎是投进去多少钱，打多少钱的水漂”。“但现在看来，除了旅游，洛阳真找不到什么明显的经济增长点。”宋文献说。

事实上，旅游对洛阳新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十五”计划里，旅游业已经成为洛阳新的支柱产业，是“带动社会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除了三大传统景观，洛阳市在“十五”还规划出了四大景区：北部以小浪底为龙头的黄河风情旅游区，南部的生态旅游、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东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汉魏古城遗址开发，市区则有以牡丹为龙头的生态园林城市模式。很显然，洛阳真的在下工夫发展旅游和它能够带动的那些“无烟工业”。

龙门石窟是洛阳最著名的旅游景点，而旅游现在被视为洛阳未来的希望(陈杰 摄)  

尽管洛阳现在旅游业的收入只占GDP的一成多一点，但谁都知道它一直依赖的重工业已经是夕阳产业，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在延缓它下滑的趋势，却无法改变最终衰弱的宿命。现在，洛阳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缺乏后劲的威胁。既然历史已经无可挽回，在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机遇之后，洛阳终于作出了从头再来的选择。和中国所有有历史的中小城市一样，这几乎是它惟一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对于这座创造过辉煌的工业城市有些可惜。它们必须有新的勇气迎接现代化的艰难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