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遗患解决之“西松模式”

( 2009年10月23日，日本东京，幸存劳工邵义诚（前左二）等与代理律师走向法院 )

申诉者：生命最后一程的逆转

“去年底谈到要不要和日本和解，我们信浓川总共还有8位在世的受害人，到今年正式签下和解协议，只剩下了3位。”常新军告诉本刊记者时有些惋惜，“要是他们能活着看到和解多好。”他今年52岁，是山东乐陵的农民，带头签署了和解条款。他的父亲常树有在1942年被日本兵抓去日本，辗转几个兵工厂做苦役，其中有半年时间在西松建设位于新潟的信浓川。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集体送回中国，早在“文革”期间就患病离世。“我从没想到父亲的经历，还能使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像常新军这样的遗属占了西松案中中国受害者的绝大多数。西松案的补偿金总共包含的人数有在光岛的安野做工360人，新潟的信浓川183人，而劳工本人存世的只剩下十几人。

“这个名单是日本确定的。起初是1993年外务省翻修地下室时发现，被掩盖了，强制华工劳役的文件后来被媒体披露，才得以刊印发行。根据这些原始材料，战时被强掳去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名单才留存了下来。”律师付强是信浓川案的辅佐人和证人之一，因为所有的官司都在日本起诉，全部由日本律师代理，中方律师负责在中国的调查取证。这本像最厚的字典一样的大书，以极缜密工整的手写小字，把中国劳工在何处被抓捕，在船上死了多少，到日本逃走了多少，在工场里每天吃多少热量的食物，以及患病或劳累死亡等等所有情况都进行了翔实的记录。1942至1945年被掳至日本劳役的中国人共有3.8939万人，死亡人数6830人，然而把数字回归到现实中却并不容易。

邵义诚至今嗓门洪亮思路清晰，是西松案中罕见的健康的原告。他告诉本刊记者，1996年某一天回家，他突然听老伴说起，“刚才有人来家里问，你有没有去过日本”。邵义诚说：“之前，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日本的事，我被抓走时只有19岁，1944年夏天被抓，1945年3月回来了。在日本期间母亲患病去世，我回来为了治自己的病把房子卖了，带着妹妹生活。冷了住旅馆，夏天就睡马路，帮人扛活买菜。”为了维持生计，他加入国民党部队，到东北开了小差，直到解放天津，才回天津有了一份在医院的正式工作。“我被抓到日本的事情就那么过去了，我甚至没想过要说出来。在日本那段是我人生中最苦的日子。在安野为了挖通水库和电站之间的水渠，我在水里捞大石头，后来全身溃烂，头发也没了。6月广岛就被扔了原子弹了，7月份安野的中国工人起义了，打死了一个被日本兵俘虏的国民党大队长张保甲，因为他把给我们的牛肉卖了，还把8个想逃的中国人打得半死。但是我因为病得起不来，3月就被送回中国了。”

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刘宝辰，是第一个找到了邵义诚的人。“无论是家人和我都不相信，日本人怎么会替我们讨回公道呢？”邵义诚说，“1996年刘宝辰是受最早开始调查西松案的川原洋子的委托，和学生一起通过户籍卡找到我的。”户籍卡上把邵家住了“120年”的谢家胡同写成了郭家胡同，日本档案中住址还是谢家。反反复复加上运气，刘宝辰终于在谢家胡同快要拆迁之前，找到了邵义诚。“我那是第一次得知，还可以为早年在日本受的罪索要赔偿。但是一开始，我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但1998年，邵义诚和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修刚一起到日本，他说：“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许多记者来采访。”他终于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不同于战争时的态度”。“1月12日第一回开庭，这么多年了，我是第一个直接面对西松公司的中国劳工。”邵义诚此后9次去日本，经费由日本支持诉讼的民间团体支付，但他却把叙述依旧停留在1998年：“那次我回到了安野，我们干活的现场，工棚、楼房什么都在，和我干活时几乎没变。那天下起了大雪，我心里觉得老天也是在哀悼的。”在日本安野死亡的中国劳工29人，其余全部患病或受伤。

( 被掳中国劳工曾在日本京都大江山镍矿做工 )

邵义诚心里明白，他说：“官司走到和解这一步，我已经高兴了”。作为安野案最早被确认的5名原告之一，邵义诚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4月西松主动来和我们谈的，如果只作为我们5个人去和解，那赔偿金额可能比较高。但是人家要解决问题就要涉及所有人，人数多了我们就只能每人压低到100万元，西松又压低到70万元，我想，不同意，越往下拖，活着的人就越少，同意吧。”原告所代表的360名劳工，其实到今日找到的只有100多人，很多人在日本用了假名字和假地址。西松的安野和信浓川从上世纪90年代，就分别由两派日本律师代理，成为两个独立的起诉案。安野案最早走完了日本法律诉讼的所有过程，从一审广岛地方法院败诉到二审广岛高等法院胜诉，再到日本最高法的终审败诉，从立案的1996年一直持续到2007年。邵义诚亲身经历了全部过程，“从失望到希望又到失望，但是日本法院、企业的态度一直在变化，终审虽然败诉了，但高法的附言里第一次建议企业采取积极态度，此前根本没有哪个企业会来和劳工谈。西松是第一个主动的和解，从谢罪、补偿金到立纪念碑的要求都实现了”。

“很多我认识的老伙计们，一个个都去世了，活着的时候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他们从没说过赶紧把钱要下来。其中一个原告已经病逝，他去现场的表现后来震惊了日本法律界。他的眼睛在安野作业现场因为土车翻车进了许多沙子，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失明。眼睛正常的人都记不清了，工地在什么地方，住宿的工棚又在哪里，那么多年，样子全变了。”当时的翻译修刚每每忆及此处都觉得无比震撼，“他用山东话问我，后面有没有一个小庙？我反应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一个神社。他说让我背冲小庙，然后他走了多少步，抱住一棵白果树，告诉我树的左边是工棚，右边和前边又曾经有过什么。”

( 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修刚 )

来自日本的诉讼者：基于历史研究的诉讼

川原洋子作为第一个中国被日本强掳劳工事件的调查者，身份普通得令人惊讶。“1999年我全力投入到官司中，就没有固定工作了，靠短期工作也可以维持生活。”她向本刊记者叙述时，语调坚决毫无日本一般主妇的委婉，但又极为认真，“1989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中国被强掳劳工在花冈起义全部被杀的历史学习会，是一个大阪出生的华侨朋友让我去的。日本民间关于‘二战’的讨论一直都有，我从那以后就把花冈事件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了。在其中，我发现日本有35家企业，135个作业场所，都存在强掳华工的问题。我在广岛生活，也就是安野所在地，发现安野发电所也有中国劳工，并且有16个人受到了原子弹的摧残。5人死亡11人轻伤，这使我在1992年第一次来到青岛，希望可以有所收获。”川原对于中国劳工和遗属的取证调查在刘宝辰教授的帮助下进行到1996年。“1993年我和日本支持团体，把两个劳工接到了广岛，然而西松建设当时根本不和我们谈，他们的理由是，是国家把人抓来，他们只负责使用，在此过程中企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还支付了工资。”川原说。

( 2005年12月5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左一为律师康健 )

“西松当时根本不承认有强掳劳工的现象，不同意提供赔偿。所以1998年时，我们判断交涉无果，就正式起诉。”最早为川原的中国之行不断进行翻译的，是现任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的修刚教授。“1989年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做同声传译，和川原及她的朋友认识。曾经有一部分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中国人的骨灰被运到过天津烈士陵园的抗日烈士殉难纪念馆安放，我又在天津工作，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他们想通过我把这段史实搞清楚。”川原并非很多媒体误认的西松建设职工，她进入广岛一家工厂工作后发现男女同工不同酬，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官司人生。“她同情弱者，也有正义感。在日本那边有个眼睛失明的台湾的诗人，她也帮着去照顾，她说话也很有说服力，至少能说服我。”修刚告诉本刊记者，他对川原的信任建立于最初的接触，“每次有劳工幸存者去日本，川原都会领着他们去中学，给孩子们讲那段事实。教材里缺乏这部分史实，教育系统的工会组织就会来做这方面工作，在广岛有广岛高中教职员工会，还有广岛中小学教师工会等。川原活动的经济力量也来自于这些教育工会，还有一同募集的资金。”

“其实日本民间对中国的补偿行动早就开始了，比如送华人劳工骨灰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那时候是廖承志，还有中日红十字会、日本华侨的参与。这部分骨灰大部分都在天津安放，这些死去的劳工很多是国民党的战俘，在那个时代，这些人因为是国民党，家人都不愿来认领。天津是港口城市，就都安放在了这里。”1998年，安野工作所5名劳工及其后人为代表的原告正式提起诉讼。庭审中，最先遭遇到的是西松公司对事实的否定。“政府有个文件作证，当时对这些工人是厚待的，而且文件上还有外务省的章和美军的章，和我们提出的迫害劳工、强制劳动相抵触。那份文件实际是说日本投降、美军占领之后，劳工们的待遇有所改变，但是西松公司把文件日期提前了。”修刚说。

如此艰难的安野诉讼还是最先走完了全程，2007年终审败诉。“安野和解是双方斗争的结果。”另一个必须交代的背景，就是西松建设在2009年陷入了对国会议员的政治献金丑闻。另外，2001年以后，川原和另外7人不断共同购买了西松的股票，积累达到一定份额后，可以以股东身份不断在股东大会上提出抗议，印小册子发给其他股东。“据说现在股票跌得很厉害。”傅强说，但川原不以为然。“的确，西松没有丑闻就不会出现最后的和解，但之前的斗争，交涉、诉讼、买股票等等都是必需的。最高法院的附文也是个小台阶，没有这个台阶，西松公司不好说话。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那个阶段，西松公司已经很尴尬了。最高法院判决的意思是，你做错了，你是差的，你逃离了法律制裁，逃不掉道义的制裁。”修刚这样向本刊记者解读，“和解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律师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他们唯一收获的也许是名誉。”

时间与原则的经纬度

和解并非简单的一纸文书。邵义诚尽管因为2009年10月23日安野和解达成，而兴奋得脑出血，却在一个月后的劳工大会上遭到了另一位老人的痛骂。就在邵义诚和其他原告反复商量对策，与日本律师们以及西松不断洽谈的时候，另一个三井案中的劳工原告李良杰却对邵义诚拍起了桌子，并且当面痛骂长期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李良杰说，“他们签协议根本没有经过商量，就几个人拍板了。”实际上，对于和解的具体金额和条款，邵义诚、中日双方律师事先都反复研究过了，然而所有申诉者都明白，以西松安野案此时的进度和在日本受到的重视，一旦安野案的和解条款出台，必将成为日本国内另外34家大企业和所有劳工案件的模仿对象。“李良杰不仅反对我，也反对日本人。”邵义诚说，李良杰觉得不满的还有，和解里并没有日本政府的责任，款项被日本的基金会管理着。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背景的中国原告们，也逐渐组织了自己的团体。一开始只是由日本律师、民间支持团体和中国律师、学者一起寻找受害人，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有很多劳工或家属组织到了一起，他们大多来自底层，却有不同的意见。最大的团体就是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联谊会，是2000年以后逐渐组织起来，目前已有几千名申诉者。去年达成和解的意向一出，安野案中的原告和申诉者们，在联谊会里成立了第一个分会。“日本支持对中国赔偿的也是各种团体，可是我们其实是不对等的。”细菌战专家王选最早投入劳工对日诉讼中，他说，“最早对日诉讼我们都觉得是精英们带动什么都不懂的受害者向前走，但是现在老百姓认知度、政治意识和组织方式都在诉讼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尽管邵义诚代表的推动派和李良杰代表的固守派立场不同，但却都在全力以赴地说服对方。同样性质的案件在日本共13起，2007年安野终审败诉后，已经有7起都在终审中因为同样原因遭遇败诉。现在推动派还是占了绝对的上风，在安野和解答成之后，劳工联谊会都开始把眼光放在了和解上。然而李良杰们的“较真”“挑刺”却构成了另一种语境。

仅就西松案而言，由安野案和信浓川案两起诉讼组成，连寻找到全部的受害者及代理人都充满了不可能。联谊会上的代表们都写着措辞缜密的发言稿，互相认可或批评彼此的观点。虽然只是一个劳工们自发的组织，安野案还是劳工代表和日本律师直接沟通的，因此才有去年10月底签订和解协议后，李良杰对邵义诚等人的指摘。信浓川案则不同，现在签订和解条款的劳工代表，并非一开始在日本提起诉讼的那些原告。“按照西松建设的想法，一揽子解决是最理想的，不可能和个别人去谈。”王选说。所以安野之后，西松迅速推进信浓川进入和解。原来曾想提高赔偿金额，或者明确日本企业和政府有关责任认定的谢罪，随着诉讼失败，固守派李良杰等都开始转向了支持和解。

如何选择说“不”

当4月26日信浓川受害者的5名代表到达日本，并且在和解书上签字，中国律师康健就迅速举行了记者会，表达对西松和解的不认同。“去年6月，西松建设就主动来和我们谈。”康健从1997年开始作为中方律师代理西松信浓川案，她的5名原告当事人是信浓川案的申诉者代表，当时委托代理的5人已经只剩一人活着，90多岁的韩英林在病床上签署了不同意此次和解的声明，他已经无法讲话。康健不愿意妥协，“安野案已经把诉讼程序走完了，但是信浓川的终审还没有判决。联谊会连注册都没有，只是一个自发性质的组织，不能代表信浓川全体183名受害者”。因为寻找条件所限，多年深入农村寻访劳工的康健也无法拿到183人的授权委托，两方面对于自己代表183人签署协议，“都只是一种表达”。

“2000年以前，强掳劳工连基本事实都得不到日本法院的认定。最早起诉日本的不是中国劳工，而是亚洲其他国家，我们是在外务省的材料公开后，由日本律师主导才开始了寻访工作，比别的国家晚几年。那时打官司还是在从一审开始，寄予极大希望的，我这些年去了40多趟日本，从慰安妇案开始代理，后来主要是做劳工这块。”和她同样在为劳工案工作的还有律师董一鸣，他们的焦点多放在被日本法院和律师反复提及的几个诉讼点上，比如推卸掉责任，认为上任天皇时期的案子属于“国家无答责”范围，或者按照日本民法，20年的诉讼期已过，还有就是中国公民有没有请求权。康健的焦点在法理上，“因为事实和责任都很暧昧，而金额过低是显示不出诚意的”。

康健、董一鸣及所代理的中国劳工原告都认为和解金额过低，对于和解条款有太多的不满。“中国人是否被确认放弃了请求权，以及认罪是否应该针对具体企业的行为而不是当时的日本国会，采用的是补偿金和解决金的说法，而不是确切的‘赔偿’二字。”在日文和解书中的“偿金”被日本律师翻译成中文后成为“赔偿金”，康健和董一鸣都觉得瑕疵太多：“我们代理了那么多高龄的原告，从人道的考虑当然应该谈和解。”联谊会觉得康健不同意和解因此绕开她，“我觉得是曲解，我同意和解，但是和解要有底线”。

签署安野、信浓川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及家属们觉得，“补偿金就是一种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体现”，傅强说得更直接，“给钱是硬道理，补偿金就是对事实对罪行的一种弥补的态度。至于要几十万元我觉得有点不可能”。签字和解的遗属林小辉说：“我去开会过去也听过，有的人说几十万元的都有，我觉得太多了，金额的事情还是看西松拿了，咱中国人也不是要指着这个钱干啥，现在咱也能过得不错了，但是日本人有个态度，书面谢罪了，这是让人解气的事。”参加了劳工们和解前会议的王选说：“本来我也对和解抱着一些想法，但是那次开会看到劳工们都同意和解，中国老人们自己那么苦那么穷，还说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我差点掉下眼泪。我想起以前很多案子包括慰安妇，不同意去拿钱，我们也劝她们不要拿，后来都死去了，可是谁来缓解她们内心真正的伤痛呢？我想想当初哪怕让她拿到钱，总是个安慰的。”

联谊会的劳工们在2009年安野和解后基本上倾向于尽快和解了。“从一开始人和人之间不信任、隔阂、各说各，慢慢的，我们劳工之间，我们和日本律师之间，大体上的意见都能沟通了。”按照细则，4月30日，整体款项已经汇入那个北京的账户里。虽然安野和信浓川，西松的和解条款中用框架把360名和183名受害者视为整体，但是为了那些无法接受赔偿的受害者，还是有一个中日双方签署的细则，不同意的人也可以保留申诉的权利，看似背离的矛盾，却依然给说不的人留下了空间。■

（感谢孙庆媛在对所有日方人士采访中给予出色的口译帮助）（文 / 葛维樱 丘濂 王鸿谅） 解决康健中日战争遗患西松模式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