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教授的生活
作者:陈赛(文 / 陈赛)
( 玛丽·比尔德:生于1955年。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教拉丁文与希腊文,研究古罗马文化与艺术,她被称为英国当代最著名的古典学者。著有《从希腊到罗马的艺术》、《罗马的胜利》、《庞贝:罗马小镇的生活》、《简·哈里森的发明》等。 )
玛丽·比尔德教授在《泰晤士报》的网络版上写博客,名字就叫《一个教授的生活》,从剑桥的生活写到贝克汉姆的文身,从恺撒的性事写到美国政治,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她的文字风格是这样的:聪明、活泼,想到什么说什么,思维跳跃很快,毫不相干的东西,能给她串出特别好玩的逻辑,用她自己的评语是“邪恶的颠覆”。采访这样一位教授,事先难免有些忐忑,到真正见了面,才发现竟是个如此可爱不羁的人物。
那是周一的午后,她穿过纽罕学院鲜绿的草地迎接我们,个子很高,穿一件红色的棉外套,一条健美裤,灰白的长发披散,简直像一个刚从床上爬起来的女巫,来不及梳妆打扮,就给不合时宜的客人开门了。
她边走边说,自己刚从伯克利回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她去讲学,“那个地方太可爱了,很像剑桥”。
纽罕学院是富有女性气息的那种美,它是剑桥大学仅剩的三个女子学院之一,35年前,玛丽教授就是在这里读的本科。她学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按她的说法,“那时的古典学是一门纯男性的学科,精英主义,被一群乖戾小气的老头子把控着”。
她在纽罕学院的办公室,与其称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学者梦想中的书房。书架塞得满满的,一点多余的空隙都没有;波斯地毯、圆木小书桌,泛黄的古董钟,茶几上摆着咖啡机、杯子,壁炉大概许久不用了,胡乱搁着几个空酒瓶子,陶瓷大碗里放着一串貌似古老的钥匙……我暗想,这个房间如果有性格,与它的主人简直一模一样。
这时,玛丽教授已经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自己则捧了一杯热咖啡,随意往长沙发上一躺,笑着问:“好吧,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她确实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建筑师,聪明,快活,爱喝酒,一个完全的废物,但充满魅力。”她说,“母亲是小学校长,周日下午她会躺在床上,铺满了报纸的评论版和一堆图书馆的借书卡。”
“从您刚来剑桥的时候开始吧。”我说。
知道我昨天刚采访了马丁·里斯,她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什罗普郡,非常美丽,也非常无趣,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对我来说,剑桥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变成女性主义者。”
“35年前,一个女人要来剑桥读书,比男人要难得多。那时候的剑桥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只有很少的几个学院招收女学生。人们会问,那不是很可怕吗?一个年轻女孩,在一个完全男性的世界里?
“是的,但即便如此,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作为一名女性,你会有一种先驱的感觉。我的老师们大都是女性,她们非常急切地希望你做好,做好不仅意味着考试考得好,还意味着旅行,电影,话剧……她们不断告诉你,你能做研究,你能读博士,还有,你一定要去投票。
“我母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作为一个女人,你一定要投票,因为100多年前,有人为了你今天的权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你必须去,每一次选举。
“我一直觉得我母亲的态度很怪异,但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她们告诉我,如果你聪明,一定要善用你的聪明,这既是特权,也是责任。你必须记住,为了你今天能在这里受高等教育,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你18岁的时候,这些经验对你是有震撼力的。”她呷了一口咖啡,“所以,当我回来这里任教时,我为自己的房间选了一幅特别的肖像,简·哈里森的肖像。她是纽罕学院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学生和学者,一个奇女子,很聪明,很善于激怒别人,但她认定,女性可以在大学中扮演专业的角色,无论教学,还是研究。从这个角度,她是所有女学者的精神榜样。”
谈到简·哈里森,玛丽教授的兴致有些高昂起来。她曾经写过一本简·哈里森的传记,叫《简·哈里森的发明》。玛丽挂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幅画,是奥古斯都·约翰1909年到纽罕学院时为哈里森所画的肖像:“一位杰出的职业拳击手,拥有远见并因它而崩溃。”她认为最能代表哈里森的真实形象。
“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剑桥这样一个英国学院,它可以碾碎你,也可能给你不一样的机会。一个聪明、有野心的女人可以充分利用它。至少,女人的身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帮助了我的事业,让我更加引人注目,人们更愿意听我说话,就像简·哈里森一样。
“纽罕学院有许多了不起的女学者。当年我的老师帕特·伊斯特玲是剑桥第一位希腊文女教授,她教给我怎么跟这里的男人打交道;凯斯·霍普金斯让我知道,古罗马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时代;乔伊斯·雷纳德兹,她今年91岁了还在利比亚做考古挖掘。
“今天,剑桥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是女孩子。我再也看不到针对女性的歧视。但是,女孩子来到剑桥,仍然有一种类似强迫症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结,但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她们勤奋、顺从,急切地要把事情做好,忍不住想取悦老师。
“事实上,女人多少都有点要取悦别人的倾向,我不认为是天生的,更多的应该是后天养成的。”她想了想,说,“所以,我总想把她们教得淘气一点,不顺从、强硬、别扭、好辩……”
“总之,我喜欢坏女孩。好女孩不合我的口味。”她咯咯笑起来。
“您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啊?”我也忍着笑问。
“哦,很强硬,很可怕。”她叹了口气,言辞间突然有了落寞之感:“我29岁来剑桥教书,我比我的学生只大8岁。现在我54岁了,虽然自己不觉得自己老,仍然觉得才29岁而已,但看看镜子,知道自己不是了。她们看着我,也许会想,多么古怪的老家伙啊。我批改她们的论文,涂上密密麻麻的红线,她们离开时会想,多可怕。但最终,她们会认识到,她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英国的高中教育越来越倾向于顺从式的教学,读标准的书,答标准答案,拿标准学分。既然到了剑桥,我必须不断刺激她们,挑战她们,把她们从原来的思维状态中释放出来。这必然会让她们难受,毕竟改变的是思维习惯。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会让她们到我家里来,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六七点钟,我给她们准备了酒、咖啡、甜品,我们无所不谈,我要让她们意识到,必须辩论,大胆地辩论,不要害怕冒犯别人。人的智力生活就在于辩论。你必须投身其中,变得有趣,变得充满想象力,绝不轻易放弃。”
“您曾经说,古典学在您读书的年代里还是一个纯男性的,精英化的学科,现在还是这样吗?”我问。
“不,你去古典学的教室、图书馆看一看,很多女性,从学生到老师。现在古典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有多么精英化?是什么样的精英主义?
“精英化本身没有问题,剑桥就是一个精英主义的地方,我从不羞于承认这一点。关键是,它应该是一种智力上的精英主义,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说,它得是聪明人的学科,而不是有钱人的学科。
“从19世纪开始,古典学就是一种划分社会、政治、智力精英的手段。穷人的孩子从来不学拉丁文,不是他们不肯学,而是学校根本不教,只有私立学校才教。直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也极少教拉丁文。从某种角度,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无用的知识’,但它是进入政界或者上流社会的门票。”
“我不明白,学两门已经死掉的语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本不想问,但还是斗胆问了一句。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玛丽教授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如果人们不再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不再学习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西方文化会失去理解自己的一种关键途径啊。”
“你只要在剑桥绕一圈,就能看到古罗马的遗迹。为什么?因为2000多年前,罗马征服过这里。我们的历史、文学、建筑、音乐、绘画,都与古代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理解英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你如何理解英国文化?如何理解18世纪的英国诗歌?要知道,18世纪的英国诗人都在阅读维吉尔。你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比如意大利,你需要理解什么才能理解意大利文化。也许你会说,读但丁吧。是啊,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是,但丁跟谁说话呢?但丁也在与维吉尔对话。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文化总是在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话。
“其实,今天在剑桥学习古典学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因为它迷人啊,还有什么比阅读维吉尔、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更让人愉快的呢?如果你没学过,你无法理解,语言为你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那太疯狂了。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确保来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不只是富人的孩子。我们改变了剑桥的课程设置,这样,高中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还有机会在大学里从头学起。”
最后,我们谈到剑桥。我问她,剑桥最大的好处在哪里?
“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读了6年书,又教了25年的书,大半生是在这里度过,我无法想象还能对别的任何地方产生这样的感情。它很漂亮,智力上非常有趣,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图书馆。我也可以去牛津,图书馆一样的好,但这个世界上,我绝对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骑上3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任何一本我想看的书。”
这时,古董钟清脆地敲了几下,玛丽教授好像从钟声中得到启发,“你知道,剑桥是一所24小时的大学。它不像有些朝九晚五的大学,到了17点,灯灭了,人散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剑桥不是这样。晚上22点,你可能还在某个研讨会上。半夜了只要你的房间灯还亮着,就会有学生来拜访你。或者你约了同事在酒吧喝酒聊天”。
“不过,剑桥最可爱的是人。我走在国王大街上,就会遇到许多相识的人,我们会互相打招呼。他们是可以跟我在智力上交往的人,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正在做一个关于19世纪历史的学术项目,我可以遇到研究达尔文,研究19世纪科学史的人,或者研究19世纪英国人民族身份的人,我可以跟他们在咖啡馆里坐坐,很舒适地喝杯咖啡,聊一聊。你不用预约,你在街上就可以遇到他们,这很可爱。我不觉得这是智力优越感,这是幸运。我很幸运,剑桥很幸运。听起来可能太煽情,但生活在这里,的确是一种特权。”■ 生活一个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