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新旧工具交替

作者:陈赛

(文 / 陈赛)

又一次新旧工具交替0( 3月15日,Google在韩国为Google搜索举行宣传活动 )

苏格拉底表达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恐慌。在《斐德若篇》中,他指责书写的发明“制造了灵魂中的遗忘性”。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忆力,而是相信外部书写的文字。这大概是人类心智第一次出现的裂缝,碎片化的进程开始了。

17世纪,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就曾抱怨印刷术带来的信息过载:“我们被书本压迫着,眼睛因阅读而酸痛,手指因翻页而麻痹。”

1881年,传播速度成了恐慌的根源。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出版了《美国神经过敏》,谈到当时席卷美国的“神经质”流行病,他认为应该归罪于电报和大众报纸:“我们匆匆忙忙就建立一个系统,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猎奇。”

电话是第一个进入私人空间的远程交流工具。有了电话,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更是不再由自己控制,时常要受到陌生人的打扰或支配。让当时的人们不安的是,电话似乎造成了一种时间上的警觉性和紧张感。无论在商业、爱情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中,我们都需要并且期待立刻的结果。

电视的罪名是用消极的快感毒害大众的心智,它带给人类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隔离的注意力。

可见,今天针对互联网的种种指责原来都不新鲜。

数千年来,人们不断发明新的工具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并与外界交流。与此同时,工具也在改变我们的心智和生活方式。每一次新旧工具的交替之际,都会引发对于人类道德与心智的忧虑。

如果说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是工具的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办公室里的计算机,卧室里的黑莓,沙发上的iPad,客厅里的Xbox,咖啡馆的WiFi,人与外界的每一次交互,几乎都要借助于工具。作为代价,我们的时间、空间、知识、注意力、心智都被一点点切割成碎片——即时通信工具切割了时间;搜索引擎使知识碎片化了;社会化网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碎片化了。

Boing Boing的主编科利·多克托罗曾经说过,一个典型的电子屏幕是一个“干扰技术的生态系统”。

在《少数派报告》里,汤姆·克鲁斯站在一排屏幕前,在无数信息流中捕捉自己要的信息,挥斥方遒,就像一个交响乐指挥家。但现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我们被信息牵着鼻子走。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就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

如果信息有意识,一定惊讶于人类注意力或意志力的脆弱性,脆弱到一点点诱惑都难以抗拒。这很容易理解,互联网时代,信息呈指数级爆炸,但人脑却没有——人类大脑每秒钟只能处理110字节的信息,一生也不过1730亿个字节。

仔细分析互联网时代大大小小的工具,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冲着争夺人的注意力而设计的,对人的心智弱点了如指掌。其背后既有商业意志,也有技术本身的逻辑。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信息想要免费。这是因为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用“免费”换眼球,成了互联网文化的基本规则。Google、Facebook、Twitter都已经找到各自的方法,对我们的“注意力”进行商业化和资本化,他们从中受益最多。很显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眼球,而不是心智,是首要的兴趣。

我们的大脑最受不了新鲜的诱惑,当我们期待某种新东西,或者有意外发现时,都会激活大脑中的多巴胺奖赏系统。所以,我们每次上网平均要打开8个窗口,平均每隔25秒钟要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Google的算法再强大,我们仍然怀疑会有更好的新信息躲在某个角落,只等自己的鼠标轻轻一点。

RSS订阅的本意是通过“聚合”简化我们的生活,按兴趣订阅,获得对信息的主动权。可惜人都是贪多嚼不烂的动物。我的Google Reader每天新增数千条信息,几天不读,就累积到数万条。如果再将朋友共享的订阅算上,就更加可怕。这些东西,不读则已,一旦开始阅读,就会有强迫症,非得全部读完不可——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如果错过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岂不可惜?

“邮件控”们被一种“随机性奖赏”的心理机制挟制着。他们怀着一个赌鬼死守老虎机的心情,一天刷新邮箱数十次,因为在打开和阅读一封邮件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重要。

我们的大脑没有耐心,所以Twitter才会如此流行,我们希望第一时间知道所有事情,速度越快越好,内容越短越好。越来越多类似于Twitter的即时协作软件被制造出来,比如最近大受追捧的Quora,你可以利用社交网站的人脉,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

有一些干扰看似难以拒绝,因为它们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附着了情感的信息,比如恋人的短信,MSN的问候,开心网上的老友留言。

黑莓让一个平庸的小职员感觉像CEO,这个世界缺了他就无法运转。你再看一个人玩新买的iPad,从他手指的动作,脸上的表情,你会觉得那绝对不是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甚至不是一个人与一个机器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一个宠物的关系。

这些东西让你感觉活着,感觉自己很重要。你想要连接,连接,连接。到了极端,我们就连接过头了。

凯文·凯利——《连线》的前主编——今年刚写了一本新书,叫《机器想要什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技术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与生命进化相同的趋势——走向普遍化、多样化、社群化、复杂化。也就是说,技术正在向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演化,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意志。

就目前而言,这还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但是,当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自主性时,我们是应该问一下,它想往哪里走?它想要什么?

数字技术正在将人类编入一个巨大的电子网络,如果从外星人的视角看,网络中的个人未尝不像一个超级有机体里的细胞。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技术面前时常感到压抑,因为机器的需求有时候会凌驾于人的需求之上。

从个人层面而言,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生活越来越碎片化,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看,这样的碎片化为一些大型的社会行为创造了条件,比如维基百科、公民记者、网络慈善小组等。■

Life Hacking

对抗碎片化生活的草根运动

2003年,英国科技记者丹尼·布莱恩深受注意力涣散的困扰,向70个以高效率生活作风著称的朋友请教方法。他发现,这些人大都发明了一些聪明的小技巧,有高科技的,也有低科技的,帮助自己管理时间和注意力,比如一些任务表(to-do-list)小软件,管理电子邮件的小技巧,甚至一些避免浪费时间的小仪式。于是,他自己也写了一个小程序,上网的时候,每10分钟就会有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次,问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

在一次技术圈的聚会中,布莱恩做了一个演讲,介绍这些极客的人生管理技巧,取名“Life Hacking”(生活黑客),有点向技术讨回生活的意思。

从此,lifehacking就如滚雪球一般,变成一场庞大的草根自救运动,帮助人们在碎片时代有效分配注意力。他们发明一些技巧和方法,实实在在地解决手头的问题,比如怎么清理电子邮箱,怎么对付垃圾邮件,怎么管理时间,简化生活,提高工作效率,活得快乐一点。

去年,《纽约》杂志的记者山姆·安德森采访了梅林·曼,当年lifehacking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之一。这人大概是他见过有史以来说话最快的人,他的语汇和说话方式都采用了lifehacking的原则,每句话都断成原子状态,然后迅速重新组合。

梅林·曼当时也处于一种怀疑人生的状态,觉得自己被“太多的输入”淹没,不知道如何管理太多的信息流。听了布莱恩的演讲后,他创建了第一个lifehacking网站43folders.com,这个名字取自戴维·艾伦的《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搞定》是一本时间管理学著作,作者在书中号召大家用43个文件夹建造一个三维日程表,科学管理自己的任务列表。《搞定》对lifehacking运动影响极大,基于此书方法的时间管理软件就有100多种。

曼发明了一种叫hipster PDA的东西,其实就是拿一沓3×5英寸的卡片,用夹子夹起来,别在后裤兜。每一张卡片都可以作为一个收集箱(Inbox),无论走到哪里,想到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拿出来记录,等回到家或办公室,马上处理这些卡片。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发明在lifehacking圈内却很受追捧,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简单却行之有效的个人信息管理方式,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版本。

曼现在俨然是一位时间管理大师,给大公司做效率咨询,他管理着好几个网站。去年,他发现自己患上了多动症。

这就是lifehacking运动的反讽之处,作为一种对抗碎片化生活的武器,它可能会变得非常消耗精力,分散注意力。你花上一整天时间阅读那些文件归档技巧或者组织软件,到头来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乱。

正如梅林·曼所说,一切最终归结于“快乐”问题。你允许自己的注意力走到哪里,只能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疯狂地上网,无非是因为现有的生活、手头的工作,没有让你的大脑得到足够的多巴胺,或者只是你没有得到足够温暖的拥抱。 一次搞定交替工具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