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文 / 范遥 纪江伟）

这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准备在2007年发射的火星探测仪“智能登陆者”在火星着陆的艺术效果图(新华社 供图)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为什么我们需要未来

一个哲学家来到一个城市，试图将居民从原罪和邪恶中解救出来。哲学家日以继夜地在街上和人们常聚会的场所劝导大家要抑制贪欲和嫉妒以及虚伪与冷漠，开始时大家都倾听并面带笑容，但听到后来都走开了，人们对他不再感兴趣。最后，一个孩子问：“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讲下去呢？你难道看不出来一点儿都没有用吗？”

哲学家回答说：“开始我认为我能够改变别人的观念，而现在继续讲下去，是避免别人改变我。”

很多时候，让我们这帮俗人讨厌的并不只是哲学家，还有所谓未来学家。他们说电脑会越来越聪明，比人还聪明，他们的佐证是那个叫“深蓝”的冰箱一样的家伙，而我们面对的电脑，多开几个窗口就会死机。他们还会说，2061年4月12日，会有一艘叫“地球快车”号的飞船载着你飞向太空，有什么证据吗？他们说，那一天是地球上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100周年的纪念，100年了，该轮到你去转悠转悠了。

这是未来学家的好处，凡是没啥证据的事，他们会说100年后肯定会如何如何，时间能把一切障碍抹平。听未来学家说话，就像《百年孤独》里的那个村庄迎来了吉卜赛人，他说万物有灵只要你唤起他的灵性，然后拿着块磁铁把村里的铁钉都吸出来。

不过，好故事依旧是好故事，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预见了潜水艇，可他并不是为了搞出潜水艇才去编故事。李高佛就编不出《海底两万里》的故事，“二战”后，核能应用还是个梦想，李高佛用10年的时间鼓捣出来了核潜艇，他要应付美国海军中一堆保守势力的排挤，只能踏踏实实干活儿，不能去编故事，更不能去充当未来学家。鹦鹉螺号从珍珠港经由北极转到英格兰，说的还是老话——预言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给它创造出来。

李高佛说：“所有新观念都是来自不肯随俗浮沉的人，他们对来自传统智慧所形成的教条主义常有异议。所有改革都是源于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他们对一些有权力的社会组织所设计出来的表象持怀疑态度。新观念创造者和社会评论家是自由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只有他们才能建立自由的社会。”

随俗浮沉？多俗才算俗？在新世纪的关口，最粗俗的事情可能就是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而不肯从俗的声音就是对技术进步的批评。中等智力的人都能想象出克隆技术能弄出一个多好玩的世界，持疑义者就会批评克隆技术的危害，在一部分人鼓吹技术进步万岁之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对技术进步表示忧虑。

2000年4月，《连线》杂志发表比尔·乔伊的文章——《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他也像个未来学家一样说着危言耸听的话，他说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基因技术都将威胁人类。这家伙的身份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所以这文章显得相当有分量。

不懂技术的人对技术进步一般都不觉得恐慌，就像一个只知道四则运算的人不会对数学产生敬畏。有人预言，纳米技术将会产生无数更微小的病毒，普通人不怕这个，我们怕的是感冒病毒或HIV，谁知道“纳米病毒”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机器人有什么可怕，它不就是个更奇妙更费电的吸尘器吗？所以，一个技术专家乔伊，一个曾经的技术迷恋者来给我们这帮俗人敲警钟的时候，大家都会竖起耳朵听上一会儿，听会儿再散去。

据说，第一个以书籍形式对第三个千年进行预言的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他在1888年创作了一部名为《2000年》的小说，幻想每天的生活用品都通过管道装置免费送到每一户家里。这个作家可能生活窘迫，缺乏想象力，只不过把送牛奶的工人换成了个大吹风机。他没能预见到汽车、飞机和导弹，是个失败的幻想作家，然而，他的梦想是很朴素很可爱——主人公昏睡100多年后醒来，终于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比尔·乔伊属于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的那一类，同类的有所谓“罗马俱乐部”——1972年弄出《增长的极限》一书，说地球上的矿物资源要枯竭了。相形之下，我们更喜欢好听的、拍全人类马屁的话，比如兰德公司说人类在1980年代就能登上火星，能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到2000年飞机的速度能达到音速的10倍，5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这几样预言都落空了，可聊以自慰的是，登上火星、在月球上建基地都并不困难，只是要花太多钱，我们把钱用在别的地方了。要10倍音速的飞机也不难，可5个小时就绕地球一圈，我们绕来绕去干什么呢？

人们对未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不在乎未来学家在说什么；人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未来，而不是更好的未来学家。他们已经不错了，让他们接着说吧。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克拉克的2001

2001年1月1日，英国国家电影剧院重映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据称，柏林电影节已选定该片作为闭幕电影，并将于3月7日——库布里克去世两周年那天放映。法国、日本、美国也将重映这部32年前的作品。

83岁的阿瑟·克拉克住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60年代创作了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就像“1984”属于乔治·奥威尔，“2001”属于库布利克和阿瑟·查尔斯·克拉克。

克拉克写过报道、评论和50多本小说，1945年他发表在《无线电世界》上的一篇文章预言，卫星将改变全球通讯。尽管他写作的时候世界还处于冷战期，但他的故事里出现过这样一幕：俄罗斯的宇航员与美国的宇航员并肩工作。

他的一句名言是：“有辨别能力的预言家说，某些东西是可能的，他多半是对的；如果他预言某些东西是不可能的，那他很可能就错了。”

《2001：太空奥德赛》问世于1968年，一年之后，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走出了人类的一大步。而克拉克曾预言，人类可以在1970年之前完成登月。他相信，人类的太空基地建在月球或火星上没多大区别，这只与资金有关，“当然我觉得月球也许更好一点儿，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从月球回来只要几天，从火星回来却要9个月”。

如今，回首他所设想的“Hal 9000”，克拉克说：“计算机的智能将超过人类，这感觉越来越强烈，也许是2010年，也许2020年。”但他强调，人类的热望才是科技的主宰，“我对宗教感兴趣的课题只有研究上帝，如果真有上帝，如果宇宙之外真有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要找到证据。”

83岁的克拉克说他最后的野心是想知道究竟有无地球外生命：“如果没有，那会是不可思议的，我猜，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谜在21世纪会被解开。”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曾经问过克拉克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后悔没能跟随阿波罗11号去登月？”

老头儿说：“在我死之前不可能再有什么登月的念头了。但是，我觉得我去过太空许多次。”

克拉克的预言已被证实

在太空深处的宇航员

“奋进”号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红衣)与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会合(新华/路透 提供)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2001：太空奥德赛

“起源号”

2001年1月，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起源号(Genesis)”将发射升空，它的任务是对太阳风进行取样。

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解释说，科学家们希望“起源号”能找到行星是如何由一块块太阳星云形成的线索。这种星云是很久以前形成太阳系时所破裂的原始气云，它一直存留在太阳的边缘并随着太阳风源源不断地流出。

加州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家、“起影号”首席年代里混·伯梅特说：“这是你们在21世纪将看到的许多事情的开端，取样不外乎豪华的欧洲大饭店饭，局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我们有幸去实现这个第一。”

“起源号”将成为第一个从太空深处带回样品的探测器，2003年会回到地球上。2001年头一个月，NASA还计划发射“特里亚纳——全球臭氧测绘光谱仪”。

丹尼尔·戈尔丁7年前就任NASA局长的时候，航天发射并不多，他提出“更快、更好、更省的中的思想，鼓励多向太空中发射些新东西，包括2000年在内，5年中，NASA、欧洲航天局、日本宇宙开发事业集团等机构将有70次以年在马里安射。

这些航天器不仅要发射出去，其中一些还担负着拿一些样品回来的任务。科学家们跟太空物质打交道太少了，他们能在地球上捡到陨石，还面对过“阿波罗”登月拿回来的360公斤岩石，可这还远远不够。

“火星探路者”原计划把500克的火星岩石带回地球，可惜它失败了。2000年2月，“星尘号”探测器首次用机器手在月球轨道之外抓取了一把尘埃粒子，“起源号”的任务也一样是收集粒子，它要呆在离太阳恰当远近的位置，抓一把太阳的粒子回来。

火星火星

2000年12月30日，“卡西尼”太空船离开了距木星最近的那个点，NASA推动器实验室的专家们给它下达了飞向土星的新命令，按计划，它将在2004年7月到达土星。不过在今后几个月内，它还会继续观测木星，并与1989年升空的“伽利略”太空船形成双重观测。

“这是个好机会，能对木星进行前所未有的观测，我们能在同一时间从不同方位观测木星。”“卡西尼”项目经理鲍勃·米切尔说。

“卡西尼”太空船1997年升空，将在太空遨游11年，在接近木星之时，它会对这颗行星的大气、卫星、磁场收集相关资料。而“伽利略”太空船是围绕木星观测的，它的天线一直没能充分展开，NASA专家科米琴思认为，这个障碍也许是受太阳风的影响，如今的双重观测或许能解开谜底。自1979年“航海者”号太空船观测以来，木星的磁气圈范围扩大了两倍，专家分析，这是太阳风的压力所导致的。

专家们派出一个个飞船，仔细地去寻找有价值的东西——2000年，从“火星探路者”拍到的照片上，影像不要这些这个女权主义分子对纽子对顿深恶痛绝水源存在，随后更多的照片显示了一层层的水成岩，表明火星在过去可能布满湖泊。这条发现被列为NASA在2000年的十大成绩之一，也是美国《科学》杂志选出的2000年十大成就之一，“太空奥德赛”最吸引人的下一站肯定是火星。

2003年5月，NASA将发射“火星探路者2003”，它的任务是从火星表面取样返回地球供专家研究火星表层的物理及化学特性，欧洲航天局也计划在2003年发射“火星快车”，它的着陆器将寻找火星的地下水以及含水的沉积矿物质，那里如果有水和有机物存在，就会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2000年10月，NASA公布其修订的未来的20年的火星探测计划，其重点仍是研究火星的大气和矿物构成，以及寻找火星上有生命存在的证据。

慢于梦想

火星上没有生命？那咱们就派一个人上去，这才是梦想。事实上，派到地球之外的人都去了国际空间站，2000年10月31日，美国宇航员比尔·舍费德、俄罗斯宇航员尤里·吉德津科、谢尔盖·克里卡列夫乘坐俄罗斯“联盟”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基地出发，飞赴国际空间站。

拿国际空间站与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做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发展速度落后于梦想，空间站没有“人造重力”，也没有电影院、救生船这些奢侈的设施。

1964年春天，克拉克在纽约切尔西酒店1008房间撰写《2001》，这距肯尼迪总统宣称要将人送上月球已经3年，但登月尚未实现。他不得不束缚想象力，把他小说中的飞船停在木星附近而不是更远。1980年代，“航海者Ⅰ”与“航海者Ⅱ”飞近了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但克拉克小说中的“2001”仍然要比真实的2001更具挑战性。

一些NASA的退休人员认为，航天步伐的放慢只是资金问题，喷气动力实验室的前任主管布鲁斯·马里说“NASA中许多人感到阿波罗计划之后他们就被抛弃了，从一开始，阿波罗计划就只是为了打败苏联人，而不是更好地利用月球。”

航天专家吉米·本森说，70年代，NASA的空间探索预算缩减，核动力火箭、深太空探索的项目被取消，国防体系成了NASA的主要任务。布鲁斯·马里认为，只要有钱，美国人早建成了月球基地和空间站。他说：“怎么让人类登上木星和土星，我们全都知道，在技术上这不是难题，但它超过了人们为空间探索愿意付出的代价。”马里说，把宇航员深冻让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再苏醒，这听起来恐怖，但在技术上也可以操作，但NASA的空间计划要受商业的卫星发射计划的限制。

“伊科诺斯”卫星从太空中拍摄到的火山及周边地貌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发布拍摄到的太阳耀斑图(新华社 提供)

另外的行星另外的生命

大概400年前，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布鲁诺发表他的理论——宇宙中有数不尽的恒星和数不尽的行星，行星绕着恒星转，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他的理论惹恼了罗马教廷，这个天文学家被烧死了。

1995年，布鲁诺的证据来的晚了一点儿——瑞士科学家证明，天马星座“51号星”有重力作用，那里离地球有50光年的距离，这颗行星大约像木星一样重。

有了越来越好的观测设备和越来越多的天文爱好者，行星的发现更快了。到2000年，科学家确定了太阳系之外的29颗行星，它们的轨道、重量和温度也被计算出来，天马座“51号星”的重量相当于140个地球，它的“一年”只有4.23天，温度为华氏1560度左右。不过，最快的轨道是代号为“HD187123”的行星，位于天鹅座，距地球156光年，它围绕它的恒星转上一圈只用3.097天，它的重量相当于150个地球，1998年9月验明正身。

有另外的行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有没有另外的太阳系？“二十仙女座(Vpsilion Andromedae)”的3个已被确定的行星围绕着同一颗恒星运转，那里距地球44光年。NASA科学家戴德·奎雷兹相信很快就能确定另外一到两个类似的行星系统。

银河系中有数以亿计的行星，科学家们确定了不到30个，用最好的天文望远镜也难以观察到更广的范围。但这种努力不会止步。2011年之前，NASA希望将一个最棒的望远镜送上太空——“地球行星寻找者”，科学家希望它能有助于回答我们的问题——太阳系外的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

“当你问一个最大的问题时，你需要一个大望远镜”。“地球行星寻找者”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查尔斯·希彻曼说，“行星寻找者”能观测到距地球50光年远的恒星，并能追寻行星运行的轨迹。他说：“如果生命是物理与化学必然的结果，那么在观测200至300个恒星之后，我们总该发现点儿什么。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疾病的居所在哪里

以下是一份18世纪早期的病历记录：一位74岁的瘦高男性，忽然感觉腹部疼痛，“就像被狗狠狠咬了一口”。疼痛的部位极为肿胀，医生在那里可以摸到硬块般的东西，医生还会发现他脉搏变快、眼窝下陷、舌头干燥。

第二天，病人的脉搏加强，硬块和疼痛的区域扩大，医生的处置方式是放血，放出来的血凝结时在表面形成深黄色的厚痂。病人开始有严重的恶心感，却吐不出东西。这天晚上他就更痛苦。

第三天，病人的脉搏转弱并且开始打嗝，呕酸水，说话变得模糊不清，意识混乱。再隔一天的早上，他开始发生频繁的全身性抽搐，最长可持续15分钟。他的脉搏越来越弱，医师用手指轻压便找不到了，他的呕吐物变得恶臭难当，有时候闻起来如粪便一样，呼吸极为困难。当天下午，他的神志忽然清明，但没过多久又开始抽搐，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尸体解剖第二天进行，最重要的发现位于右下腹腔中。大肠的起端——一般称为盲肠的部位——已经严重发炎而成坏疽，并扩散到整个腹部到腿部的肌肉上。病症起源之所，到此时再明显不过，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整个疾病的病程，还需要探讨。负责解剖的医师写下记录：“整个炎症反应是如何在无声无息中逐步侵入邻接的肠道并引发种种并发症的，毫无踪迹可寻，也无从解释。”的确，在1705年的意大利波隆纳，尸体解剖当日，这个问题的确无解，因为它是由一种并不存于当时人们脑子中的疾病——阑尾炎——所引致的。人类还得等上150年，才了解它的致病机理。

1705年那个清晨，年轻的解剖者还不知道自己将为医学界带来科学思维方式的钥匙，他叫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当时23岁。1761年，莫尔加尼将他50年解剖生涯所搜集的700个病例结集成书，《以解剖学方法对疾病之居所及成因之研究》，他要告诉同行——一味地在体液论的四种体液或其种种理论变型中去寻求疾病的成因注定是徒劳无功的，疾病并不是某种空泛而定义不明的所谓“人体不平衡状态”，而是发生于某特定部位、某特定器官的功能失调所致，各种疾病均有其栖身之所，医生的任务就是找出这栖身之处。

后世的学者们将莫尔加尼对疾病成因的看法起了个名称——病理解剖学，并认为它是此后各种医学理论的共同基石，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不仅是器官，组织、细胞，甚至是细胞间分子生物层次的构造均有可能成为疾病的居所。

100多年前，遗传学家提出基因的概念，如今，人类相信，疾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基因有关。这种致病的模式引导了医学研究100年，去发现每个疾病的致病因子成为所有研究者的志向，现代医学的研究基于这种概念，并且认为成果可以单纯从实验室中获得。他们将知道你为什么得肺炎？为什么肝硬化？为什么一个乐观的病人比一个悲观的病人更容易康复？为什么有些人抽烟致癌有些人安然无事？

关于21世纪最乐观的预言是医学将由治疗转向预防，你那容易引发炎症的基因已经被改良了。在此之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手术在脉管中进行，外科手术将最大限度地避免打开体表，事实上，采用内窥镜技术，现在的阑尾炎手术不用开刀破肚。

莫尔加尼解剖尸体找到盲肠上的脓疡，现在人们相信找到了基因就找到了疾病的居所，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疾病的问题，然而，曾经深思脱氧核糖核酸(DNA)本质的人，现在必须同样慎重地去思考这件事情对于人类的意义。现在的电子显微镜专家、组织分类学专家正在寻找人类个体性的本质——使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当分子生物学家说到生物认识“自己(self)”排斥“异物(foreign)”，后天得到“耐受性(tolerance)”这些字眼时，他们的工作已涉及道德和哲学的领域，他们考虑的应不只是治疗方法和治疗工具，还应考虑“整个病人”，即世界上所有病人。从某种角度看，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病患。

医生最值钱的手将被机器取代

以下同样是一份18世纪的病例，是荷兰的桑迪福特记载的：一个幼童，出生及周岁前都完全正常，却在满周岁后皮肤变暗，渐渐地，他越变越蓝，呼吸越来越困难，喘得很厉害。当医师对他进行放血治疗时，其血液极为浓稠而且几乎是深蓝色的，他12岁时死去。桑迪福特进行解剖，发现将血液送到肺部的肺动脉极为窄小，血液无法进行充足的氧气交换。

19世纪末，准确地说是1888年，法国的病理解剖学专家法洛对先天性心脏病做出四个症候的准确描述，被称为“法洛氏血症候群。”那时候，要在病人出生前就诊断出这种病变并不是难事，但蓝色的婴儿还是在不断地死去。在很多情况下，医学并不单纯地是一种科学，它还是一桩手艺，一门艺术。

所以，1944年11月29日，当一个9.5磅重、缩成一团、几乎没有呼吸的蓝色小宝宝被美国医生海伦·陶西及助手从摇篮中抱出来时，看到的人都感到害怕，世界上有人能将这么脆弱的小生命的胸腔打开，将他纤细的血管分离出来再接好，要完成这一任务须有极度的自信、超凡的手艺和过人的运气。海伦·陶西有世界上最棒的一双手。

然而，心外科医生最值钱、最粗大有力的双手将在21世纪被机器人装置逐渐取代。1999年10月，加拿大医生道格拉斯·博伊德用机器人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无需打开胸腔及诱致心脏停跳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只要打开一个铅笔粗的小切口，灵敏的机器就能完成手术——这就是所谓“最小侵害性外科手术”。

2000年底，美国犹他大学的技术人员称，他们研制的一种“纳米潜艇”有望在今后几个月内投入生产(本刊2001年第二期“好消息坏消息”栏中曾有介绍)，它由沙门氏细菌驱动，小到百万分之一毫米，它能帮助医生消除静脉堵塞之类的心血管疾病。2000年的夏天，普林斯顿的物理学教授鲍勃·奥斯汀说：“血液中的潜艇至今仍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也许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半年的时间，纳米技术会有这么快的进展吗？

还是持怀疑态度好，因为研究纳米技术的机构是如此多，选用的推动方式(细菌或更小的东西)相当复杂，与网络和基因一样有泛滥浮夸之风。

然而不用怀疑的是，21世纪的纳米技术将与医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纳米潜艇”可以在血液中周游人体，查出病理细胞就地消灭，帮助人类修复损伤治疗肿瘤。100年前，医生们可以在婴儿出生前诊断出其先天性缺陷却无力回天；100年后，医生们肯定能为出生前的胎儿实施心脏病手术，他们用的不是灵巧的手指，而是灵巧的“纳米”。

免疫的世界

“要了解医学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最好的途径是看穷人的保健状况，在发展中国家预防和公共卫生医学的作用。”英国的医学史教授罗伊·波特说。

虽然天花不再是对青少年的威胁，但麻疹、霍乱、破伤风、流感、脊髓灰质炎和其他感染性疾病每年都导致两百万儿童丧生。使用疫苗挽救生命比其他药物更有效，然而因为贫穷，那些需要疫苗的人往往难以得到。

你也许会惊讶于制药业的进步、计算机在医学中的应用和远程手术，但每年200万人因缺乏疫苗而死更让人震惊。当一架飞机摔下来的时候，那是个大新闻，可每个小时都有228个儿童死去。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求这些孩子，麻疹、小儿麻痹、哮喘、黄热病，这些疾病都可以用现有的疫苗去对付。在发展中国家，父母们要走很远的路花很多的钱去给自己的孩子打上一针，过去10多年来，疫苗的作用很大，但还不可能给所有需要它的人带来福音。

西半球最近的一例脊髓灰质炎是1991年报道的。2000年11月，西方国家宣称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疾病。疫苗使每年有300万婴儿免于死亡，他们有幸生在有良好的医疗体系、足够的疫苗和必备的护理的国家中。

然而有更多的人生活在别处，享用不到这些，也没有钱。这世界上有10亿人每天花费不足1美元，饮用水不卫生，吃都吃不饱。他们需要的是比尔·盖茨和他的老婆组织的慈善机构。据估计，今后5年，如果要想让所有穷国的孩子们都注射上疫苗，需要40亿美元的经费。

在1970年代，世界上只有5%的孩子能得到免疫，如今这一比例已提高到70%～80%，终有一天，这个比例会到100%。接下来会不会是新的轮回——富国的孩子享受新的基因预防医学的成果，穷人的孩子接着等待。现在接受疫苗的孩子每人的费用不过是15到20美元，疫苗能得到普遍使用就在于便宜。

医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都得到了发展，罗伊·波特说：“政府将会继续向穷人提供医疗服务，一方面是为了得到他们的选票，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他们对政治的不满，还因为那些当权者不为‘不必要的死亡’难堪。生与死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这位医学史专家说，我们常常把医学看作贯穿历史的一种进步，但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医学只是一部分。它的未来和过去一样，不仅在富国，而且在穷国，都将取决于财富与权力模式的转换。

大批因货轮沉没海水污染而被迫离开的企鹅又回到位于南非的岛屿上(新华/路透 提供)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新诺亚方舟—克隆技术能否挽救濒危物种

诺亚方舟再次出航，穿越暴雨交加的科学之海，在争论的狂风中前进。与旧约中的方舟不同，今天的方舟并没有载着一对对的濒危动物驶向安全之地。事实上，在这个续写的故事中，诺亚并不是救援项目的队长，它是为一头印度白野牛的克隆后代事先取好的名字。这种野牛生活在印度、孟加拉及东南亚。新诺亚将很快由一头叫贝茜的母牛产下，母牛贝茜生活在美国爱荷华州附近的农场里。母牛以前曾生过白野牛，但这次为其克隆后代做代理母亲，还是第一次。高级细胞技术公司的发言人说：“小牛长得不错。”高级细胞技术公司(ACT)是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伍技术斯特市。该公司正在使用一种新颖的跨物种卵子转移技术，开辟了物种保护新时代。

母牛贝茜身上的超凡实验可能不错，但这个观念本身是否可靠？ACT医学及科学发展部副总裁罗伯特·兰裁说，这项技术虽不是万能药，但“展示了令人激动了可能性”，有助于挽救濒危动物，甚至有可能让消失的物种起死回生。但其他科学家并不如此乐观。他们认为，这样的高技术不太可能为脆弱的物种做出重大贡献。

不过，如果母牛贝茜顺利生下小牛，欧美各国有很多生物学家们会很振奋。他们所参与的“人工助孕”保存物种计划包括人工受精及体外受精技术。诺亚的降生更会鼓舞ACT的科学家们。他们刚和西班牙官员签了约，准备克隆布卡多羊，一种比利牛斯山原产的山羊，现已绝种。一年前，在西班牙北部的欧德萨国家公园，布卡多羊最后的栖息地，最后一只布卡多羊被一棵倒下来的树砸死。科学家已保存了它的大量细胞。ACT的科学家希望能在今年将这些细胞转移到另一只山羊的卵上。

在母牛贝茜身上所使用的克隆技术，不同于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动物多莉羊的程序。为了制造诺亚，来自公野牛的皮肤细胞与692个母牛的卵进行了融合。只有81个长成了胚泡(适宜培植的细胞丛)，其中42个植入了32头母牛的子宫里。有8头母牛怀孕。两个胎儿后来退出了研究，另有5头母牛流产，只有母牛贝茜带她的诺亚留了下来。

ACT的科学家在等待克隆野牛的诞生，而其他野生物研究者却提出质疑，认为这个项目宣称可以保护野生动物，是发出了错误的信息。“我们不相信克隆和濒危物种的常规管理与保护有什么关系。”史密森学会物种保存与研究中心的资深科学家大卫·维尔特说。相反，他很欣赏一些低技术的方法，比如用人工受精繁殖的濒危黑足雪貂，现在已在美国西部重新放养。“我们的实验室在全世界同最珍稀的物种打交道。”他说，“但我从未听某位野生物管理员，或是野生物家说‘嘿，我们必须用克隆来挽救这个物种。’”

对于在伦敦动物学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威廉·赫尔特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研究物种的繁殖系统，以及自愿交配生殖的社会条件。“如果你了解了这些，你就能提高出生率，不用做什么人为干涉。”克隆技术的用武之地，赫尔特认为，“是数量在50只上下的物种。你可以从所有的动物身上采集细胞样本，然后再相应造出50只来。这样，你就保持了基因多样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做不到这点，他认为，就会制造出基因单一的种群，缺乏抵抗疾病的能力，造成物种的第二次灭绝。适宜的栖息地也很重要。“你得问问自己，我们是在帮助这些动物面向未来吗？”

帮助动物面向未来，是全世界野生物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务，因为濒危物种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基因科学家奥利弗·瑞得现供职于圣地亚哥动物园濒危物种繁殖中心。25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建立细胞冷冻库，保存濒危动物的DNA，卵子和精子。在他的指导下，这个冷冻动物园已拥有5400种动物的活细胞，覆盖400个物种及亚物种，全部在液态氮中冷冻保存。

用科学手段抢救正在消失的物种，是全球的奋斗目标。法国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4座动物园。在这里，罗伯特·莫盖和同事们首次制造出鹿的试管胎儿。这项技术包括混合冷冻的精子和卵子，或是培育卵细胞，有望在年内应用于珍稀和濒危的鹿类。普通种类的鹿会用做代理母亲。法国的研究人员在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同行们探讨，希望帮助他们恢复大夏鹿的数量。“基本上，我们是想把我们的做法教给他们。”莫盖说。

在奥地利的索斯堡动物园，科学家正在进行研究，希望制造出第一只人工受精的白犀牛。维也纳大学兽医系的弗郎兹·施瓦参伯格相信，这些技术有助于挽救更濒危的犀牛种群。“可以在野外采集精子，用圈养的动物受孕。”他说，“这种人工助孕方式，可以在不损坏野生资源的情况下，改进圈养动物的基因组成。”

虽然年年看着物种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研究者们还是很乐观。“我们无权束手旁观。”莫盖说。他预计，动物园间交换精子、卵子和胚胎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大家不再把动物运来运去，而是把动物的精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今天的时装展示会用亚麻布料宣扬环保，未来的时装展示也许会加上机器装置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先关心我们自己

2000年4月，比尔·乔伊发表的《未来不需要我们》也许是这一年最重要的一篇科技文章，他说，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机器人这三个领域的技术革命将改变人类——从危险的一面——基因工程也许会带来无法控制的癌症灾难，纳米技术会带来新病毒，机器人的智能越来越高，和我们越来越像，惟一的区别在于我们来自碳。

这三大技术事实上都依靠第四种，那就是计算机能力的快速增长。专家预计，再过10年，硅芯片到达极限，取而代之的是“生物计算机”或“量子计算机”。乔伊认为，到2040年，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将比现在快100万倍，换一种形象的说法是，现在需要一辈子来计算的东西那时候半个小时就算完。

人类文明适应这种步伐吗？乔伊说，“技术比我们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快1000倍”。

然而，如果生物技术真能关掉“癌细胞”的按钮儿，那有什么错？如果纳米技术能设计出服务于人体的装置让我们多活几十年，会有什么问题？机器人能帮人类做事情，有什么不对，乔伊的回答是：“这些技术中细小的、独立的、连续的进展会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相应的也就是大的危险。”这不像20世纪的核武器，要昂贵的材料，有严密的控制，新的技术会“在独立的小组中发生滥用或造成意外……因为知识本身就可以利用它们”。纳米带来的病毒会毁灭星球，智能机器人会自我复制最终取代人类，“我们人类物种的灭亡可以想见”。

这篇文章激起强烈反响，惟独硅谷例外，乔伊说，硅谷里的网络热可以取消任何话题。技术专家雷纳德·斯瓦特说这篇文章是“21世纪开启时的礼炮齐鸣”，科学家们都该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在科学领域，乔伊是个让人尊敬的专家，但很多人认为他过虑了。乔伊自己也说：“如果你认为有人要弄出弗兰肯斯坦之类的妖魔，那你的想法错了。”

麻省理工学院的罗德尼·布鲁克说：“真实的纳米技术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纳米技术绝对不一样。”

比尔·乔伊让他的科学家同行思考50年后的事情，“那太远了”，麻省理工的雪莉·杜克尔说，她的工作是观察机器人并作出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报告，她说“我们该害怕的不是把计算机视为我们的对手，也不是计算机将接管我们，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像机器一样生存。”

“那又怎么样？”布鲁克，这位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教授对雪莉·杜克尔这位人文方面的专家如此回应：“到目前，人工智能还没有超越物理学范畴，只是一堆分子原子在无思想地共同运转，这里没灵魂什么事，也没有炼金术。”

在哲学上，人的定义就在于其智能，可计算机技术在侵蚀这个概念。人工智能会不会因某种错误的创造从而给人自掘坟墓呢？然而，“错误”是不是人独有的创造能力？许多的科技发现都是因科学家的错误操作而引起，如果机器人比人更少错误的倾向，那它们就缺乏创造力？爱因斯坦说过，像孩子一样思考让他打开相对论的大门。

关于人的定义是个哲学问题，可笑的是，如今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最没有发言权。上个世纪，学院哲学家都忙于让他们的理念破产——俗话说叫“解构”。就像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在1972年写作《道德》时所说：“道德哲学发现了起始之路——现在没人谈道德。”关于人的定义也如此，现在大家说的是技术，不说人。

艾伦·乌尔曼，曾经是一位计算机程序员，1997年著书《关掉机器：技术及其不满》，她说：“如今的问题不是技术，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如今的问题是工程师在替我们大家做决定。”只有他们才懂得什么是可以承担的风险，我们不懂，我们只能两者择二：第一，任何技术进步都受欢迎，哪怕它会带来危险；第二，别让技术把我们全毁了。

最好的答案是两个都选。

不管白人，黑人还是机器人

有一个短篇小说名叫《诉讼》，讲的是一家从事修复技术的公司把它的一位顾客修补得全身没剩下一处是“活肉”，这位顾客没有按时交纳手术费用，公司以为他已成为公司的财产。

这位顾客的职业是长跑选手。80年代的时候，美国犹他大学的医生科尔福预测：“到1996年，备有高效人工心脏的马拉松选手可能因具有对其他人不公正的优势而被取消参赛资格。”

对机器人、机器与人的混杂体及超级计算机的最乐观预计是从60年代开始的，库布里克《2001：太空奥德赛》中的“HAL 9000”是一个“超级智能机器偶像”，60年代，这部电影的技术顾问、著名的麻省计算机教授马文·明斯基称：“我们很快就会有一种机器人，能读莎士比亚，能擦汽车，能玩办公室政治，能讲笑话，能打架。”

1984年，苏联作家弗·布斯连科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的伙伴——机器人》中有这样一段……让我们想象一下2001年的夏天……一辆汽车在公路上急驰。“随车思想机”刚才通知司机，路上一切正常，汽车正按程序设计速度行驶，预料途中不会有阻挡。但是在6号地区警报响了：前面数公里发生车祸，公路已封闭。由中央调度室操纵的遥控荧光屏告诉司机应该在哪个路口转弯。这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不，是现实，只不过不是今天的现实，而是2001年的现实。

布斯连科预言的汽车交通革命的基础是当年欧洲各国交通部门纷纷利用计算机收集和分析行车密度、道路状况及气象条件资料，然而他这一段描述中有个荒谬的地方：被记忆装置、微波传感、电视监控、电脑导航全面控制的道路中怎么会有车祸？2001年夏天的道路畅通还是要依赖于人，而不是机器人和电脑。

我们对智能化社会的要求太迫切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赫利斯说：“人工智能的想法是把人脑中想的一切全部转换为硬件和软件，但这种转化太难了。也许最有意思的在于人做的事情都是下意识的。”

另一位科学家雷蒙德·库茨维尔则乐观许多，他预计，到2030年，我们能够复制人脑并能造出比人更聪明的机器，他说：“这只是对我们人类智力的有力的延伸。”

由“埃普森微型机器人系统”设计的世界上最小的自动微型机器人(新华社 提供) 

日本玩具制造商Takara公司制造的宠物型机器鱼(新华社 提供) 

在日本，一位机器人小姐充当迎客小姐，用手势和声音欢迎客人(新华社 提供)

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

我们将成为我们的机器

1998年8月，凯文·沃克将他的身体联网了，他在左臂上移植进去了一个硅处理器，与学校里的计算机保持联系。他在英国雷丁大学任教，计算机可以追踪他在校园里的行迹。9天之后，当他出现在校园的主要入口时，计算机已经能辨识出他，它的音响系统会向沃克先生问好，为他打开实验室的门，开灯。这个试验所包含的危险是那个装着微处理器植入他身体的玻璃试管会不会破裂。

发现移植入体内的处理器能与计算机联系，这桩冒险还是值得的。沃克的下一步计划是检验能否在他的神经系统与计算机间建立联系，这项实验也许将在2001年春天开展，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它直接导向更具挑战性的事情——把人的大脑与计算机直接联起来。接下来呢？看看微处理器能否运行一些程序，对人有什么影响。

沃克说：“如果我们只固守着现在这个纯物理的身体，那么人的潜力就太有限了。现在我有机会成为一个Cyborg，我不会再坐失良机。”

Cyborg——这个词出现在1950年代时是指那些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如宇航员，现在它的含义扩大了，指和机器生活在一起的人，和机器血肉相联的人。

在未来到达之前，它实际上已先期进入了我们，德国诗人里尔克曾经这么说。的确如此，我们已经吃上了转基因食品，接受了将机器植入体内的概念——心脏起搏器，我们还弄出了人工皮肤人造骨头以供移植之需，我们处在医学修复术的前沿位置——如果有谁的眼睛受到了损害，那么是否该对他的整个视觉系统进行改造以让他重见光明。这个人造系统里势必会有机械装置，如果我们在道义上允许这样的手术进行，我们也就没有理由阻止沃克进行“Cyborg”的种种试验。

很可能，把人和某些机器装置连接起来是从医学开始，比如每个人身上都植入一块芯片，可以记载你的全部病历，更方便地提供给医生让他做出更准确的诊断。

英国电信的前任首席科学家皮特·考切恩说，芯片植入人体在将来“会和手提电话一样普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罗德尼·布鲁克的观念更为激进——“我们将成为我们的机器”。

当Cyborg这个词在20世纪中叶出现时，它更多地是被用在科幻小说里，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将人体完全置于机械和电子的控制中，也不能反过来，把机械置入人体组织。如今，用外科手术置入神经移植片来治疗耳聋和帕金森症已没什么稀奇，一些专家相信“Cyborg”将在50年内出现，或者说，人体内将有许多机械部位以至于你说不清什么该叫人什么该叫“Cyborg”。

技术注入你身体里多少、注入哪个关键地方，你就不再是个“完整的人”？你失去了四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同意把技术装置引入身体，那我们哪个部位该是不可改变的纯粹的“人的”？大脑？它只不过是神经中枢，我们要想成为更优秀的物种，最需要技术改进的没准儿就是大脑。全球伦理学会的主席罗什伍兹·凯特尔说：“这是三个领域的汇聚点——技术、政治和伦理。”

有个神话故事据说是“移植transplantation”一词的起源。在西方语言中，这个词可以是“移植”的意思，也可以不是。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贝列洛芬(Bellerophon)是个屠杀怪兽的勇士，他被黎启亚王(Lykia)派遣去消灭神造的怪兽奇美拉(Chimaira)。贝列洛芬带着屠杀的命令，骑着飞马皮加苏斯(Pegasus)出发。命令是“去杀死无人能接近的奇美拉，那是神创造的怪物，长着狮头、羊身和蛇尾，喷吐着耀眼的裂焰”。

“Chimera”在英语中有两种意思，其一，这是由不同物种拼凑而成的生物，另一种含义是充满幻想与永远无法企及的荒诞念头。搞移植的科学家都是以第二种定义去落实Chimera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处在一个肾脏、肝脏、心脏都可以移植的纪元，很快就会有胰脏移值和肠移植，然后就剩下全脑移植。

人的各个部件能换来换去，这是医学的问题。可人的脑子换来换去也没能变得更聪明，于是就有更妙的念头——找出入脑使用的生物刺激再造法。

今天我们用扫描仪观测大脑，但还不能切开它。到2030年，人们可能会使用“毫微自动仪”技术对人脑进行扫描，“毫微自动仪”是血液细胞大小甚至更小的纳米机器人，能探测每一根毛细血管。往人体注入足够数量的“毫微自动仪”，就能对神经细节进行近距离检测，它们能相互联络，与编制大脑扫描数据的电脑沟通。

科学家瑞·库尔兹维尔为《时代》杂志撰文称，到21世纪30年代，我们将能够了解大脑中所有细枝末节的构造和功能，也能够在相当先进的神经计算中再造这些设计。那时，计算机将大大超过人脑的能力，它们既有人类复杂而丰富的技能，又有超过人类的速度、精确性和知识分享能力。

如此说来，计算机将比人聪明？回答要看你如何给二者定义。到了21世纪下半叶，把两者区分将变得毫无意义。库尔兹维尔说，我们将通过纳米技术改造大脑——由于毫微自动仪将通过一个无线局域网相互交流，它们可以创造出任何组合的神经连接，打破现存的仅100万亿人脑固有连接的限制，它们还会创造出新的混合网络，增强新形式的非生物智力。基于分布式毫微自动仪的大脑移植片将大大扩展人的记忆，改善人们的模式识别和认知能力。

多看几遍《骇客帝国》有助于我们对于Cyborg及21世纪的想象，但从乐观的一面看，你也许不反对在你的大脑中植入芯片。一台电脑掌握一种本领，另一台或另一亿台电脑也能迅速下载这种本领，可一个人学会了一门外语却不能“下载”给你，如果一块芯片能解决问题，有什么不好吗？

纳米技术如果可以把互联网延伸到分子大小的物品上，而这些分子又可以注入皮下组织，那么就会有“网络人”出现。这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机器人”这个词有点儿词不达意，我们没准儿会成为“机器人”，同样，“人工智能”这行业也会先造出“智能人”。 美国科技美国航天局火星大气火星卫星机器人科技太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