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汉碑

（文 / 刘涛）

( 《孙工砖》实物 )

清末出土的东汉刑徒墓砖，形制小，不规则，这些透着丧气秽气的残砖，因为刻有隶书文字，清朝金石收藏家视为宝贝。当年，罗振玉（1866～1940）一见“为之惊喜，如获至宝”，称赞“百余砖者不异百余小汉碑”。乾嘉时代，钱泳（1759～1844）精心缩刻过数十种汉碑，人称“小汉碑”，这种仿古的小玩意儿只是满足文人好古的欲望，微不足道。

东汉刑徒砖的发现与发掘

最早向世人公布东汉刑徒砖文的收藏家是清末的端方(1861～1911)，印行过《陶斋藏砖记》（1909）、《陶斋藏砖》。他是封疆大臣，新出的古物容易到手，而编书之事则由幕僚捉刀代劳。其后，罗振玉出版了《恒农冢墓遗文》（1915）、《恒农砖录》（1917）。他们收藏的刑徒墓砖都是通过嗅觉灵敏的古董商收集得来，合有数百块。

刑徒砖所刻文字都在30字以内，有的刑徒砖仅刻姓名，完整的砖文刻有管理机构的名称、刑徒判刑所在地、刑名、姓名、死亡时间之类的文字：“右部五任汝南瞿阳髡钳冯少，永初元年六月十八九日物故，死在此下。”（《冯少砖》）在洛阳服役的刑徒来自各地监狱，死在异乡，就地掩埋，墓坑埋入刑徒砖是为日后迁葬家乡而设的标记，更反映了东汉志墓的葬俗。有人把刑徒墓砖称为“刑徒砖志”、“墓志砖”，铭刻史专家赵超认为，东汉有志墓的风习，但未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至多只能算墓志的滥觞期。魏晋是墓志演变的过渡期，因为禁碑，人们用志墓砖石作为礼仪性的葬品，有些墓志仍采用碑的形制。南北朝，墓志始有相对固定的形制和文体，刘宋《刘怀民墓志》（459）出现正式的“墓志铭”名称。

东汉刑徒砖的出土地点，端方记为河南孟津，罗振玉说是河南灵宝（并以灵宝的古地名“恒农”作书名）。著录刑徒砖的《神州国光集》（1909）记为“洛中”，范寿铭《循园古冢遗文跋尾》（1936）则说“洛阳出土”。其实都是根据古董商的传言，准确的出土地点，过去没有人说得清楚。

( 《王平砖》实物 )

1958年考古调查发现，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西大郊村西南的一片高地上发现东汉刑徒墓地，《光明日报》有报道，《考古》发表过调查记。这片坟场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在洛河以南，当地人称为“岗上”。墓地东北1.5公里处是汉魏的太学遗址，那里曾经立着东汉《熹平石经》碑、曹魏《三体石经》碑。2007年出版的考古报告《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认为，罗振玉、端方所得刑徒墓砖也是在洛阳故城南郊这片墓地出土，因为这里出土有《焦石砖》，而“焦石”这个名字曾见于罗振玉《恒农冢墓遗文》。

1964年春夏之际，考古研究所派驻洛阳的“汉魏故城工作队”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报告说，发掘面积1810平方米，清理刑徒墓516座。墓坑分垄排列，坑位左右间隔0.5米，墓坑长度通常在1.8至2.3米之间，宽度为0.4至0.5米，墓坑都很浅。有398座墓坑出土了刑徒砖，“估计是把棺材下于墓坑后，即将墓砖扔置于棺上”，如果是两块墓砖，则在前、后两头各放一块，“至于两块以上墓砖的放置，有些是先扔置墓砖，然后才放棺材”。这次发掘，出土了大小不等的刑徒墓砖774块，现场采集49块，共823块，加上清末出土的刑徒砖，总数约有千块左右。

( 《尹孝砖》实物 )

刑徒砖的书刻

刑徒砖文急就而成，书刻程序与汉碑相同。考古报告披露：“从出土的全部刑徒墓砖来观察，在镌刻铭文之前，先用朱笔将要刻的铭文写于砖面上，然后再依朱笔字迹刻出。有的刻成后还用朱笔再行勾画，所以有些砖铭的阴纹内尚存有朱色的痕迹。也发现有个别的砖只用朱笔写成铭文而尚未镌刻者，但其字迹已大部脱落不清。”许多刑徒砖的砖面经过打磨，比较平整。“有很多是利用旧刑徒砖的背面重新刻字”，为了避免误认，就在旧刻的砖文上刻划条纹，表示作废。有些砖的侧面也有文字，仅刻刑徒姓名。

( 《武丑砖》铭文拓本 )

汉砖烧结坚硬，质地不如青石细腻，书刻又草率，许多笔画不到位，本该平直的笔画歪斜了，应该搭连的笔画断开了。工匠多采用简易的单刀冲刻法，直笔一刀而成，改变方向的曲折笔画则数刀相接刻成，大多刻痕不深，走刀犀利，刻出的笔画很劲挺，看拓片尤为明显。有些砖文的笔画粗一些，可能采用复刀法，但是，用刀口厚的刀来刻，单刀冲刻也能获得这样粗放的效果。

刑徒砖的书刻年代普遍早于汉朝名碑。考古报告说，1964年考古发掘的那批刑徒砖，书刻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至永宁元年（120）的14年间。报告附录的《刑徒墓志砖铭文登记表》显示，清末那批刑徒砖的书刻时间更早一些，约在汉章帝元和三年（86）至汉和帝永元十年（98）的13年间。现在存世的汉隶刻石，汉安帝永宁元年（120）以前大多是摩崖、题记、神道阙之类，也有3块名碑，却是篆书碑（《祀三公山》、《袁安》、《袁敞》，刻于汉安帝时代）。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些隶书名碑，书刻时间集中在东汉后期桓帝、灵帝两朝，即147至188年间。

( 《雅闰砖》铭文拓本 )

刑徒砖隶书与书刻者

笔画单细直利，字的结构只存骨架，见棱见角，这是东汉刑徒砖文隶书的显著特点。虽然不如汉碑隶书丰满整饬，却有“质而不文”的奇态异趣。也有少数结字规整的砖文，如《第国砖》（107年，编号T2M32:2）、《郭仲砖》（107年，编号T2M68:1）、《王园砖》（107年，编号T2M70:2）、《韩少砖》（107年，编号T2M8:1）、《仲番砖》（114年，编号P11M33:4）、《应丁砖》（119年，编号T1M30:2）等，虽然收敛了笔画倾斜的随意性，横平竖直，却不精雕笔画的细部，仍然真率。

( 《王勤砖》铭文拓本 )

刑徒砖隶书也有夸张之笔，特别是砖文结尾的“死”、“故”、“下”三个字，最后一两笔往往纵引而下，有时占满剩余的空白，特别显眼。从文书学的角度说，此种写法是表示文句结束或行末的一种样式，汉简上常见，庄重的汉碑上很难见到。

刑徒砖文全是隶书体，俗字也是常客。表示刑名的“髡钳”之“髡”，都是左“镸”右“元”；铭文结尾的“死在此下”，“死”与“屍”相通，即“屍在此下”。这两个俗写字，砖文中使用率很高。表示地方狱所的“慎阳”写成“傎阳”，“颍川”写作“颖川”，则是讹误。

( 《伍僟砖》铭文拓本 )

砖文的书写者，按常理推测，当是服劳役的刑徒。考古报告统计，在洛阳服劳役的刑徒来自全国11个州、51个郡国，遍布229个县。虽然我们不清楚刑徒原来的职业，但不外吏、民两个阶层。有3块砖文标明刑徒来自中央监狱（诏狱）之一的“少府若卢”。少府掌管皇室的手工业制造，制成品专供皇室使用；若卢是少府属下“主鞫将相大臣”的“若卢狱”，说明刑徒中还有犯罪的高官。来自“少府若卢”的高级刑徒有文化，曾经做过文吏的刑徒“能书会计”，大概是这些刑徒书写砖文。

刻砖文是个技术活。砖文中，无技艺的刑徒标为“无任”，服劳役要戴刑具。有技艺的刑徒冠以“五任”，指木、金、皮、设色、陶瓦五类技术，刑徒只要有其中一门技能即属“五任”。据统计，标有“五任”的刑徒砖只有8块，其中3人是代人服刑。刻砖文，最有可能是长于“金工”的刑徒所为。我觉得，特别草率的砖文未必经过书丹，砖文就那几个字，刻工熟悉了，也能以刀代笔。

东汉刑徒砖隶书，因书刻草率而质朴，因随意为之而自然。有功底的书家，亲近这类原生态隶书，抓住率真的气象，可以获得删繁就简的书法手段，可以涵养笔墨的古朴气质，可以克服滑软的俗态。仿佛都市人远游山野荒郊，常食五谷杂粮，去除赘疣而神清气爽。■ 汉碑考古刑徒文物罗振玉隶书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