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现场演出，一整个夏天的历险

8月末在秦皇岛海边举办的阿那亚·虾米音乐节，原本计划持续两天，最终只上演了一 半。

这场音乐节是2021年9月官宣成立的“虾米音乐节”的首场户外演出，定档今年8月27日至28日，但8月26日晚8点—距离正式开演不足20小时—主办方在微博宣布27日的压轴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因疫情防控将缺席演出。这令已经购票的乐迷失望，因为很多人正是想在秦皇岛听万能青年旅店唱一首《秦皇岛》。

8月27日，首日演出结束后，主办方又通报称当地发现密接人员，次日演出取消。尚未从热烈气氛中回过神的观众被要求在现场接受全员核酸检测，数万人排队、滞留到凌晨，倒是真实体现了主办方为音乐节设置的主题“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接近对方”。

从北京去阿那亚看演出的唐一航在海滩上经历了这一切，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获准离开后，他有同事连夜包车“逃回了”北京，4个人花费3000元。这是唐一航第一次体验音乐节现场，对于以荒谬的“逃难”结束充满期待的旅程，他感到无奈。

事实上，这个只演了一半的音乐节本身，已经算幸运。2022年上半年，国内音乐节的运行基本停滞，到了下半年，疫情虽好转，演出能不能办还是另一回事。行业内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今年7月和8月，全国官宣了53场音乐节，其中只有16.5场正常举办，延期或取消的音乐节比例高达67%。在北京、上海等城市，livehouse场馆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开展演出活动，广泛意义上的音乐现场演出整体都很低 迷。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在最初小半年的全面停滞后，国内包括音乐节在内的现场演出曾一度经历市场繁荣。疫情前的2017年到2019年，《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等现象级音乐综艺的成功让嘻哈、摇滚等音乐类型实现“破圈”，有效盘活了国内的音乐演出市场。这一利好因素在国内疫情控制得当的2020年和2021年持续发挥作用。同时，叠加疫情后出境旅游受限、演唱会大幅减少，livehouse、音乐节、演艺空间等场所的现场演出均得以实现可观的消费增长。

不过，2022年的故事走向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

原本上升的市场

过去两年，尽管处于疫情之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音乐节和livehouse的门票越来越贵，而且越来越难抢了。

“原来我们的门票是没办法卖完的，现在买票都得靠抢，一开票就抢完了。海报上经常能出现‘SOLD OUT’或者‘售罄’，大家都很开心。”谜团厂牌创办者、曾参与筹备多届西湖音乐节的Roy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平台数据也能印证市场的繁荣。一家票务平台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杂志，2019年，有2 .7万场演出在该平台售票，GMV（商品成交总额）约为3亿元;2020年，尽管演出场次缩减了一半，只有1.3万场，但GMV上升到了3.5亿元;到了2021年，售票的演出场次达到1.9万场，GMV则翻了一倍，达到7亿元。

几档音乐综艺的热播的确助推了市场。摩登天空现场音乐事业群副总裁张翀硕将《乐队的夏天》形容为“放大器”，它让垂类音乐的头部成熟艺人成为大众明星，也让去音乐节、livehouse看演出成了大众追赶的时髦。音乐演出爱好者包包感受到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在演出现场举起手机的人多了许多。

张翀硕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疫情前，正常情况下，摩登天空旗下的草莓音乐节在一个城市一天的可售票为1.5万至3万张不等。在北上广深、其他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门票基本能够售罄;在第二、第三梯队的城市，门票则很难售罄。但《乐队的夏天》播出之后，第二、第三梯队城市的市场明显好了许多，第二梯队城市的门票也更容易售罄了。

除了综艺加持，疫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需求。经过2020年上半年数月的管控，人们“走出去”的需求愈加强烈。张翀硕透露，疫情之前，草莓音乐节的年度平均跨省用户比例一般在20%左右，而2021年这个数字翻倍增长到了47%。

包包就是从2021年才开始频繁跨省去看音乐节和livehouse演出。2021年，他在全国各地参加了63场线下音乐演出，其中包括济南迷笛、滨州迷笛、太湖湾音乐节、山西草莓等多场大型音乐节。“疫情之后没什么别的娱乐项目，去看演出就更多了。之前主要待在广州，现在全国各地的音乐节和livehouse演出，只要我觉得比较值得的都会去。”包包说。

疫情下经济发展承压的地方政府也看到了其中的机遇，引入音乐节成为拉动消费、推进文旅融合的重要策略。2021年端午节，太合音乐集团在青岛即墨区举办了麦田音乐节，5月19日音乐节开票秒罄，随后即墨区该时段的酒店房间就被预订一空。当地工作人员对主办方感叹，这是即墨首次出现端午节酒店满房。

过去两年里，音乐节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支持密切相关。2021年，约有20场音乐节在山东定档，几乎省内每一个城市都举办了至少一场音乐节，乐迷间因此流传着“山东省省长是摇滚迷”的玩笑。据太合音乐秀动总经理李琳透露，目前在秀动平台上，山东省的演出票房收入在全国名列前十。

户外音乐节一票难求的局面还连带拉动了整个音乐现场演出相关市场。2020年5月，开在北京胡同里的livehouse黄昏黎明俱乐部（以下简称“DDC”）受疫情影响闭店。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斟酌，2021年3月，老板69决定选址重启DDC。“尽管有疫情风险，但综合考虑下来，我觉得在北京，大家还是需要这种中等规模的livehouse空间的，从市场角度来说是有需求的。”69说。

如今在广州颇负盛名的livehouse声音共和，也是在疫情之后的2021年才创立。在创始人拉家渡看来，越是在灰暗低迷的社会氛围中，年轻人越是需要一些精神文化的寄托。

每一次都像开“盲盒”

但2022年是另一种局面。

张翀硕将今年举办音乐节的形势形容为“盲盒”状态。主办方首先要努力与有关部门沟通，如果音乐节成功获批通过，就意味着争取到了一个开盲盒的机会，可以公开售票了。但打开盲盒之后，音乐节会不会延期、会不会取消，完全是未知数。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去年就出现过多次，但波及的范围远没有今年这么广。

与室内的livehouse演出不同，室外大型音乐节的开展往往具有季节性，需要考虑气候、天气，以及公众节假日，可选择的档期相对有限。为了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主办方不得不尽可能“抢时间”—一方面抢占可以举办音乐节的时间点，另一方面则是提高筹备效率，缩短运营周期，尽快敲定，尽快办完。

2021年“五一”档期，因为担心疫情形势随时有变化，摩登天空前所未有地选择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四个城市同时举办了4场草莓音乐节，此外还在海南万宁举办了M_DSK音乐节。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策略。7月，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暴发并扩散到湖南、广东等多地，下半年的音乐节受影响相继延期或取消，摩登天空只零零星星举办了六七场音乐 节。

但是到今年，抢时间的策略显然也失效了。“今年的情况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打击非常大。”张翀硕说。

作为摩登天空旗下最重要的音乐节品牌，经过十多年发展，草莓音乐节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运营流程—每年10月前后，团队开始下一年音乐节的筹备工作，到第二年3月，草莓音乐节正式开始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回举办。

国内主要音乐节票价在疫情暴发后上涨明显

然而，今年3月，上海疫情的暴发打乱了所有的计划。7月之前，摩登天空开了大半年的天窗，一场音乐节都没有办成。期间团队也尝试过寻找突破口，与相关部门沟通，但都无功而返。

一直到6月底7月初，政策逐渐放松，摩登天空陆续公布了各地音乐节的计划，但许多场次又被延期或取消。截至9月初，大型项目方面摩登天空今年总共只成功举办了5场草莓音乐节，以及一场新裤子乐队的体育场演唱会。

音乐节的大部分成本都是前置的。在演出开始前，主办方就需要向艺人支付全部或部分的演出费，搭建舞台、布置场地也需要提前支付相关费用，而音乐节的主要收入—票房和赞助往往要在演出结束后才能拿到。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主办方已经完成了舞台搭建等所有前期准备，却在正式开演的前一两天临时被叫停。

张翀硕算了一笔账，如果音乐节在开演前两天取消，损失大概是总投入的40%，如果在临开演的前一天取消，损失将达到50%至60%。对于1000万元投入的音乐节而言，临时取消就意味着五六百万元的损失。

除了财务损失，这种随时可能被叫停的不确定性给音乐节的运营团队带来更大的身心折磨。场地和艺人的档期、差旅的安排、宣发的时机等都充满了变数，计划不断流产，再重新计划，一套标准流程可能重复三遍，结果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就像是一个在运转的庞大机器，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可能会反复做很多无用功，甚至你做得越多，最终的损失越大，但你又不能完全不做。”张翀硕说。

livehouse的等待和维持

对69而言，他甚至没有拿到开盲盒的机会。“等待”二字，基本概括了他这大半年运营DDC的状态。

今年4月，DDC在北京日坛的新店开始试营业。4月22日到24日3天，DDC邀请了9组乐队和3位DJ在现场演出。然而没过几天，北京聚集性疫情扩散，从5月1日开始，全市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的经营活动暂停，刚刚试营业的DDC又进入了停业状态。

等了一个月，6月初，北京放开餐饮堂食。6月5日，DDC在公众号发出“音乐必将继续”的口号，宣告再次回归。这一次，DDC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迅速安排了连续6天共7场独立音乐演出。结果，这次试营业也只是短暂地持续了两天。6月9日，与天堂超市酒吧相关的聚集性疫情暴发，其所在的朝阳区再次对区域内的酒吧、KTV等娱乐场所按下暂停键，距离天堂超市酒吧仅有1.5公里的DDC自然也是受限对 象。

疫情之前，DDC几乎每天都有演出，一年举办的演出超过300场，涵盖七八百组艺人。而今年自开业以来，北京日坛DDC一共就运营了两轮共5天试营业。69原本还计划在8月举办一个结合音乐与露营的生活节，但迟迟未能获批，也错过了暑假的黄金窗口期。时至今日，DDC仍然处于停摆的状态。

除了北京、上海等直接被疫情冲击的城市，其他城市livehouse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拉家渡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疫情对livehouse演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livehouse所在地出现疫情需要暂停娱乐聚集活动，乐队所在的城市出现疫情，或者是乐队前来演出之后可能无法顺利返回，都会导致演出取消。

livehouse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音乐演出，一般采取与合作乐队分票房或是直接收取场地租金的形式。当音乐演出大大减少，livehouse不得不摸索和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有的选择转型为酒吧，还有的做起了艺人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