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识马加爵起：寻找答案的行走

（文 / 吴琪）

( 吴琪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3~至今 )

又一个极端案例

写马加爵的过程，像极了一场拼图游戏。有些人你永远不可能采访得到，却在外围一次次重拾关于他的记忆碎片，然后试图去拼接、去理解，去突围事件的内核，勾勒出一幅依稀可辨的图脸。在带着疑问追寻这个只比我小两岁半的男孩的内心世界时，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仿佛是在展开一次与他隔离了时空的对话。

2004年3月中旬，周刊决定做马加爵杀人的封面报道，我提着行李开始了又一次惶惑的旅行。按照惯常的工作程序，周三出发，最晚下个周一上午交出稿子。这就像一个倒计时的催命符，感觉自己仿若一个只有采访本的私人侦探，肩负着隐秘的任务，每每只是知道事发地点就先扑过去，要去向哪些局部，能找到怎样的人聊，全然不知。

一路上心里像吊着个铅块，想着马加爵的通缉令上那张照片，肌肉横生、目露凶光、面貌丑陋，倒是挺符合大家对“罪犯”的想象。一张扁平的照片，截取的只是他人生中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瞬间，多数男孩子内心都有彰显暴力的冲动。我本能地更愿意以良善之心去猜测人，试图去寻找马加爵天性中某些隐藏的因子，在面对的现实中怎样突然引爆。

权衡之下，我选择住在云南大学的招待所，果然不出所料，这里也是公安办案人员的临时驻扎地。隔壁房间门没关紧的时候，能在门口听到一两句他们讨论案子的议论，但是很快发现这点优势完全用不上。住宿登记时，我也留心没有说出自己的记者身份。去向人家出示一份没有什么官方背景的杂志，以这些年做社会调查记者的经验来看，往往会遇到更大的不顺。地方政府有一套自己对媒体权力的理解体系：如果你写出的报道，不能直接给他们带来行政上的后果，那么你的媒体是没有影响力的；如果你的稿子既不能归为“正面报道”，也不算“负面报道”，那么他们是可以忽略你的存在的。

( 贾冬婷 2004年进入三联社会部，2010年离开参与一本新杂志创立。偏重报道城市地理、变迁和文化遗产。代表作《上海，张爱玲与郑苹如的命运交叉》、《失去胡同的前门大街》、《土楼里的宗族流变》、《故宫最后的工匠》。 )

同事程义峰已经去到广西宾阳县宾州镇，去了解马加爵的家人和成长环境。在云南大学这边，我要寻找的是与马加爵熟识的同学和老师，看是否能给他的杀人动机一个合理的答案。心里头揣测着两种可能：采访对象见到你，就会给你一个肯定性的方向，比如某人因为感情纠葛而生出杀机，或者他和谁谁明确地结过仇；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是采访对象深深的疑惑，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人，却做出了最意外的举动。生活不是一部侦探片，给了你一个悬疑的开头，就必定交代出清澈的谜底。我猜想马加爵的父母，就是到了今日，也不会在儿子身上找到答案。

寻找采访对象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情感活。围追堵截都要用上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脸皮是不是太厚了，还是说应该更厚些。采访对象基本都会拒绝，于是情感上开始与自己一次次地纠缠：因为我是记者才这么掘地三尺去找人的，如果对方就是不愿意，我这么强迫人，到底是这个职业赋予的权力，还是我为了完成截稿任务的一己私心呢？这种不休不止的精神，用在工作中或许是可爱的吧，用在生活中恐怕要众叛亲离了。

( 马戎戎 2004年3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至今。负责电影和文化生态栏目。采访过众多中国一线电影导演。2009年个人独立操作完成第543期建国60年系列之《建国大业》诞生记40余页封面故事，采访所有主创。曾担任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 )

云南大学的宿舍都有管理员，在出事后的敏感时期，要绕过管理员这关，得斗智斗勇，而且一旦头一次身份亮错了，就永远都别想再混进去了。我在夜间混进了女生宿舍，唯一能问到的马加爵同班的一个女生不在，我留下了她的宿舍电话。第二天打过去被骂了一顿：“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你有什么目的？你们记者太可恶了！”被挂断电话后，我非常认真地生气了一把。然后再到男生宿舍门口等，学生群体真庞大，一个宿舍住着上千号人，要逮住2000级生科院的学生也不容易。到了夜里几乎绝望时，终于找到一个男孩，给了我马加爵班长的电话。我又打电话到生物系，说自己是北京某公司过来的招聘人员，要到了马加爵班主任的电话。班主任开始很犹豫，好在他对媒体的理解没有那么类型化，几个生命在他眼前残忍地消失，带给老师的震动必定非常大，受到震动的人会有倾诉欲，我必须成为他愿意将隐秘世界去与人分享的陌生人。“对您来说，马加爵也是个受害者吧？几个孩子都是您的学生，外人给马加爵的判断，您未必同意。您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观察，跟其他人肯定不一样吧？”听了我的游说之语，40多岁的男老师想了想，同意赴约。

惦念大海的年轻人

( 孟静 2003年跳槽到三联，没来之前曾用过凌霜华的笔名，在以演艺界人士采访为主的“秀场后台”栏目中，显示出其采访和写作的特色。参与过绝大多数与大众娱乐产业相关的封面故事，如《春节晚会名利场》，《梅兰芳的角色》、《东北人都是大明星》等。 )

班长邀来了好几个同学，和我一起谈。谈话中这些同学又会想起其他线索，推荐另外几个人，成为我的下一拨儿采访对象。之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同时采访一个群体，因为《三联生活周刊》稿子要求的信息细密度和挖掘情感的深度，原本是更适合采访对象单独袒露内心的。但正是这几次奇特的谈话，让我发现，只有在一个群体中去谈论，同学们对马加爵的记忆才能相互勾起——在群体中他是一个活在阴影处的人，无论外貌、家境或是平庸的资质，都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多数同学坦然处之的物质生活，马加爵必须要去抗争才能获得，如果他主观上蜷缩在了这层阴影里，即使对于朝夕相处的同学，他也是面目模糊。贫困成为他最挥之不去的标志。除了被杀害的4个同寝室哥儿们与马加爵相处较多，其他人真的没法单独坐在我面前，给我讲一点相对完整的故事。

这种失望，却给了我观察马加爵广阔得多的纬度。每个人都生活在若干张网编织的坐标中，你成为的这个点，在时空图表上有多个精细的刻度与之对应。有时候我幻想着自己穿越时空，用一两百年以后的眼光来看待我要剖析的这个人，或者我是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洋人，那么眼下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各种元素，在这个具体故事里，都凸显了出来：这是2004年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起校园暴力案，这里边有农民家庭的孩子，有省会城市的大学生活，有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异，有转型期的教育体制，有社会模糊不清的道德观，有阴影下的人性，没有被触碰到的痛处。我幻想着，如果到了蛮荒的另一头，时光终点的考古学家，能把我的记录当做一份有文献意义的社会图景，这里头的人和事，便超离了简单的愤怒或悲苦。

于是再回到眼前面对的同学们，我的问题变得广泛了起来：你们不了解马加爵不要紧，讲讲你们自己的生活吧。我在寻找刻度，大家共同经历的大学生活，是马加爵时空中的某张网。按照不同的标准，班上同学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比如以经济条件来论，以学生籍贯来看，以什么样的学生最出风头来看，以交际圈来划分，以特长来划分，以学习成绩来算……这张网中，马加爵的大学生活得以展现，而他，各个刻度都处在不幸的底端。

在同学的帮忙下，我进了马加爵的宿舍，床上的被子还散乱着。我也沿着学校周围一遍遍地转，看学生们消费最集中的挤着上百个小店的圆西路，青春男女那种飞扬的爱恋，灯红酒绿的娱乐，马加爵喜欢租碟的靠近铁路的弯曲胡同。在心里头，我在丈量这些咫尺之地，对于贫困生马加爵的距离。世界对他有道看不见的墙，他撞得头破血流，却不为人知。

因为马加爵，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想起大学同学的身影。36个天南海北的稚嫩青年放到一起，某种意义上来说无非两种：城市来的和农村来的。那几个永远穿着短一截裤子的高个男孩，破旧的球鞋，躲闪的眼神，自尊和敏感从来不因贫困而减少。

程义峰在广西的采访非常细致，马加爵的父亲、高中老师、儿时玩伴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故事。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讲述，你能窥见这个孩子的孝心、内心洋溢的抱负。而老家层面的故事，与他的大学形象，形成了很大的断裂。这些裂痕，既有城乡两个不同世界的深刻烙印，也有马加爵内心的晦暗和曲折。冲突在此形成，把冲突这根主线拎起来，一切材料像遇到了吸铁石，各就各位。走进马加爵的内心世界，似乎有了路径。后来与大学班主任的谈话，他提供了警察破案的细节，然后开始证实我对马加爵内心的判断。

我让程义峰帮我问一个问题，马加爵上大学前，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没想到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个好故事：“高三”班主任卢利铭说，好学生马加爵在高考前突然出逃过一次，去了离家100多公里的贵港，还因为露宿街头被收容了4天。选择去贵港，只因为它的名字里有个“港”字，马加爵以为能看到海，没想到这只是个内陆城市。杀人后，马加爵跑到了三亚，也是为了去看海。一个心里对大海念念不忘的年轻人，却没有勇气挺过生活的苦海，将愤怒转移给了无辜的生命。

我没法获得与马加爵直接对话的机会，虽然随着采访深入，感觉在他的内心越走越深。这就像在穿越一条幽暗的通道，自己探寻得对不对，前边有没有出口，或许这个设置暗道的人，自己也难以说清。解读马加爵的过程中，仿佛一个把脉的心理医生在四处摸碰，捏到每一个痛处，也是社会的伤口。

没有疆域的价值观

现在回过头来看，6年前的那次采访其实并不算难。马加爵的大学生活和他内心的冲突，我用自己的直接经验可以覆盖。他的老师或同学，远不像后来碰到的各色采访对象，埋着伏笔或充满玄机，让记者在各层利益交集中辨析、选择认同或质疑，取舍立场。想起刚刚做的黄光裕与陈晓之争，两个商战中的佼佼者，故事中有若干利益层面，传统道德与商业规则混杂，让人剥到洋葱每一层都容易迷失。在这样的报道面前，自己好似一个涉世无多的小姑娘，要猜透这两个男人的心，还真不容易。

我很怕站到了某个固守的永恒立场上，变得不经意去维护封闭的价值观，甚至害怕人家通过我的稿子，看出我是一名女性。我想经常到别人的故事里去坐一坐，成为自己生活的客人，一次次将已有的价值观边缘化。

出差好似一场场短暂的自我放逐，既害怕前面的未知，又有种潜藏的兴奋。每当回到北京，车开出机场，眼见着灰色的天空和直愣愣的树枝，便有一种时空恍惚之感。不觉得自己只是在地理上转移了，而是怀疑过去几天经历的是不是另一层时光纬度的梦境中。那种远离都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安全感，回到北京好一会儿，心里才能舒展。中国的疆域之大、山南海北城乡差别之深，在这种行走中，渐次体会。心里偷偷算着一笔账，从2003年来到《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我用5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和自治区。

但是这种行走，并非让人越走越清醒，反而时常陷入困惑。2004年，河南平舆一个叫做黄勇的人，拐走多名男孩后残忍杀害。我去做这个调查时，因为最后一个男孩逃了出来，案子已破，在高一脚低一脚的泥地里，跟着几位受害人家属，去找黄勇家。村干部已经把守了村口，防止记者进入，我不吭声混了过去。黄勇家破败的后院，曾埋着很多男孩的尸体，一个男孩的外婆，以自己家乡特有的高亢腔调，哀号了起来。周围聚拢的邻居开始笑，指指点点，丝毫不见同情，让我极为惊诧。失踪的孩子父母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只有老人看管，经济相对村里人富裕一点。黄勇的邻居们带着嘲讽的口吻说：“他们不是有钱吗？谁让他们没看好孩子的。”其实这些“有钱”的父母，就是你我在大城市看到的为生存挣扎的民工。

但是到了乡村这层现实里，经济稍好的人失去了让人同情的理由，物质面前人心的软硬，生存的底层法则，我是慢慢开始懂得。《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一直保持着节制的基调，撒网找人时顾不得姿态，变成铅字时又得将自己隐藏在细节的叙述之后。现在我发现这是一种特别尊重读者智力的方式，不去笼罩他人的判断，记者没有占有材料的优越感，而是给你提供思考的可能性。当时20多岁的自己，对于怎样形成不输于《三联生活周刊》读者的判断能力，总有诚惶诚恐之心，出差的路上会哀伤地想：这次若是完不成任务，就直接跑回老家吧，再也不在办公室出现了。只是担心单位分给自己的手提电脑，怎么去上交。

同一种类型的事件做得多了，判断力会麻木。还没开始做一个新闻之前，熟识的信息太多，好奇心就难以驱动。2005年元旦我到印尼的班达亚齐报道海啸，头一次见到摧毁10万人的瞬间灾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和场景里，这种悲剧会打开你的嗅觉、听觉、触觉，让你的眼孔有了不同的焦距，催生出了一个细致的温暖故事。待到后来做了更多的空难、矿难，品味起来，悲剧中人性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当时单纯的眼睛。2009年的汶川地震，虽然我和李翊冲在多数记者前边，步行了11个小时走进汶川，那个夜晚在废墟中睡在冰冷的地上，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袭来。我发现灾难的场景已经打动不了自己，描述再多的细节，都在这场巨灾前显得脆弱孤零。直到两周后第二次去到都江堰，无意中碰到了救灾专家史培军，我在救灾初期看到的疑问，在他那里有了专业上系统的解答，反思性的见解，让人找到了一种力量。

平民新闻时代

冲锋灾难现场，是每个初到《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的记者，必定要过的一关。2003年我刚到周刊实习时，办公地点在安贞大厦，李鸿谷带着金焱、巫昂，讲起他们做的“黄赌毒”报道，眼神发亮。然后是李菁和我去调查巴基斯坦解救人质事件和包头空难，现在的魏一平、葛维樱、杨璐长期在上山下乡地奔跑，自得其乐。灾难调查成了我们的“童子功”。

当对乡情民俗、政界官场有了更多了解后，发现形式上纯粹的灾难，免不了单薄。中国当下有太多专利色彩浓厚的复杂事件，精彩程度远超中国电影电视编剧的水准。非一方水土或民情，培育不出活生生的黑色幽默，比如周老虎事件、俯卧撑事件、躲猫猫事件、饶颖、杨丽娟、腐败官员、经济丑闻。你很难用“灾难”一词去定义它们，它们是一枚枚“多味果”，社会万象尽在其中。

我们的社会是在过去30多年来，城市化的人口大流动之后，全社会价值观才开始急速地扩展、交叠、颠覆、重塑，一个人或某种立场上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卑微理由，会是其他人无法逾越的坎。上升至一个国家和若干种体制的建设，每一个经络都连接着大动脉，当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切片，记者很大程度上试图向你展现不加修饰的整体。而这种整体到了一个更大空间里，又变成了局部。在更广泛层面上去理解这种变化，经济改革及制度变化，这些曾经让我觉得枯燥的新闻，有了丰厚的力量。

从2009年夏天开始，我找了个机会给自己一年时间游历美国。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修了几门新闻学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去拜访了彭博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同行机构，也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中心实习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睛，已经打上了浓厚的《三联生活周刊》色彩，而这种开放温和的价值观，很容易与外界对接。有同事问我：你觉得《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是一流的吗？我正想说，《三联生活周刊》操作新闻个案的手法，在我看来，很多稿子按照国际水准来说也属一流。在马里兰做胡德堡枪杀案报道时，我一直在同步追踪《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ABC各个媒体的报道，因为嫌疑人哈桑的家在马里兰州，有地利优势的《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消息最多，拔得头筹。从操作手法来说，报道新闻事件，中国媒体已然娴熟。美国新闻业的优势，是让人感觉到媒体机制与整体作战的行动力。一部部四通八达的媒体机器，触角伸向社会深层，行业内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讨论会，记者个人靠吸收整体养分而成长。

新媒体对美国传统新闻机构的冲击，远超于中国行业的现状。在美国举目所及的媒体里，除了《华尔街时报》、彭博社这样靠专业财经信息取胜的媒体，其他无论是纸媒还是电视新闻，无不哀声一片。纸媒纷纷上网，却又为是否收费左右为难。“平民新闻时代”成了一个专业词语，社会新闻的报道者，在每个拥有高科技终端的市民面前，专业技能被瓦解。而媒体的公信力和守望功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艰难生存。

露丝是一位62岁的美国老太太，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千年这三个时间段，都在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任职过。十几年前，当她坐飞机从香港飞往上海，飞机快降落时，她对身边的丈夫说：“怎么飞机又回到香港了？”上海的变化，超出了她的意料。去年我刚到美国，以及今年我离开美国时，她都反复问我，“为什么中国这30年变化如此之大？”她问我这个中国记者，也问每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但是答案都无法让她满意。我去拜访过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中国通”，每个人从他们的领域，给出局部的判断。美国人对国外的关注，除了他们开辟战场的中东，中国问题越来越热。反观自己的工作，觉得很幸福，一个记者，生而有幸在中国正面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代。每一点记录，都在为露丝或是这个时代，找一点点能解释它的答案吧。■ 答案马加爵认识寻找三联生活周刊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