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镇农技站的窘境

（文 / 南京 陈道龙 林培）

最近，在距南京100公里的盱眙县仇集镇，我们偶然见识了镇农技站的生存窘境，尽管它整体运营水平在苏北地区尚属中上游。

该站8人，一间办公室，5张款式各异的旧办公桌，桌上无电话，无电脑，无科技报刊。原因很简单，没办公经费。48岁的农技站长刘国钧自述，他南京农学院大专毕业，干农技31年，初到乡镇时，上浮一级工资，下村有补贴，当时农艺师工资比乡镇党委书记还高。可从1999到2008的10年间，上面没发一分钱工资，让他们“靠山吃山”，以卖种子、农药、化肥维持生计，他则跑到新疆棉区打工。

直到2008年5月，考试竞岗后，他才有了每月1151元的工资收入，尽管是全县乡镇农技人员中“最高的”，但也只相当于镇公安、土管人员工资的1/3。今年1月开始，在调高部分省标工资后，他的月工资增至1663元，但是仍然不及镇里“大盖帽”工资的一半，而且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一概全无。若扣除伙食费、手机费、每周往返县城家里的车费等，所剩无几。县里常布置查报苗情、病虫害等硬任务，可全镇180平方公里，从镇上到最远的村有20公里，骑摩托车下村一趟就是几十元的汽油费，几年里光买汽油的发票就有一叠，无处报销。至于“田头指导”能免则免，就连到县里开会，住宿费、车费也没处报。

还有一个大问题，农技站的人员、知识皆老化。全站8人平均年龄过45岁，学农的独他一个，其他人连查苗情、辨病虫害都不在行。他自揭短说：“小麦吸浆虫我就不认识，估计县里多数农技员也不认识。”据他了解，自1998年以来，全县19个乡镇没进过一个学农的大中专毕业生，有5个乡镇至今无学农的植保员，“农技员青黄不接的程度，比七八十年代严重得多”。

招商引资压力大。镇里给农技站、兽医站和两个村合并下达招商引资任务3000万元，并要求每人交押金考核，他这个级别的一年1000元。“我哪能招到商？所以交出去的押金都‘肉包子打狗’。”他自嘲道。

尽管有一大堆的“客观”情况，这位老农技说他和同事“多少有点愧”。一是过度推销农资，难免赚了昧心钱。他说，有的农技员开店卖农资，难免利用“专业优势”，向农民推荐高价农药、种子、化肥，或建议农民多施农药、化肥，结果不仅增加了农民负担，而且也降低了土地和农产品的品质。二是农技推广指导乏力，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损。去年，该镇有2000亩玉米发生粗缩病，基本绝收，农户损失144万元；因除草剂使用不当，2万亩小麦出现草害，农民累计减收400万元；另有200亩小麦田发现吸浆虫，农民损失16万元；还有2000亩水稻患稻曲病，减收80万元。“以上几项农民就减收640万元，我们既心疼又内疚。”他说。

要发展高效农业、致富农民，缺什么都不能缺农技服务，可这个路人皆知的铁律，在乡镇农技人员“自身难保”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羸弱无力啊！要他们勒紧腰带“倒贴钱”服务农民，现实吗？希望仇集镇这个农技“标本”，能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农技站一个三农农民窘境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