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孙淳的“第二次握手”

（文 / 李菁）

( 导演孙周 )

“献礼片”秋喜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时，蒋介石正停留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的公馆里，无望地面对已全面崩溃的旧政权。两天后，他与蒋经国一道，黯然飞往台湾。10月14日，广州宣布解放。这14天里，广州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便是孙周创作《秋喜》最初的灵感。

　　“我脑海中有这样一个画面：有一个叫秋喜的渔家女，穿着个木屐，在空旷的、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广州城里嘎啦嘎啦地走着……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别致。”孙周说。

　　这是一个“命题作业”。年初，广东省委希望在今年推出一部与广州解放有关的电影，在广州发展多年、现为珠江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的孙周成为当然人选。而当孙周发现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时，留给他的时间不足一年。

　　“原来就是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小片子，但是电影局的人对我说，现在的主旋律也应有所改变，一定要好看，要和市场连接在一起，我想，那么就往商业里试一试。”孙周说。

( 电影《秋喜》剧照 )

　　在为创作剧本而翻阅的大量历史资料过程中，孙周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这个国家的建立是靠很多人对信仰的坚持才完成的，那个年代共产党员身上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对信仰的忠诚，我绝对是非常敬佩。不然你很难解释那些人在极端的情况下，怎样可以坚持下来，他们的心理支持到底是什么？”郭晓冬扮演的共产党员晏海清正是这种角色。

　　江一燕扮演的秋喜，是电影里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对这个人物身份的设计，孙周拒绝了让她加入地下组织的建议。“我希望建立一个和国共两党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百姓，非常纯洁，几乎靠自己天然的判别、好恶去评判这个世界，去发现好人和坏人，她的政治信仰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却死于这场战争。”

　　在这部片子里，孙淳饰演一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特务人员夏惠民，在大厦将倾之际，他仍“忠于职守”，一方面负责在溃逃时执行破坏广州的计划，一方面执著地要完成所谓的“肃清共党”任务。在孙淳看来，夏惠民也是自己信仰的坚持者。

　　“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告诫自己，要还原那个时代的这个人，怎样走到这一步，是什么东西促使他疯狂的？要让他立体丰满起来。”在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纪录片里，孙淳从毙命于淮海战役的黄埔军校生邱清泉身上，或多或少找到了夏惠民在历史中的投射，“在大势已去之际，他却天天在兵营里莺歌燕舞喝得烂醉，因为他知道，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死亡。夏惠民身上多多少少有邱清泉的影子”。

( 演员孙淳 )

试水之作

　　孙周出名甚早，却并不是一个高产导演，此番推出的《秋喜》与他的前一部影片《周渔的火车》相隔了7年。

　　在为电影所做的宣传中，《秋喜》被归为谍战片，由此它不免被拿来与华谊兄弟的《风声》相提并论。孙周并没有回避这一话题：“有记者问我，现在谍战片越来越多，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我说从电影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进步。”

　　孙周说：“从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类型显然还远远不够。我觉得体裁的瓶颈，是电影作为产业链里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瓶颈什么时候能打开，我们的类型才能产生。”关于电影“分级”沸沸扬扬的讨论，在孙周看来，离开类型片充分发展的基础谈“分级”，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惊悚片、枪战片或者是谍战片这些类型片发展丰富后，才有可能谈到分级问题。你投资这部影片，如果过于血腥，你就必须限定级别，也就是限定一个市场规模。每一个投资人站在市场角度，选择自己的投资类型，这就是影片类型进入良性循环，真正进入市场调节”。

　　在孙周看来，被赋予太多政治功能的中国电影，直到几年前，才回归到娱乐产业。“商业片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发展过度，而只是刚刚起步。”孙周说，“在中国，只有不超过一个手掌的人数在做中国这样一件大事，这本身就看到我们在这个行当的基础极其幼稚。根据这个市场，最起码应该有一百个导演在做商业电影，那才真正叫鼎盛期。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他必须有足够多的作品去累积自己的经验，才可能在大投入的电影中有能力去驾驭，这是个必然的过程。”

　　作为一名出生于50年代的导演，孙周身上也有那个时代赋予的浓厚的“文以载道”的情结，他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念，大部分还是按照文艺片的道路走，我们这一代人总想在影片里表达一些个人的看法，说是社会责任也好，人文责任也好，这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反映。我们这一代人，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中，对商业曾是不屑甚至排斥的。但这个世界就在你面前发生巨大变化，一个真正坚持文艺方向的导演到底有多大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孙周毫不讳言，这一次的《秋喜》，是他在商业片上的一部试水之作。因此，在创作心态上，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以往，我每研究一个主题，深入下去，我的脑子永远是往前，是翻开一页再翻一页，我的习惯是觉得一定隔了什么东西，后面一定还有什么。我努力想把后面的东西揭示出来。”而在一部商业片里，孙周坦承，自己所钟情的这种探讨必须有所克制。“作为给百姓看的一部电影，我还是回到能让更多人接受的立场，从这样一个角度去选择故事发展、人物关系，而避免把很多事物的发展推到极致。”

　　尽管如此，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孙周还是不愿意彻底放弃。电影中有一段孙淳与郭晓冬关于信仰、忠诚与纯洁问题持续几分钟的讨论，孙周曾一度把它剪得很干净，但最终又将之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有耐心听，但我觉得它很重要，我也想看在商业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孙周说。

　　在这部片子里，无论是郭晓冬与孙淳很具视觉效果的枪战戏，还是秋喜一个有争议的裸背镜头，都可以看出孙周在努力注入一些商业化元素。但另一方面，在影片某些环节的处理上，孙周又显得有些游离于商业片的一些操作套路之外，他对画面精细程度的讲究、人物内心刻画上的孜孜以求，又“暴露”出他一贯秉承的文艺片风格，而这又多少遮盖了《秋喜》作为商业片在情节设置上的一些不足。这个悖论或许也显示了孙周面对未来发展之路的些许困惑。

　　《秋喜》是否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对这个问题，孙周的回答是：“电影最重要的还是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我学着去讲一个很动听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讲完了大家很喜欢，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鼓励，至少我知道怎样去讲一个调节大众口味的故事。这次只是我的一个尝试，唯一遗憾的是，这故事给我的时间少了些。”

成长史

　　孙周出生于1954年，孙淳小他2岁。孙家兄弟的童年是在山东一个干部大院度过的。相对于很多同龄人对于成长满是灰色的记忆，孙周与孙淳的回忆却是幸福无忧的。少年孙周在操作飞机模型、航海模型上显示出强烈的“技术优势”，与哥哥比，“孩子王”的孙淳则迷恋于向小朋友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或做表演。孙周15岁到部队当兵。“我们俩在最能交流的时候分开了。”谈起哥哥，孙淳说，“他小小年纪就在一个军事化的集体里生活，而我的幸福感则延续了好多年，从早期经历讲，他是历尽坎坷，我是从校门到校门。”

　　1978年，孙周从部队转业，进山东电视台当编导，担纲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武松》的摄影师。也就在这一年，孙淳考到上海戏剧学院，成为“文革”结束后上戏招的第一批大学生。

　　孙淳经常戏称孙周是“八路军”，自己则是“黄埔的”，“但毕业以后，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相反，我这个黄埔的歇菜了”。

　　1983年，29岁的孙周凭借《今夜有暴风雪》成名。那是孙周与孙淳都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孙淳说，每每当他们艰难迈过有大腿那么深的积雪，把取景器架在那儿时，经常是演员没有哭，监视器后面的孙周已泣不成声。“其实让我感动的，并不是演员的戏演得怎么样了，而是他们一出现、一走位，我就感觉作品里的人物站到了我想象的空间。那时候早上4点，那么安静，人物、马车一走，之前在脑海中设想无数次的空间立即变成现实，那种感动会油然而生。”孙周回忆。

　　1986年底，孙周孤身一人到珠江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了《给咖啡加点糖》、《滴血黄昏》、《心香》等，其中，《心香》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录音奖，及华表奖最佳影片奖，这几乎是一位青年导演所能得到的全部褒奖。“当时，张艺谋、陈凯歌这些未来的精英还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而孙周在第一线干得正猛。”孙淳说。而他本人，虽然在刚毕业之初，他在《见习律师》和《大阅兵》两部作品里有了作为，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却陷于迷茫中。

　　“我们这一代演员，其实也是伴随着第五代导演成长的。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是一个反传统的过程，他们的反传统也包括对人物形象的诉求上面。我跟第五代导演的接触，也多少沾染了他们反传统的价值观。”孙淳的尴尬或许在于，他在选择角色时持反传统的立场，而符合中国传统美男形象的他，本身又成为反传统导演们不去选择的一类演员。早在他读书时，随着“伤痕文学”兴起，中国电影对传统的“高大全”男人形象已开始有所颠覆，那时走红的是杨在葆、许还山一类冷峻、不苟言笑的形象。“我记得当时最红的片子是《巴山夜雨》，李志舆在里面皱着眉头，不停地思索，仿佛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形象太过周正的孙淳，显然也不是那个时代需求的男人形象。

　　1985年，孙淳主演的3部电影，都因当年的“反自由化”而被枪毙。而那时的他，“对一个好角色的期盼，超出了对成名的期盼”，一直不愿意放下身段去接一些品质不高的片子。不但如此，他还阻止身为同行的妻子傅丽莉接那些他瞧不上的片子。“我都没有想：我们俩都不演戏，我们怎么生活？”回忆往事，孙淳连连感慨自己是个晚熟的人。

　　而远在广州的孙周，在《心香》之后，也陷于很长一段时期的沉寂。那时他非常想拍沈从文的《边城》，为此还曾在湘西调研很长时间，但包括《边城》在内的几个剧本，几次都未获通过。孙周后来回忆，这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打击。那时候，他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别人，即便是父母或者弟弟。他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满脑子都是想象的画面。精神上的苦闷之外，也有现实生活的困窘。那时候孙周经常一天只买5块钱的煲仔饭，碗里的米吃得一颗也不剩。

　　1992年一个偶然机会，一个朋友介绍孙周去拍广东某牙膏的广告片，他抱着好奇心接了这件活，自此而一发不可收。他说他并没有仅把它当做一个谋生手段，“广告给我很多快乐，没有压力，满足了我的想象力，对我来说很轻松”。那段时间的孙周更多是以成功的广告人身份，出现在时尚圈一些场合，电影似乎成了副业。一个人静静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堕落了？于是他又怀念起以前在北京居无定所，到处蹭饭吃的那段时光。

理想与现实

　　2001年，离别影坛9年的孙周以一部《漂亮妈妈》宣告自己的回归。这背后，有陈凯歌和巩俐的努力。1999年，陈凯歌找到孙周，邀请他在《荆轲刺秦》里出演太子丹一角。“我认识凯歌的时候，他还在上‘大三’，他对中国文化很精通，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导演。他说你还是拍片子吧，不拍就废了。”孙周理解老朋友的一番苦心。

　　如果说陈凯歌是以一种微妙方式把孙周“拽”回电影圈，那么在《荆轲刺秦》中重逢的巩俐又“推”了他一把。孙周在山东电视台做摄影时，在一群小姑娘中发现了巩俐，所以对巩俐有知遇之恩。为鼓励孙周，巩俐愿意以低酬出演。于是两人很快合作了《漂亮妈妈》、《周渔的火车》。对于自己作品引起的一些争议，孙周并不在意，他对“电影”的概念也颇为有趣：“当我决定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从研究剧本到每个现场、每个细节，一直到合成，把我的想法、声音都附加进胶片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有趣的。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后，我就不再看，因为我拍电影是一个私人的角度，我所想象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一个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它已经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每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好恶给它一些话语，但我和这个作品已经离开了，我觉得它就像长大的孩子，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孙周看来，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在于是否有独特性，“有独特性，就有机会”。

　　与哥哥相似，孙淳也并不那么主流。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孙淳，很少混圈子，他说：“我愿意享受现在的生活，也许就是每天坐在那里，静静看着太阳，感受时光的变化。”

　　1991年，不甘心被称为“内部明星”，年轻气盛的孙淳接了第一部电视剧《皇城根儿》。1995年，他又在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出演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角色——上海男人宋二爷，但他依然没获得足够的关注。对此，孙淳坦率地说：“我年轻时很介意别人说我半红半紫，现在的我完全不介意。如果当年我大红大紫了，我的戏路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宽。我当年的不红，造成了我今天的优势。我没有定型。孙淳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导演们看不到底。”

　　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孙淳自认为1997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他因为在《缉毒英雄》里扮演一名毒枭而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2003年的《走向共和》对他而言，则意味着另一次蜕变。“我把所有的能力释放之后，让别人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孙淳说，自此以后，他变得从容多了。“孙周也发现了变化。他说，从那部戏之后，我的状态不一样了，整个人定定的。”

　　孙周与孙淳兄弟是中国电影圈一对稍显特别的存在，无论是做导演的哥哥孙周，还是做演员的弟弟孙淳，都很难称得上是大红大紫的人物，他们也与主流电影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每次但凡他们出场，又不得不令人注意几分。有趣的是，彼此了解的兄弟俩，在各自接受采访时都毫不避讳地给予对方专业上的认可。孙周觉得孙淳的形象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小生，应该珍惜这个条件完成更多的角色；而孙淳也认为，以哥哥的才华，应该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固然是兄弟间的情谊，也是男人间的惺惺相惜。从某种角度，两个人艺术生涯的曲折沉浮，实际上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见证。回顾自己的艺术道路，孙周坦承，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作品不多，“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不同时间可以有自己作品的一个编年。只要有，不管是不是成功，都记录了你的世界观的演变”。■ 第二次恐怖电影第二次握手孙周孙淳握手心香秋喜中国电影悬疑电影电影战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