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改举棋未落时的矿难

( 3月15日发生火灾的矿井 )

生死线上的3分钟

3月15日，正月的最后一天。王贵、马安、楚国清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到矿上上班。从荥阳的崔庙镇赶往新密的牛店镇，一路都是崎岖的山路。

16点半左右，上晚班的矿工们开始下矿。这个违章开工的小煤矿一天24小时不间断作业。工人们三班倒：零点到上午8点、上午8点到下午16点，以及16点到第二天零点。每15天，3组工人交换班次，同时可以大休一天。

朱登松和其他矿工一起下井。他是16点这一班的带班，职位相当于班长，“不干活，只负责指挥”。过完年，他带着同村的12个村民一起到这个矿上打工，他告诉本刊记者：“之前那个矿也是私人煤矿，过了年，人家不叫干了，不要本地人，只要外地人。”王贵、楚国清等人一直跟着朱登松干，他们都非常信任朱登松，王贵甚至还没有问自己的工钱是多少。他说：“不用问，没那个必要，他不会骗我。”

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矿的井下条件好。矿难发生3天后，一个蹲在煤矿外等着讨要工钱的矿工向本刊记者描述道：“在地上是两条腿，在井下就是4条腿，巷子的高度也就过一头猪正合适。”他的描述得到了更多矿工的应和：“高一点的地方要猫着腰，把脸侧过来；有的地方，脸要使劲埋下去，几乎要贴着地了；低的地方，四脚并用。”特别是那些在国营煤矿干过活的矿工更是觉得对比明显：“郑煤集团的矿，巷道能有两米多高。”

( 3月16日，聚集在事故现场附近的群众 )

矿工们向本刊记者描述，下井后，有两条路可以通往采矿区。一条是比较正规的皮带巷，采区的煤炭挖出来通过传送带，运送到井口。“那条路顶子高，木石搭得结实。如果有人来检查，就带着过去看看，检查的人根本看不到那些破烂的地方。”一个矿工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平时不走这条路，因为它还要通过几条专门运送煤炭的“溜子”才能到达矿区。矿工们会选择另一条直接通到矿区的路径——近、低矮，而且撑起巷道的木石“有的折了，有的塌了，有的陷进地下了”。两条路连接着采区的两端，形成回路，风从皮带巷吹进去，再从工人们常走的路流出来。

严禁置于井下的空气压缩机被工人搬下了井口，熟悉矿上情况的矿工们分析，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节省几米的传输管道。

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耗干了油的空压机可怕地冒起了浓烟，而此时，井下的三支队伍正在齐头并进。除了以崔庙镇村民为主力的采掘队伍，还有挖巷道的掘进组和对巷道进行维修的扩修队共计十一二个人在工作着。不同工种，工钱差别很大。楚国清是掘工，是最重要的工种，负责采掘煤矿，一个班大概能挣到120块或130块。马安是砸工，负责将掘出的煤块砸碎，放在溜子上装好，收入只有掘工的一半稍多。掘进队的工人，也能赚到100块到110块，但任务比掘工要轻松很多。问楚国清为什么要选择当最辛苦的掘工时，他说：“为的就是多挣这一二十块钱。”

当时空压机起火的时候，在陡坡下方看守溜子的矿工先发现后赶紧跑了上来，掘进组和扩修队的人也跑了过来。

“一时间大家都慌了。”楚国清向本刊记者回忆，“大家赶紧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在井下的技术员让大家往来时的路上走，这个意见马上得到了大家认可。马安说他本处在最靠近来路的地方，他把脱下来的毛衣和裤子穿上，手里还拎了把斧头，等他再起身，已经跑到了人流的最后面。王贵说他光着脊梁干活，只拿了秋衣捂在嘴上就赶紧往前走。

马安在20多米的前进中不断钻空儿，等人群到了风门的位置，他已经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这时，楚国清打开了风门。

巨大的烟雾一瞬间吓坏了矿工们。“他们都不敢走，全是白烟，什么都看不见，进去以后不知是死是活，都想着有人来救。”王贵说他是毫不犹豫第一个冲进了浓烟中，“当时就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条路，冲过去就活了，冲不过去就没救了。”他说他猫着腰，用秋衣捂着鼻子往前走。“后来觉得秋衣也不管啥事，连秋衣都扔了。”

马安紧跟着一头扎进了浓烟，把头缩进秋衣的领口里，整个人趴在地上。“那条路是下坡，我出溜着下去，比王贵走得快。”

楚国清第三个冲了进去。“我用衣服蒙住嘴巴，只有一点点空气。”在弥漫的白烟中，楚国清感觉到了水流。“我穿的胶鞋，鞋里灌进了水，我沾了沾水，抹了把脸，洗了脸能清醒。人沾水就发凉，体力会好一些。”朱登松当时在皮带巷上，闻到了烧焦的烟味，他赶紧往空压机的方向跑。当时矿口还有两个工人，他们一起把液压泵的管子掰开，向矿里灌水。

“要是再晚一分钟，我一定要呛死了。”楚国清边说边咳嗽，“也就是3分钟的工夫。我们看他们没上来，就知道，他们肯定上不来了。”

上来的王贵、马安、楚国清共同回忆，上来后他们被安排去洗澡，洗完澡，3个人到小卖部买水喝。马安买了一瓶统一绿茶，2.5元；楚国清买了一瓶康师傅冰红茶，同样是2.5元，他揭开瓶盖，中了奖，又换了一瓶。王贵买了一瓶统一绿茶，喝完觉得不够，又买了一瓶康师傅冰红茶，结果也中了奖。他换了一瓶，拧开，竟然又中奖了。再换，再打开，再次中奖。“我喝了3瓶，剩了两瓶。”

在崩塌的家园

来自荥阳崔庙镇车厂村的12个矿工里，除了楚国清、王贵、马安、朱登松之外，其余全部遇难。

车厂村是河南省重点扶贫村，地处山区，村里的各组又分散在山间。朱家沟组有7个村民不幸遇难，赵家兄弟3人同时罹难，大哥朱大成已经57岁了。这样的年龄在国营煤矿是绝对找不到工作的——“越正规的煤矿年龄要求越低，有的煤矿要35岁以下。”楚国清告诉本刊。

地处山区的农民，收入来源有限。朱家沟组共46户人家，共161口人，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只有一亩，那些散落在山间的狭长庄稼地完全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外出打工已经成了生存的不二选择。

村民们见到来访的记者，一下子围了上来问：“能不能把我们村的问题往上给带一带？要不是死了这么多人，也不会有记者过来。”

背靠大山，朱家沟组的村民原来在一些小石料厂打零工，多少可以贴补家用。“从2004年开始，来了一个鹤壁的老板，开了一个叫‘开源石料有限公司’的石料厂。原来小的石料厂都关了，他们公司也不用我们的人。”村民朱瑞东（化名）告诉本刊记者。

当矿工挣得还相对多些，掘工如果一个月上满30个班，能赚到2000块以上。凭着朱登松在矿上当带班的关系，很多村民就陆续跟着他开始干。

亲人的不幸让几个家庭都失去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石料厂威力无比的爆炸力度更让所有农户的房子变得岌岌可危。63岁的徐长兴用手在脖子上比画着：“就像是在你后脑勺上砍，总有一天会把脖子砍掉的。”

开源石料厂在朱家沟组的山背面。顺着组里依次向山上延伸的房屋一直爬到山顶，可以看到石料厂已经将山的另一边挖得凹进了一大块。“几乎每天上午11点就开始放炮，至少要放10个，每个炮里都有至少一吨炸药。”朱瑞东说。

朱瑞东的房屋因为靠近山顶，窗框全部震塌了，用砖头和木头填充，才能勉强支撑。屋里半面墙掉了厚厚的一层，裸露着黄土夹杂着杂草。85岁的朱俊杰说，有一次他正在屋外的院子里吃饭，突然间，面前陷进去一个直径5米，深3米的大坑。“突然之间我就像坐在了悬崖边上，差一点我自己就掉下去了。”

遇难矿工赵明义家的房顶当时被爆炸时飞来的大石块砸穿了，吓坏了一家人。“一听到地动山摇的爆炸声，都不敢待在屋里，一直往山脚下跑，生怕房子塌了被埋在里面。”赵明义的妹妹告诉本刊。赵明义娶了外地媳妇，有时候精神不太正常，他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现在全家的顶梁柱没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

赵明义的妻子至今还在新密市与政府谈判。在这次矿难中，每个死者家属都将获得45万元的赔偿。让赵明义家属非常不满意的是，死者尸体已经火化，但是赵明义的名字和别人搞混了，现在已无法辨明身份。

悬而未决的煤改

河南省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新密、登封和禹州等地。其中，新密政府有60%～70%的财政收入来自煤炭产业。

新密市目前有101家煤矿，98家属于技术改造矿井。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原属技术改造矿井，在不具备生产许可证和安全许可证的情况擅自恢复生产，其实际出资人付满仓即是该矿所在地宝泉村村民。

2月2日，河南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省政府提交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别规定》。这份规定要求对小煤矿实施兼并、重组、托管。3月11日，河南省政府批转了《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意见》，包括中平能化集团、河南煤化集团、义煤集团、郑煤集团、神火集团、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在内的大型煤炭企业作为兼并重组主体，兼并重组中小煤矿。

在规定出台前，已经有很多小煤矿被关停。张毅（化名）经营了一家煤矿设备机械厂，因为生产、销售粉碎机而与很多私人煤矿主打过交道。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还能开的小煤矿，全都是能跟那些大煤矿有关系，能挂上边的。在他们名下，就能顺理成章地继续经营，只要交钱就行了。”

大量小煤矿的关停已经让张毅感觉到压力：“新密最重要的税收收入就是煤矿。现在煤矿没了，这税就摊到我们机械厂身上了。去年税收是1200元/月，现在涨成1500元/月了，再这样下去，真没利润了。”

煤矿产量的减少促成了北照村煤渣加工厂的生意兴隆。老板潘俊杰告诉本刊：“原本煤渣卖不出去，现在煤渣也有人要了。跟煤比不了，但也能使。”

而那几个矿难的幸存者，在几日的休养中已经日渐恢复了体力。因为是同村人，他们也和其他村民一起张罗着遇难者的葬礼。楚国清说他不能再干这个了，可是，他还能做什么，自己也没想好。

矿上等着要钱的矿工们却没有受到这次事故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煤矿出事是非常罕见的。一位矿工说：“我以后也不会带那个自救器，没用，还沉、碍事。这种矿难的事情只是个偶然事件。”■

（文 / 吴丽玮） 矿难棋未改举落时赵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