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刘汉黄案：一个弱者反抗的结局

（文 / 葛维樱）

( 审理刘汉黄案的法官张海亮（左）和吕萌 )

并非为钱

刘汉黄本来不想杀人。2009年6月15日，他和自己的律师李晓保约好了，中午去拿索赔官司的二审相关材料回来看看。工伤致残后，经过10个月与厂方交涉，一审判决展明五金厂赔偿他近17万元。这是一个远超出刘汉黄预计的数字。“他本来的希望是10万元。”李晓保告诉本刊，“一审判决后厂方不服，又提起诉讼。”在李晓保看来，打赢这场官司并不难，“我本想在二审追加到赔偿金30万元左右的，但刘汉黄坚持只要厂里私下给10万元就行了，即使法院支持17万元。但厂方连10万元也不同意。”

12点40分左右午饭时间刚过，刘汉黄走向了厂门口。他自从受伤以来一直寄居在展明厂的宿舍里，这是李晓保和为他主事的堂姐夫罗政权共同反对的，也是刘汉黄唯一坚持的。“按理都打起官司来了，他就不应该再继续住在厂里了。”李晓保一直劝刘汉黄离开，“我说或者回贵州老家去，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谁都明白，打起官司来了，再住在厂里肯定会受到各种压迫和打击。但刘汉黄嘴上答应，却一直坚持不离开。”展明厂的态度非常强硬，只愿意赔偿5万元左右，一分不让，并且领钱就必须签字了事。刘汉黄的不离开有另外的原因。“他刚刚进厂第六天就断了一只手，当时他只是实习工，只有口头协议，没有合同。”罗政权说，“老板如果不承认这个人是厂里的，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正因如此，东莞有很多工伤的人赖在厂里还拿不到钱，何况离开？”在面对“从来不正眼看人”的邵正吉等老板时，刘汉黄更加坚信“不能走”。

对刘汉黄的故意刁难和侮辱，已经成了展明厂公开的游戏。每一次他进出厂门都是保安们的目标。他们对警方说，“老板说限制他出入，失职罚我们5000元”。他们有时故意放刘汉黄进去，而不让他出来，有时故意放他出去又不让他进。工人们不敢给他好脸色，甚至同为贵州籍的工友也不和他说话。有工友回忆，10个月里，刘汉黄大多数时间就这样在厂门附近拖着光秃秃的右臂溜达，他很好欺负，从来不和人冲突，只是默默地。间隔几天，他就会去台湾老板邵正吉和赖振瑞跟前“借”一点生活费。大部分时间他只能碰到辱骂嘲弄，老板也指示保安或司机对他推搡拉扯。每次拿到钱他都用心记下来数额，除了家属出面那次厂里给了5000元，其他时候有时100元，有时200元，10个月里挤牙膏似的一共给了3200元。忍耐、等待，刘汉黄认为只要留在厂里，最终会守来10万元赔偿金。况且法律已经支持了他。

然而“猫鼠关系”中“老鼠”还是最先崩溃了。刘汉黄被保安拦在大门口，和往常一样在门边等着。12点45分展明厂台湾籍老板林裕腾开车外出，刘汉黄趁机走到车后，想跟车一起溜出大门。保安出面阻拦，林裕腾也从车上下来，指着刘汉黄说：“你已经不是厂里的人了，还在这干什么！”刘汉黄最怕厂里不承认他的身份，就吵起来。其实林裕腾作为企业的少东，很少到厂里来，虽然他知道刘汉黄的事，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刘汉黄只知他是高管，甚至不知他的姓名。此时邵正吉和赖振瑞已经得到保安报告，从办公楼赶来。邵正吉指示赖振瑞：“把他扔出去！”赖振瑞就从后面抱住刘汉黄，连推带扯的几下就把他扔出了厂门。只有1.7米左右的刘汉黄长期营养不良，跌坐在地，头上又挨了邵正吉两拳。

( 在东莞打工的刘汉禄已经和城里青年的装扮并无差别，这件上衣是清理二哥在工厂的遗留之物时找到的 )

这时刘汉黄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左手掏出了随身的弹簧水果刀，转身朝背后的赖振瑞连刺两刀，赖振瑞倒地。一旁的邵正吉见状立刻向厂门外马路的一侧奔逃300米左右，被刘汉黄追上。他朝着邵正吉颈部胸部连刺几刀。“他说他抓住邵正吉就猛捅，根本不知道自己捅的是什么部位。”为他做刑案辩护的管铁流律师说，问刘汉黄时，“当时已经杀到头脑一片空白，刘汉黄知道有人在头上打了他几棍，可他一点也不觉得痛”。刘汉黄转过身来，看见林裕腾手里拿着一节铁水管朝自己猛击，他大叫起来“来啊！来啊！”目睹一切的小饭馆老板说，“那声音大得吓人，当时正是大中午，好多人在路边都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平时耀武扬威的保安们全都缩起来。平时被当个垃圾一样随便踩在脚底下的人，老板们根本不会料到他还能杀人！”林裕腾正要逃走却被自己绊倒，刘汉黄上前就捅。“他说自己只想把刀捅过去，不知道自己捅了多少刀，捅到了哪些部位。”管铁流律师说，林裕腾倒地后，刘汉黄又回身走向了赖振瑞，此时赖振瑞已经被保安拖到门卫室门口，但刘汉黄上前又补一刀，“我只想把他们捅重些”，他后来对管铁流说。

他的极限

( 11月2日，刘汉黄在法庭内接受媒体采访 )

此时李晓保和罗政权已经为刘汉黄的索赔官司忙活了半年。“我没想到刘汉黄终于受不了了，一切全打碎了。”罗政权难过地说。为了保障刘汉黄一定能拿到赔偿金17万元，李晓保为刘汉黄申请了“财产保全”，“哪怕展明厂破产了，刘汉黄都能拿到赔偿”。东莞市中院6月13日来到展明厂，将11台冲床，一辆进口叉车封存起来，给刘汉黄做赔偿抵押，“这些财产远远超过了20万元”。李晓保此时再次提醒刘汉黄离开展明厂，刘汉黄也同意了，但他此时身上只剩30元左右，他需要筹措路费。

6月13日厂方再次把刘汉黄的行李打包扔出了厂门口。尚未拿到赔付的刘汉黄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想拿着钱走，不想这样被撵出去。”罗政权说，他冲上五层宿舍楼号称要跳下去。主审刘汉黄杀人案的庭长张海亮说：“展明厂多次要把他驱赶出厂，还限制他人身自由，杀人前已经有跳楼这样的过激行为，还没能提醒公司，刘汉黄对公司的怨恨是逐渐加深的。”

( 刘汉黄案的辩护律师管铁流 )

“他并不是真的想死，只是实在没有办法，也没有地方可去，身上没有一点钱。”罗政权和李晓保都说，以往每次厂子拒绝刘汉黄进入，他也打电话给罗政权或李晓保，李晓保又找到劳动局或法院，他们再找老板让刘汉黄进去。这次的冲突比以往更加激烈，但习惯了的人们都没有当回事，“只不过多来了警察们，在楼下拉着布，防止他跳”。饭馆老板说。刘汉黄激烈地在楼顶大哭大喊的样子，却被过路者用手机拍下来了。他的脸变形扭曲了，残肢横在胸前，涕泪交流。“他只是悲观地认为自己的人生完了。”提审过好几次刘汉黄的吕萌法官说，“刘汉黄非常悲观敏感，这是突然致残后的心理过程，刘汉黄没有得到任何物质或精神上的安慰。”

管铁流律师那里保留了非常多的小餐馆的收据，上面写着餐费几元钱。厂方为了驱赶刘汉黄用了多种方法，除了多次将他赶出厂门外，成本较高的比如关闭3个月食堂，给所有工人发餐费唯独不给刘汉黄发放，于是刘汉黄只好勉强饥一顿饱一顿地流连在附近的小餐馆里。刘汉黄保留这些单据，希望能作为讨要生活费的依据。老板们都记得，“他从来只吃3块钱的面条或米粉，那是最便宜的了”。老板们都觉得他可怜，“从公司拿不到赔偿，也从来不多说公司不好，别人问他也不讲，只是默默地吃”。有时厨师故意多给点就换来他感激的眼神，“他真的是个老实人”。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刘汉黄就会去找干爹王连贵夫妻。这对50多岁来自辽宁通化的下岗工人夫妻，在东莞打工十几年，王连贵因工伤截掉了一个指头，和刘汉黄住在一个病房时相识。刘汉黄在2009年的春节和4月患肾结石被厂方撵出大门期间，都是在王连贵租的房子里度过的。

理性的李晓保说刘汉黄，“明明可以理直气壮昂着头要，却非要卑躬屈膝地讨”。然而这就是刘汉黄面对的世界。王连贵说：“我们都和他说要坚持，这么多苦都熬过来了，再坚持一下，什么都有了。”刘汉黄的目标似乎就在前面，四弟刘汉禄是家中唯一的希望，他上完高中并准备高考，刘汉黄一直供弟弟读书，大学学费也落在他的肩膀上。而罗政权自己在本地开了“农家乐”：“我准备让他拿一两万元入股‘农家乐’，这样他只要在那里看着，每年就给他分钱，吃住全有了。”全家人都以为拿到10万元赔付就能抚平刘汉黄的伤痛，而刘汉黄到底想要什么，他忍耐的是怎样的现实，却没有人知道。

砸碎的梦

贵州人刘汉黄决定出去闯一闯有两个原因，一是贵州松桃县的大小建筑工地他已经轮换干了四五年，几百块工资仅够自己吃住，节余一点全给父母兄弟。二是大哥刘汉青在厦门打工几年领回了一个老婆，刘家赤贫而五兄弟都已成年，想在贵州本地娶媳妇根本是天方夜谭。“钱和爱情”，鼓动他出来打工的同村好友杨长富这样总结。刘汉黄刚出来也曾经在大哥打工的厦门干过建筑工，但他还是更向往东莞。“东莞有好多好多厂子，可以学点技术，打工的人多，都聚集在一起。”杨长富觉得东莞的农民工才是主体，“在这里不觉得城里人都在看自己，大街上全是工仔工妹，要不就是车里的老板”。他们以为东莞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

2008年9月26日，刘汉黄进入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厂冲床车间工作。他只是小学毕业，他的工资是东莞市最低薪酬770元，“老板还要扣掉吃饭钱，拿到手就很少了，但是没关系，几个月转正后工资就能在1000元以上了”。杨长富说，巨大的冲床砸下来会把零件直接冲压成型，刘汉黄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开始操作机器。“我们这里没有培训时间，更不用说安全提示。”一般招工的只随口一问，打工的也就说会，但刘汉黄并没说自己会操作，有一点经验的杨长富告诉他很简单，而他上岗时还在小心翼翼地学习和观察着，9月28日中午临近吃饭时间了，冲床突然砸了下来。

刘汉黄的右手中间3根手指于是被完全卷进去了。目睹一切的杨长富现在也很难说清，到底是冲床出问题，还是刘汉黄的操作有问题，总之手拿出来时已经血肉模糊。厂里的副总经理邵正其和叶厂长与杨长富一起将刘汉黄送到10分钟车程的东坑医院就诊，“因为厂里的工人流动量较大，厂方没有给刘买工伤保险，而是希望他冒名其他有保险的工人就诊，所以才会去他们相熟的东坑医院”。刘伤势过重又被转入了离厂子更近的大朗医院，医生先截去了3个手指，但伤口已经化脓感染，又进行了二次手术，截掉了整个右手腕以下的部分。

25岁的刘汉黄于是突然成了残疾。“过去他性格只是有些腼腆，但出事后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东莞各工业区的医院不同于别地的医院，不仅有专门的工伤住院区，还都是满员，所有的工伤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人们只是觉得自己倒霉。”杨长富说，“高管们从来不会来看，更没有主动说过赔偿的事情，其实刘汉黄担心，我们俩和厂里还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刘汉黄的毫无保障让杨长富非常愧疚，“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走了，我觉得我没法面对他，而且厂里也对我越来越不好，几个台湾老板、头头们经常很凶地让我什么也不准说，我小心问他们会给刘汉黄赔偿吗，他们就骂我”。

他的受伤成了刘家的晴天霹雳。刘家兄弟5个“青黄红绿橙”，最大的29岁，最小的18。成家的大哥自顾不暇，老三在厦门的建筑工地，老五边学厨边打工，老四上高中，刘汉黄可以说是家里最大的经济支柱。“本来都是二哥支持我们。”“妈妈知道他受伤以后，自己跑到山里去哭，不敢告诉爸爸。”老三刘汉红很快来到他身边照顾，“展明厂给哥哥每天19元钱的餐费，给我10元。大哥有家室，嫂子和侄子都爱生病，我们平时打工挣的钱还要给他们资助些。我身上也只有1000元，除了来的路费，我只剩几百元了”。上高中的老四刘汉禄寄给哥哥700元，他初二起就在假期去建筑工地运砖，一共攒下1000元。这是断手的刘汉黄能得到的所有。

一只手的价格公式

人身上的一切部位都有价格，工伤能体现出来。厂里当初开出的价格是5万元。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半毛钱退让，“要不就签字，拿钱走人，要不就走法律程序”。一直主张走法律程序的是展明厂，而刘汉黄一家却一直希望能“私了”。“谁都知道，诉讼漫长又复杂，农村人谁耗得起啊！”在东莞，工伤者大部分都接受了企业给出的数字，“数量少没关系，尽早给付就行了，农民工的要求就是这样，没人愿意耗”。李晓保说。因此东莞医院周围有很多“黑律师”，“按理说‘公民代理人’是不能收费的，但是他们往往要求高额的分成，然后去和企业谈，尽量早日私了”。还有人干脆直接威胁企业主，居然也能得到不错的回报。王连贵的手指因为工伤被截掉。“老板赔了1万多元，我们很知足。这还是我们认识劳动局的人，他们和企业打了招呼。”自认为幸运的王连贵说。

5万元的计算公式是这样，包括三块内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这三块合起来，是劳动者76个月的收入。刘汉黄刚进厂，拿东莞最低工资770元，乘以76是不到6万元。这个数字也是劳动局的仲裁机构给出的数字，按照东莞的“市价”，死亡不过赔二三十万，半身不遂或断腿不过十几万，企业坚持的数字是一个“公开价”。对于刘汉黄却有另一个公式，25岁的他，10万元够了，给四弟上学3万元，还家里的债2万元，剩下装假肢再做点小生意。若赔五六万元，减去已支付的8000多元，以及和刘汉红、罗政权等人来往的花费，赔偿所剩无几。新《劳动法》实施后，基于法律，工伤者可以拿到高于仲裁的赔偿。双方谈不拢，于是提起诉讼。

刘汉黄的二叔曾经当过村官，堂姐夫罗政权现在是邻村的书记，他们是刘家最有本事的人了。当他们贷款2万元来到东莞，是2008年11月初。这时刘汉黄的伤已经基本愈合，“我们一到厂里谈，邵副总和叶厂长就拿出了5000元钱”。这是刘汉黄自受伤以来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尽管如此，罗政权说他从来也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待遇：“我到邵总、赖总他们跟前去，我赔着笑脸，他们一副懒得和我说的样子。我一辈子也不知道，人家是用这样的眼光瞅着咱的，好像我们又穷又赖。”罗政权感到难过，同时他依然兢兢业业地跑遍了东莞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受尽冷脸，律师们都嫌工伤索赔没钱赚，根本不搭理我，只有李律师给我端了一杯水”。李晓保的计算公式却多出一个安装假肢的费用。他曾经代理过一个官司，为工伤者要到了至70岁的更换假肢费用。这种创新也就是5万元与17万元的差距。东莞市中级法院支持了17万元。

“目前的劳资关系，员工是弱势的，用工方相对强势。因此决定用工方有能力也应该善待和关怀员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用工方应预先赔偿一部分，解决员工的生活急需，也会一定程度避免冲突加剧。”庭长张海亮说。他拿出一份认真斟酌过字句的“法官后语”给本刊记者：“我每每把这个案子回顾一遍，就觉得感慨万千。如果企业能先支付刘汉黄一两万元，事情绝不至于此。”在法官看来，“刘汉黄经济陷入了困境，对未来充满悲观绝望，心态也更敏感脆弱”，“但凡展明厂有一点点人性的展示，哪怕是几句宽慰的话，容留他吃住，也不至于加剧冲突”。然而自从不服仲裁结果，刘汉黄有了律师，他的处境却每况愈下。弟弟刘汉禄说，“李律师给他争取的是法律的保护，可是展明厂却不断雪上加霜”。

这正是刘汉黄在两死一重伤的案件中得以被判“死缓”的重要原因。“展明厂对待刘汉黄确实有不妥之处，被害方赖振瑞推搡刘汉黄出厂，对引发本案有一定过错。”张海亮法官对刘汉黄以残肢压住纸的样子印象深刻，“我审了十几年案子，很少这么心酸”。他抱出了一大厚摞印着各部门印章、来自各地的信件。网上对于刘汉黄的同情之声更是无法计算，其中有一份来自台湾的工友联盟的信件，张海亮特意挑出来给本刊记者，信中写：“恳请大陆政府勿以投资利益及政治着眼，而能审慎考量该名工人的具体处境，以能应对社会的公平的人道角度，斟酌量刑。”“我们无法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假，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会有那些想象中的压力。”判决书充满了逻辑和法律事实，对于感性的张海亮法官，总是希望“除了对悲剧的欷歔慨叹，应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用一种逻辑之外的方式表达清楚”。他说法律当然会保护和支持正义，“然而一个山穷水尽的民工，会突然迸发出很大的能量。我希望这案子给企业敲个警钟”。

他们的世界

大朗镇是东莞比较新的工业区，主产毛织原料。刘汉黄所在的展明五金厂，位于第二工业区众多五层的浅色厂房中。没有杂乱的低矮建筑和小巷，四条主干街道，两边就是粉、蓝与白色交替的整齐厂房。一个小超市加几排饮食大排档，是工人们能去的唯一消费场所。这里的时间表非常统一，大部分时间街道上空荡荡的，连条狗也没有。工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在11小时到12小时左右，几乎每天都上满早中晚三班，中午一个半小时和傍晚一小时是自由时间。气味混浊的街上，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看起来像高中生一样的年轻人走出厂区，有的站在话吧门口等着打电话，有的吃一碗3块钱的炒米粉改善口味，还有的花几块钱用移动硬盘拷几个电影、电视剧或歌曲回去。

大朗几乎没有大厂，大部分是中等企业。展明厂效益一般，总共只有100多名工人，人员流动性很大。台湾老板林俊宏从1987年就来到大朗投资建厂，挂名厂长是大朗当地人叶鹏彪，实际和大部分台资企业一样，高管股东都是林家人，邵正吉和林裕腾是舅甥关系，邵正吉曾经在台湾做过多年生意都亏本了，姐姐于是让弟弟来东莞管厂子。林裕腾则一直在展明外地的公司管业务，不经常到厂里来。台湾来的高管待遇大都在年薪几十万元以上，而展明厂的“一个车间主任月薪也就1800元”。案发后，台商家属一直拒绝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他们更换了“不称职”的保安和厂里所有贵州籍员工。■ 黄案刘汉工伤一个赔偿协议东莞弱者结局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