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与八分

（文 / 刘涛）

( 曹魏《正始石经》 )

隶书的演变

“隶书”之名，初见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秦始皇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考古出土的秦简墨迹证实，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使用隶书。“隶者，篆之捷也。”打破了篆书裹束的结构，因其简便，这种草率的俗写体渐渐变成文吏间通行的书体。秦朝扫灭六国，疆域广大，从中央到地方，需要通过文书进行管理，文书数量剧增，隶书“约易”而实用，所以承认了它的合法性，列入“秦书八体”，推向全国。因是早期隶书，而且流行秦朝，后人称为“古隶”、“秦隶”。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隶书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经过历代加工，这个传说在唐朝演绎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程邈字元岑，始为县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程邈造隶书之说，裘锡圭分析：“在隶书逐渐形成的过程里，经常使用文字的官府书吏一类人一定起过重要作用，程邈也许就是其中起作用比较大的一个；也有可能在秦的官府正式采用隶书的时候，曾由程邈对这种字体做过一些整理工作，因此就产生了程邈为秦始皇造隶书的传说。”

两汉是文字书写的隶书时代。西汉后期完成了由秦隶到汉隶的蜕变，形成了新的法则，典型特征是波挑。王莽新朝一度改称隶书为“佐书”。东汉时，隶书成为正体，普遍用于郑重的碑刻，这种波磔分明的规范隶书，汉末书家叫做“八分”。此后，“八分”成了汉隶的专称。元朝郑杓《衍极·书要篇》刘有定注文出现“分书”，明朝赵宧光《寒山帚谈·权舆》又有“分隶”，都是八分派生出来的别名。

“八分”与“楷法”

( 东汉《熹平石经》 )

东汉隶书是八分的时代。古人解释八分，异说很多，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形态上解释，有两种意见。其一，八分因为“字方八分”的大小而得名。南朝《文字志》的作者王愔说：“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其二，像“八”字向背而得名。唐朝张怀瓘《书断·八分》认为：“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当代文字学家唐兰认同王愔的解释，认为八分“实际本只是一个尺度”，指汉石经那样大小的隶书，这种隶书具有楷法，可供楷模，人们学书都从这种“八分楷法”入手，慢慢演变成一种书体的名称。

一类从字体源流解释。北宋周越《古今法书苑》载有东汉书家蔡邕之女蔡文姬的一段话：“臣父造八分，割程(邈)隶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蔡邕造的“八分”是舍古隶之“八”，取篆书之“八”，故曰八分。启功吸取了蔡文姬说法的合理部分，从书体源流的角度考虑八分的命名，认为汉魏之际出现了真书雏形的“新隶书”，也顶者隶书的名分，为了区别，便把有波挑的隶书称为八分。

八分的得名，到底是出于尺度的大小，还是取“八字分散”的“相背”之义，或是法则意义的“楷法”，各有道理。八分作为隶书的一种正体形态，其书法特征，一是笔画有波挑，二是形态规整。今天的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一致认为，八分是指东汉石碑所见的那种规范整齐的隶书。

古代书家一致认为，王次仲是八分之祖。东汉蔡邕《劝学篇》说：“上谷次仲，初变古形。”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隶书序》叙述隶书演变，也提到王次仲的贡献：“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南朝萧子良说：“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

上谷郡是王次仲的籍贯。上谷设郡始于燕国，秦汉的上谷，郡治在沮阳（今属河北怀来县），辖境相当今天的张家口以东，北京延庆以西，昌平县以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记载，王次仲“始作楷法”之后，秦始皇奇而召之，三征而不致，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往咸阳。途中，王次仲化为大鸟，翻飞而去，双翅落在山上，化为大翮、小翮山。这个怪异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北魏时，上谷大翮山尚存纪念“大翮神”的庙宇，名为“次仲庙”。

王次仲的年代，南朝羊欣记为“后汉人”，很笼统。南朝萧子良说是东汉后期的“灵帝时”，时代偏晚，因为“八分楷法”的碑刻在东汉灵帝时代（168～188）已经大盛，与王次仲“始作楷法”对不上。王愔所言东汉前期章帝“建初”年间，比较接近隶书形态演变的实际状态。西汉末年的一些汉简上，已经呈现八分形态的隶书，裘锡圭指出，“至迟在宣昭之际，八分已经完全形成”。但是，就现存汉代碑刻摩崖书迹观察，西汉的铭石书见不到八分，东汉前期光武帝（25～55）到章帝（76～87）半个多世纪里，八分碑刻并不显著。章帝之后，刻碑立石的风气渐盛，八分也盛行起来，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南朝王愔说王次仲“作楷法”在东汉章帝时期。

波挑之笔是八分的重要特征，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王愔所谓“以隶草作楷法”就是答案。意思说，八分吸收了简易的“隶草”笔法。比如横画，收笔时迅速提笔，就出现尖尾；又如撇笔，写快了，收笔时上挑；还有捺画（磔），因为快而出锋。于是有了波挑，改变了古隶方整的形态。经过规整化的加工，就形成了八分的波挑。所以魏建功《草书在文字学上之认识》认为，八分的挑法是草书笔法规整化的产物。

《熹平石经》是八分楷法的经典

我们熟悉的东汉碑刻隶书，如《乙瑛碑》（153）、《礼器碑》（156）、《孔宙碑》（164）、《华山庙碑》（165）、《史晨前后碑》（169）、《尹宙碑》（177）、《曹全碑》（185）、《张迁碑》（186），都是“波势”分明的八分。这些风格多样的汉碑，都是地方官吏所立，往往由当地善书的书吏书丹，书刻时间集中在东汉后期桓帝、灵帝两朝。但是，当时最正规的八分样式，当属《熹平石经》（175～183）。

《熹平石经》是为宣示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而刻，共有46碑，立在首都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面。刊刻的经典，《后汉书》记为“五经”，《隋书》说是“七经”。刻立《熹平石经》是灵帝批准的项目，并由大书家蔡邕亲自书丹，这就决定了石经碑的地位高于其他汉碑。蔡邕用八分书写《熹平石经》，力求规整，点画结构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正体的楷范样式，成为全国奉行的八分“楷法”。所以，“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60多年后的曹魏正始年间，又在太学刻立石经碑，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丹，名为《正始石经》。《正始石经》的隶书体模仿《熹平石经》，也是规整如一的“八分楷法”。此后，人们把“汉石经”和“魏石经”的八分隶书合称为“石经体”。

以现在的审美眼光看，会觉得“石经体”方板，过于程式化。但古代书家的认识和我们大不一样，汉末以来，人们习写八分，无不仰崇“石经体”的楷法。《晋书·赵至传》记载，赵至14岁时到洛阳，游太学时，遇到大名士嵇康正在摹写《石经》。北齐时，洛阳残存的汉、魏石经碑已经运到首都邺城，北齐多用八分隶书书刻碑文墓志，都是仿学“石经体”。隋朝时，宫廷所藏图书，包括石经拓本。唐朝中兴隶书，其实是承袭“石经体”，所以“唐隶”有“唐八分”之称。清朝金石学大兴，汉朝碑刻出土渐多，学隶书不再是唯“石经体”是瞻，但书家临习的那些东汉碑刻隶书，大多属于八分。■ 中国古代史汉朝隶书东汉八分王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