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湾海上争霸战：模糊的生存法则

（文 / 李翊）

( 驾驶着小渔船的辽宁绥中新民港的渔民 )

3月海战

7月8日辽宁绥中县张见港，天气晴好。13点半，密集的爆竹礼炮声中，油漆一新、船号为139的600马力大船下坞、试航。船头的两面旗帜，红色的“海上雄鹰”和黄色的“一帆风顺”在海风中猎猎作响。55岁的老船长杨树凯告诉本刊记者，7月中旬是到锦州捕海蜇的时候，到时间，政府一声令下，上万条船就开始争相捕捞。为了在这场打蛰战役中争取到有利位置，渔民们7月初就开始往锦州方向会聚。“没办法。资源越来越少，作业面越来越小，船是越来越多，只能早点过去守着。”杨树凯说他20多岁开始走海，现在基本处于退休状态。他的家族共有4条船，两个儿子和两个侄子各有一条。

生活还在继续，记忆却没有遗忘。提起4个月前发生的那场海战，不断有骑摩托车赶来的渔民加入讲述者的行列。

导火线是3月10日辽宁“海上雄鹰”船队被河北田彰船队撞沉两艘船。杨树凯说，紧接着在3月十几日，两支船队再次在海上相遇，因为有海警喊话，这才没有打起来。

3月17日，海面上刮起六七级东北风。据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早上7点，田彰通知各船起锚向25渔区进发。两个多小时后，他们与辽宁船队在海面上相遇。上午9点多，“海上雄鹰”船队发现河北船队正在靠近，按照事先计划，杨童、杨志威等3条渔船立即开足马力冲向河北船队。

( 辽宁渔民代表之一王保生 )

发现辽宁渔船冲来，田彰用对讲机通知其船队16条船分成3组，由年轻气盛的李晋锁带领5条大马力船作为第一组，先和辽宁船队渔船撞击；将冯明春驾驶5条船为第二组，剩下的为第三组。田彰要求各组间尽量不拉开距离，互相照应，不准逃跑，否则就清出船队。李间太把乐亭船队10条船分成两个组。李间太带4条船为一个组，其他6条船为另一组。

冲在河北船队最前面的李晋锁驾驶的渔船首先与杨志威驾驶的渔船相撞，两船都被撞开了豁口。随后，双方其他几条渔船也加入战局，顿时海面上一片混乱，双方用船互相撞击，用石头、网角子互相抛掷。得知开战，双方“大部队”都开足马力，赶往“战场”。

( 泊在辽宁新民港的船队。提起河北船队，辽宁渔船都胆战心惊 )

在所有“参战”渔民失控的情绪中，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乐亭船队4140号渔船与辽宁船队王保林驾驶的渔船刚刚对头相撞，船头右侧就被撞碎。紧接着，杨百驾驶的辽葫绥渔0138号又撞在4140号渔船左舷后角上，一直顶着将4140号渔船撞翻，船长史向冬、船工葛宝蓬和田兴3人当即落水。田兴抓住个塑料桶游了出来，被附近一条辽宁渔船救起，而史向冬和葛宝蓬却不见了踪影。

此次斗殴，河北方有26条渔船98人参加，辽宁方有22条渔船159人参与，共导致15条渔船受损，辽宁方7条、河北方8条，史向冬死亡、葛宝蓬失踪。

( 在绥中二河口等待开航的渔船 )

权力再分配

东经120度10分、北纬39度18分，这个坐标点附近的海域滩险流急，盛产皮皮虾，且个大肉肥。根据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关于划定公安边防海警执法办案管辖范围的通知》规定，该海域属河北省边防海警管辖；按渔政划分排序为25渔区，属国家管理的公共海域，由黄渤海区渔政局管辖。

( 张见港码头，“海上雄鹰”船队捕蛰前试航 )

渤海湾一带作业的渔民都知道，24、25、38、51、52渔区属于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地区，“两年就能收回成本”，因此成为渔民们争抢的“肥肉”。25渔区位于张见港正南方，河北新开口港的东南方，在以杨树凯为代表的辽宁渔民的记忆中，从1995年开始，这里曾是他们的地盘。“原来25海区的南面是39海区，38、39海区过去是河北的地盘，25.2到25.3是我们的位置，后来我们往北纬38度50分多占了几分。但是从去年开始，河北把我们的地盘全占了。”

从时间上看，这种地方之间的利益争夺可以追溯到5年前。“以前都是一条船就出海了，那时候海里的东西也多，近海随便捕捞就能满载而归。大概六七年前，河北这边的船越造越大，而且在渔民中第一次开始以组船队的形式出海，我们就开始受欺负了。”杨树凯说，那时辽宁渔民的船都是195〜240马力的小船，捕捞后要跑8小时才能到港，而河北的船大的能达到400〜600马力，同样的距离4小时能到港。另外，结成船队的形式，一方面互相间有照应，另一方面人多力量大，“海上没有规矩。谁的船大，谁的船多，谁的船快，就听谁的”。

( 换大船，组船队，成为辽宁渔民为改变“被欺负”的局面达成的共识 )

以河北昌黎县新开口港为码头的田彰船队就在这个时候“树起了名号”。而事实上，按照新开口港渔民们的介绍，田彰只是船队的队长，船队真正组织者是40多岁的牛管营村人季清。“季清以前是昌黎最大的田氏集团的保镖，后来在县城里混社会，耍牌赌钱。五六年前，他开始抢码头，强买强卖。曾经有一次，他要低价买别人的货，人家不愿意，他一个烟灰缸就砸在别人脑门上，重伤。”

在新开口港，来自团林乡的长有也算是一号人物。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长有15岁的时候还在生产队种地，24岁时开始骑自行车卖鱼。人生的第一桶金源于为唐山吉祥农场供应赤贝。长有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那时赤贝出口到日本，一吨卖32万元，我给农场供货，一天能送10万斤，一斤挣一元，一天能挣10万元。”1995年，他花了26万元买下了村里的冷冻厂，与山东一家贸易公司和农工商社达成供货协议，1997年，他又盖了个冷库。但是，他也并非一帆风顺。“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我赔了200多万元。后来从银行贷款建了这个码头。第三年又在码头里建了个冷冻厂。”

长有码头有650米远，与季清的码头相隔60多米，为渔船提供场地和加水加油服务，同时对于船上捕捞的海鲜收取一斤5毛钱的费用。长有说：“八爪鱼、螃蟹和皮皮虾是被黑社会控制得最多的海鲜。比如八爪鱼，往外卖是50块到100块钱一斤，因为韩国人爱吃。螃蟹在旅游季节能卖到七八十块钱一斤，皮皮虾最低也能卖到20块钱一斤。但是据说在船上也就12块钱一斤。打皮皮虾的网具是一次性的，对于捕捞船来说，除掉人工、网具、油费，基本不挣钱。”

在掌握了海鲜定价权后，季清开始介入海上捕捞，“抢地盘”。之所以选中田彰做船队队长，在新开口港渔民的理解中，田彰作为一个老渔民，经验丰富，下的网打的货比一般人多。此外，他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很早就懂得带着照相机出海，当和别人发生纠纷时他知道用相机拍照留证据。在大家的印象里，家中有条80马力小船的田彰以前算是良民，没起过事，充其量也就是在海上偷别人的网。但是，自从“立了名”后，人就变了。

田彰船队叫“鹰叼队”，以在船头两侧分挂两面小黄旗为标志，目前有47条500〜600马力的船。15万元，是加入船队的门槛费用。与此相对应所能获得的利益为可以在船队所占地盘内下网，但是打捞到的海鲜必须以规定的价格卖给船队所有者。“一条船能打好几十万斤皮皮虾，一斤提一块钱，20多条船是多少钱？这两年季清挣了好几百万了。”长有说。

不过，占地盘最大、网具最多的河北船队是乐亭的，因为“先投网，先投资”。昌黎和乐亭的船队之间既有争斗也有利用，“乐亭船队之间如果不合，就让昌黎的船队来打，反过来也一样”。

在辽宁渔民看来，因为船小，“被关内人欺负”的局面已经持续几年了。“去年3月15日，我们就在离港七八海里的作业区抛锚看网，过来两条河北的船就要拔网，说这地他们占了。不同意，后面紧跟着就来了20条大船，不挪就撞。我们150马力的船对他们400马力的船，人家往下瞅，我得往上瞅，一撞，我的船就碎了。修船都花了七八万块钱，还有一个工人的大板筋被挑了。”与张见港相隔不远的新民港渔民李光华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跟我们争，前年他们跟山东的船队也打过架，最后船老大下跪，赔了20万块钱。只是山东网具不一样，捕捞方式不同，所以跟他们的冲突要小些。现在提起河北船队，辽宁渔船都胆战心惊的。”

换大船，组船队，成为辽宁渔民为改变“被欺负”的局面达成的共识。因为辽宁方面严格控制捕捞船数量，辽宁渔民就从位于新开口港的昌黎造船厂购买大船，一条造价在80万到100万元。2009年7月，辽宁省绥中县渔民以孙月东为首，组建了“海上雄鹰”船队。该船队由25条渔船组成，大部分是新建的600马力以上的大船。2009年8月正式出海前，孙月东提出组建渔民协会，加入协会的船一条出10万块钱，作为船队共同基金。他说：“人有保险，船没有。加入协会，以后遇到丢网或者渔船伤害，船队能集资补助。‘海上雄鹰’这个名字是电脑上查的。”今年30岁出头的孙月东也是辽宁网户人，兄弟5个，他排行最小，以前养猪，后来做买卖，属于渔民中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一类。虽然他不下海，也不懂船，但是他有4条船，因为“有头脑，有组织号召力”，在处理大事上，孙月东成了船队的主心骨。杨树凯告诉本刊记者，海战前，孙月东利用私人关系跟田彰谈过几次，没谈成。

知道辽宁渔民买船后，田彰船队也开始有所准备。今年春节前后，昌黎田彰船队(21条渔船)与乐亭苏革新船队(15条渔船)结成同盟，联合起来共同与“海上雄鹰”船队争夺25渔区。

今年3月7日，冀、辽两省三市有关部门和边海防领导召集双方渔民代表在绥中县召开第三次见面协调会(之前曾经召开两次)。在张见港负责收货的王保生是辽宁渔民代表之一，他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会开了两个小时，领导讲完话后，问我们双方想要哪儿。我们用纸条的方式写下各自要的海域，这样传递了两次，没有达成共识。河北代表说，咱就撤吧！”下楼时，王保生拍了拍田彰的肩膀，以商量的口气说，“这都是渔民的活，干吗要惊动政府呢？咱们往哪个酒店一坐，唠一唠？非得海里见？”然而，田彰却说，“海里见就海里见呗！”协调会就此不欢而散。

3月9日，双方谈崩后的第三天，孙月东召集“海上雄鹰”船队船长，密谋争夺25渔区的捕捞权。孙月东要求所有渔船3月10日必须出海占领25渔区，并用抓阄形式将渔区网地分给每条船。他说，如果河北船队过来捕捞，就用撞船的方式解决。他让每条船都装上100斤鹅卵石，用于近距离砸船和打击对方的武器。同时，“海上雄鹰”船队组建时，每条船交了10万元会费，大家商议撞船造成的损失从这些费用中支出。最后孙月东发狠地说：“就是把我的4条船都搭上，也要争到这块网地。”

随后，孙月东对抢占网地的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他将船队的24条船分成三个组，第一组由杨百、杨童等8条船为先锋，并要求杨百、杨童撞船时率先往前冲。第二组由郭立隆等8条渔船组成，余下的8条船作为第三组，各组间互相呼应。

孙月东安排船队中马力最小的一艘船作“诱饵”，即让李中伟驾驶他的375马力小渔船，先去与河北船队接触，激化与河北船队的矛盾，一旦发生船被撞沉的后果，大家就一起出击，攻击河北船队。孙月东向李中伟承诺：“如果你的渔船被撞沉，就另建造一条新的大船赔给你。”3月16日，因孙月东乘此船离开网地返回陆地，此渔船未参加3月17日的斗殴。

由于海上较远处手机没有信号，在岸上进行“遥控”的孙月东无法和船队取得联系。于是他特意安排一艘渔船在网地和陆地间抛锚，作为指挥海上撞船的通信联络中转站。

在辽宁渔民为抢占网地密谋策划时，河北渔民也在为即将进行的海上“决战”精心准备。

3月8日，田彰组织其船队船长召开会议。他说，前一天的协调会没有达成协议，辽宁船队已发话说要在海上分出高下，25渔区网地可能会被“海上雄鹰”船队抢占，大家如果想继续占据这块“宝地”，就必须迎战，将网地争回来。田彰还要求每条船拿出5万元作为备用金，用于撞船出现损失时的赔偿修缮费用。

随后，田彰与苏革新船队进行了认真谋划，约定两个船队协同作战，撞船发生的损失共同承担。苏革新买了3部对讲机送给田彰，作为海上联系使用，并将其船队去山东的4条渔船调回“参战”。苏革新开会要求其船队每条船交2万元风险金，作为造成损失后的开支。

3月14日，得知25渔区已被辽宁渔船占据，田彰立即组织船队船长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抢回渔区。为了不在即将到来的混战中发生误撞，田彰定做了100面黄旗、50面红旗，作为昌黎、乐亭两个船队的标识，插在每条船的醒目位置。他还让每条船用布将船号遮盖起来，并购买了水泥网角子分发给各船，作为近距离投掷对方渔船的“武器”。

与此同时，苏革新也召开了船队船长会议，按照与田彰谋划的方案，他调集10条渔船参加这次“海上争霸战”，并指使其副手李间太负责现场指挥。

3月16日，孙月东在25渔区组织船队船长开会，要求当晚每条船按照事先抓好的网地在原来河北渔船的捕捞海域下网，发现河北渔船来立即撞其船。安排妥当后，孙月东乘船返回陆地。当晚，“海上雄鹰”船队22条渔船以0.5〜1海里的间隔一字排开，在25渔区抛锚。而田彰的船队与李间太带领的10条船则在距离河北新开口码头20海里的约定地点会合，双方再次谋划后抛锚休息。

3月17日，双方正式开战。

海上乱局

在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的环渤海湾，25渔区究竟属于哪个地方的捕捞区域，即使在海战后，依然是个各执一词的问题。

河北渔政管理所监督管理科一位毕姓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近海，按照8米水深标准的等水线，从陆地地标延伸到海洋划分地界，这是国家《渔业法》中有规定的。按照这个标准，800华里的海洋线上，河北与辽宁以老龙头为界，河北与山东以老黄河口为界。“但是，现在近海养殖太多，海流来了，会冲得更远，养殖地盘逐年扩大，打鱼的不好下网，被赶到更远的地方。现在都下定式网具，过去下在浅水里，现在可以在深水作业。所以远海位置的25渔区究竟属于哪儿，说不清。”不过，这位工作人员个人认为，25渔区离河北港口更近，应该属于河北的捕捞海域。

但是，在渔民们看来，黄渤海区域是国家公共海域，只要办了黄渤海海上捕捞证，这片海区谁都能捕捞。“既然无法确定海上捕捞范围和界限，就必然形成一个潜规则：谁的实力强，谁就能占好地盘。”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负责整理此案材料的工作人员贾红山告诉本刊记者。

按照河北渔政管理所向本刊记者的解释，为了保护日益枯竭的海洋资源，现在国家在压缩建造渔船数量，每年都有固定造船指标。淘汰10条，才能造10条。“有了船，必须要船检部门验船，发船检证，由港监部门发放船舶行驶证。从事渔业生产的有船网工具证，渔业许可证，一船一证。这个证由国家渔政局统一发，不好批。但是，个人买卖不好管。有的买船时就有渔业许可证，有的自己造不合适，就委托（河北）这边造，然后回地方办证。”这位工作人员说，跨海或者跨界水域作业需要向要作业的地方渔政递交申请，同时交纳一部分海洋资源使用费，实际工作中很多渔民不走这个程序，“海上没规矩，谁胳膊粗听谁的”。

有鉴于此，河北省渔政管理处相关人士建议：建立渔船和渔具准入制度，针对不同的渔具和渔船，划定具体的准入区域及准入数量，特别是对部分重点资源品种、地方性资源品种和增殖放流品种的生产与管理做出专门安排，列为专项捕捞品种，实行特许捕捞制度；建立特定资源品种捕捞权流转制度，对特定资源品种捕捞权予以公开拍卖，竟拍人取得捕捞权并依法办理专项捕捞许可证后，方可在各自捕捞区域进行捕捞作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渔民争抢捕捞作业渔场的问题，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河北边防总队记者文化站站长回金田是海警方面对“3·17渔民事件”的具体发言人。在他看来，与渔民在打鱼过程中不遵守游戏规则“疯狂掠夺”海洋资源相对应的，是海洋管理还处于一片乱局之中。“现在海上是四家执法单位共同管理，网地划分，渔民办证归渔政管，海上交通有海事部门，海上环境保护归海监，海上治安有海警。在办案的时候，不同的部门，协调起来存在问题。某种程度上，会出现趋利执法现象，都捡有利自己的事去做。”

2007年12月，公安将海上执法权赋予边防总队海警一家管理。“在渤海海域这个位置，前一段发生在海上的案件主要有三大类，一个就是类似‘3·17渔民事件’这样争抢网地的案件。按照河北渔政部门统计，渤海湾因渔事纠纷引发的案(事)件主要集中在每年3月至5月和9月至11月，因为这两个时段是渔民捕捞和收获的黄金期。河北附近海域2008年在这两个时段接出警数量占全年接出警数量的68.3%、2009年占76%、今年3月至5月占目前接出警的93%。今年3月以来，河北已累计发生渔事纠纷20多起，其中跨省纠纷9起，100人以上参与的群体性事件11起，累计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2人受伤，3艘渔船沉没、多艘船受损。第二类案件，天津、河北、山东、辽宁都在扩张各自港口，工程很多。经过渔民养殖区时，工程船易剐蹭渔民渔网，引起纠纷。第三类属于海上盗沙案件。”

虽然河北出台了加强海上治安管理的办法，但是现状并不容乐观：“海警的力量相对单薄，船不够多，不够大。像3月份这次海战，一共有60多艘船参与，河北大马力执法船不到10艘。早在半个月前，海警已经专班在盯守这个事，也能预见到后果，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问题的发生。”河北边防总队海警支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海上执法的复杂在于，没有海上现场，没有海上证据。而作为公安机关海上执法部门，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级，执法依据上也存在问题。”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如果海洋执法能统一化，能有效降低成本，也能提高执法效率。“去年7月，海警部门有了最大的海上执法舰——618B型舰，造价6000多万元。今年还有一艘，马上要投入使用。两艘舰艇价值1个多亿，但是多头执法，其他执法单位也得同时造船，这势必提高执法成本。倒不如‘海上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实习生贾子健对本文亦有贡献） 渤海湾争霸战生存渔船模糊海警渔民码头法则渔民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