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禹矿难：利益驱动下的灾难

（文 / 贾子建）

( 10月16日，河南平禹煤矿事故现场，刚刚升井的矿山救护队员 )

又一次瓦斯超标

凌晨6点钟，就在灾难发生的3分钟前，当23岁的防止煤与瓦斯突出队当班小组长贺宗利发现瓦斯浓度超出了0.6%的预警值时，他赶紧给井上的防突队队长任自灿打电话汇报情况。而任自灿的回复是：“你们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因为矿工每天面临的工作现实是，并不是每次瓦斯浓度超标都会出事。贺宗利于是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不知道，其实头一天早上8点班的工友就已经因12190工作面的瓦斯浓度超警戒线而向领导汇报过。

贺宗利发现，今天的工作非常吃力，往采煤墙上打瓦斯抽放孔时，按照要求，释放瓦斯的钻孔至少有1米见方，长度达到90米。但是打到二三十米时，再往下钻，就会夹钻、顶钻，打不动了。贺宗利觉得情况不对劲。

还不到凌晨6点，距离零点班结束还有两个小时，连日胃不舒服的他已经盘算好上完这班要好好歇两天养养病。和往常一样，276名工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仅12190工作面上，综采队（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防突队的人加起来就有四五十人。这还不是人手最多的时候，因为今天12190工作面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进行煤炭开采，而是进行打孔抽排瓦斯的防突作业。

贺宗利感觉到的异常，综采队的矿工们也觉察到了，开始找领导反映。

( 10月17日，被困矿工的母亲在现场守候，期盼儿子平安归来 )

综采队的杨建坡当时正站在距离12190工作面50米的地方操作综采机。“队长屠涛在旁边打电话，突然工作面上有工友叫屠涛过去。说‘瓦斯老高，让队长过去瞅瞅’。好像是地面的调度室用对讲机直接呼叫了12190工作面上的人，告诉他们瓦斯超标了。队长就过去了，嘴上还说：‘感觉没啥啊，怎么说一声就超了？’”杨建坡对本刊记者回忆说。

屠涛走后没有两三分钟，采煤墙方向传来呼呼隆隆的声音，像转载机工作的声响。“1分钟后，里面的风就出来了，到处都是煤尘，风刮得眼睛睁不开。”杨建坡说。杨建坡所在的巷道本来是进风巷，但风此刻却往回吹，他立刻意识到这是瓦斯突出，马上顺着转载机往外跑。早上8点多，已经筋疲力尽的杨建坡瘫软在井口，被抬上了救护车。

葛洪德（化名）也上的是零点班，事故发生时，他正在距离12190工作面1100多米的一个工作面上采煤。“我那里通风还不错，有时候风都能把安全帽吹起来。”葛洪德并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只是突然开始感觉头晕，有着15年井下工作经历的葛洪德立刻明白出事了，他扭头一看，身边好多其他队的人都没影了。

根据事后调查，事发瞬间大约18万立方米的瓦斯气体从打穿的墙体喷涌而出，矿井回风巷瓦斯浓度达到60%以上。同时，喷射出的2500吨煤尘将12190采面机巷近200米的工作面和上下出口封住。

“我赶紧跟还在干的两个工友说：‘出事了，咱们赶紧跑吧。’话刚说完，我就晕倒了。这一晕大概有15分钟，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谁也没跑出去，全都躺下了。我心想要出去大家一起出去，要不就全玩完。然后我推醒了一个人，俩人架着另一个往外走，最后总算是都活着出来了。”

屠涛和贺宗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12190工作面上综采队当班的20多个人中只有杨建坡一个活着升了井。“瓦斯无色无味，瓦斯突出就像一个高压的煤气罐给捅了个洞，压力一下子爆出来，就是一阵风的事。自救器呼吸面罩打开要15秒，根本来不及，等到你觉得头晕时就已经跑不动了。我们那里通风还好，再加上身体抵抗力好，我才能醒过来。里面的人都是突然窒息死的，和煤气中毒一样。”葛洪德说起井下的惊险一刻还感觉心惊肉跳。

平禹煤电公司救护队副小队长王军锋率领8个救护队员组成的侦查小队最早下到现场勘察情况，井下的情况令他触目惊心。“整个矿井全部停电，我们背着呼吸器在井下用了一个半小时，走了将近20里地，但是根本没法走到出事的工作面上，煤尘把整个工作面都堵上了，边缘就像煤山一样形成一个斜坡。一路上见到一具尸体我们就记录一次，当时就发现了18具。”

截止到19日晚上，37位矿工的遇难宣告了平禹四矿抢险救援工作的结束。

利益下的沉默

偶尔的瓦斯超标对于矿工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年仅19岁的薛慧勋的母亲回忆道：“出事之前两天，小孩就一直说井下很热，说头晕，连着两个班都没下，不愿意下去。后来他们队长打电话来，说再不来就要罚钱，他才上了这班，没想到就出事了。”

按照《国有煤矿瓦斯治理规定》第八条规定，在瓦斯检查员发现瓦斯超限时，有权决定立即停止作业，撤出井下人员。“矿井偶尔也会有瓦斯浓度超标的时候，但是过一会儿就过去了，不会每次都形成事故。”葛洪德对不撤离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他说：“停工就得停产，领导不愿意影响产量。”

1957年就开始开采的四矿是禹州知名的高瓦斯矿井，伴随原有煤层产煤量的减少，原本稳定在30万吨的基本产量也成了压力。“9月份的出煤量只有1.9万吨，而二矿9月份就出了12万吨，人家用综采机，运煤的皮带从采面一直通到井口，我们刚上的综采设备，煤用皮带运到井口的巷道还得改用小车推出去，自然产量比人家低。眼看就要到年底了，30万吨产量完不成的话，工人们的工资都会受影响。”已经在矿上工作了4年多的机电工王文斌（化名）对本刊记者说，“四矿的效益本来就不好，经常拖欠一两个月工资，拖欠4个月的时候也有过。”

“煤矿向来是以风定产，尤其是这种高瓦斯矿井，通风不够根本不能生产。”葛洪德对本刊记者说。2009年5月起，由于老的风井达不到综采要求，四矿已经开始建设新的风井，并打算在20日建好投入使用。“但是领导们等不起了，所以12190在为了采煤进行防突的同时，我们还在别的采面上继续采煤。”

面对利益和安全的矛盾，四矿选择了一条与国家规定背道而驰的路。

杨建坡介绍，矿上要求瓦斯安全检测员在发现瓦斯浓度超标时要首先把情况反映给井上的通风调度室，通风调度室再汇报给总工程师司新波，司新波再汇报给矿长张爱国，最后由张爱国定夺撤还是不撤。“所以刘文彬带没带班又有什么可追究的呢？他是搞机电的副总工，井下的事不懂，就算他懂也做不了主，一切都得矿长说了算。”王文斌说。

2008年8月1日的瓦斯突出事故发生时刚好也是王军锋的小队在值班。“那次的情况和这次基本上完全一样。按理说，井下工作面上最起码隔100米就应该有个小型逃生洞，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工人还可能有躲避生还的可能，可是12190在形成工作面以后，就把逃生洞给拆除了。”

“谁又愿意去惹那个事呢？”王文斌对本刊记者说，“按安全规定说，在井下连接电线必须要把两个接头在绝缘体内操作，以防产生明火引起瓦斯爆炸，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14日那天，甚至还有机电工在井下操作几千度的氧气电焊，如果当时瓦斯浓度就够高的话，后果根本不堪设想。一到要有人来安全检查的时候，我还得帮着烧不合规定的文件，摞起来也有五六十厘米厚。”王文斌说，每个队长手里都有3本工资账，除了实发工资，队长还有权利给和自己亲厚的工人多发些钱。“矿长对各个队长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多地完成产量，工人们为了多拿些钱，没有必要拿安全上的事来触队长的霉头。”

张爱国由中平能化集团派到四矿来当矿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我们这儿是出一次事故换一次矿长，不到3年换了仨了。”王文斌掰着手指给本刊记者细数，“2008年8月1日也是12190这个工作面瓦斯突出，死了23个人，之后矿长燕付里被调走，来了藏军蒲，今年3月又出了一次主扇风机停运事故，藏军蒲调走，张爱国又来了。”

生存压力与潜在危险

“8月1日的矿难我也在现场，我们机电组还帮助抬了16具尸体。那时每具尸体被抬上来时，头都被面罩罩着，我就一个一个揭开看，因为我舅舅也在井下，他是队长。”王文斌对本刊记者回忆道，“那些瓦斯窒息死的人真的惨不忍睹，头都涨得有原来两倍大。”年仅23岁的王文斌坦言，来四矿工作的4年里，他身边已经死了15个认识的人。“这次事故中我认识的下井工友都死了，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从小玩到大、一起念书的好朋友。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一个妹妹，下井也是为了多挣点钱。”矿工的收入按照工种不同差别很大。综采队的收入最高，每个月平均能拿到2000～3000元，防突队、掘进队少些，大概是1500元左右，而像王文斌这样的机电工只有不到1000元。

见到本刊记者时，葛洪德已经在医院里住了6天，他坦言自己的家人还都不知道自己出事了。“爬出矿井的第二天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看到新闻上说矿上出事了，问我咋样。我就说没上那个班。”葛洪德说，“我家在郏县，离这里30多公里，告诉他们又能咋样？挣点钱不容易，就别让他们担惊受怕的了。”

据了解，遇难的37位矿工中，只有两位是正式工，其余都是由农民充任的协议工。对比2009年禹州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725元的数字来说，一个月近3000元左右的工资对于一些别无其他长处的农民来说，足以让他明知危险而下井工作。以25岁的工人每月收入2500元计算，干20年的收入是60万元，而这次国家要求给每位遇难矿工的赔偿金也是60万元。

2000多人的刘垌村距离四矿不过200米远，有大约200个青壮年男子在矿上上班，这次事故就死了7人，整个村庄弥漫着一种隐忍的悲痛气氛。“40多岁的屠涛是年纪最大的，家里还有3个孩子。薛慧勋年纪最小，19岁，刚上班一年多。”村民们的言谈中满是惋惜之情。已经开采了50多年的矿井一直与村民的生计紧紧相连。生命消逝的痛楚与生存需求的迫切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村庄中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

自10月16日事故发生后，平禹煤电公司救护队的全体队员就没有闲着。只有30个队员，3支小队的平禹煤电救护队很有些力不从心，因为他们要同时负责平禹煤电公司下属8个煤矿的紧急救护工作。

“这个数字明年就会变成26个，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一位小队长告诉本刊记者，中平能化集团在禹州又收购了多家煤矿，明年正式合并后，他们的负责范围将扩大两倍。“按照救护队的工作规定，每个队员每月要到所辖矿井下井3次，了解最新的巷道结构，如果真的增加到26个，这个工作量简直不堪设想。”

与此相对比的是救护队队员数量的逐年减少。“头两年我们最多的时候有50人，4个小队，现在是只出不进，人越来越少。”身为副小队长、已经工作10年的王军锋目前的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按规定来说，救护队队员必须有一年以上的井下工作经验，可是在井下工作过的人谁还愿意来救护队？收入低，风险又大。现在的救护队员主要是招来的技校生，通过3个月学习加3个月实习就可以上岗了。”事故发生时，侦查小队徒步一个半小时走到发生地时，有些队员已经累得都快躺下了。

每月每井下3次的规定并没有得到遵守。“有时候只是两三个人去井下看看，拿来新的井下巷道图，大家再一起研究一下。有的队员甚至半年一年的都没下过井。”王军锋很忧虑，他不止一次和领导提出，“总是不下井怎么行？万一出事的时候，这些孩子是救人还是自救？”而领导的回应则是：“你现在让他们下井，出了事谁负责？”■ 工作面利益驱动瓦斯气体平禹矿难王文斌煤炭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