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拥有8种智慧

（文 / 陈赛）

( 霍华德·加纳 )

“在数字时代的年轻人身上，我们到底应该造就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这是霍华德·加纳（Howard Gardner）教授从90年代开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霍华德·加纳。

三联生活周刊：您同意马克·鲍尔莱因教授的观点——美国年轻人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一代吗？

加纳：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非常浮夸。你必须有足够的比较证据，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他显然没有。就好像他说，美国孩子比他们的前一代更高或者更矮，却没有关于他们身高的数据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您怎么解释鲍尔莱因教授提出的矛盾：技术本该使年轻人更聪明、渊博、趣味广泛，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呢？

加纳：现在我们谈论数字技术怎样影响了年轻人，无论下怎样的结论，正面、负面，完全没有影响，或者以全新的方式，都太早了。从目前看，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法是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利用互联网来社交（比如Facebook）的年轻人和一个利用互联网追求强烈兴趣（比如日本动画）的年轻人，或者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你要怎么比较呢？还是那句话，鲍尔莱因没有任何证据，他只是在吆喝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作为一位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的专业视角出发，数字技术真的改变了年轻人的认知吗？我是指他们的思考能力。

加纳：我最有把握的想法是这样的：沉浸在数字媒介里的年轻人，偏向于视觉图像而非书面语言。他们探索世界更广，而非更深。他们在搜索和多任务处理方面的能力出众，他们的指尖下有大量的信息，问题是他们要怎样利用这些信息。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思考方式或者思考能力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偏重某些模式的思考、某些模式的表现方式。比如他们会从多种来源搜集与合成信息，而不是深入地阅读单一来源的信息，或者他们会更倾向于利用视觉标注，而不是语言或数字标注。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年轻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当谈到数字技术对年轻人的影响时，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加纳：我最担心的不是他们的思考或者推理能力，而是他们能否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人格：他们是否能够反观和内省，他们的想象力会不会受到影像文化的过分影响，他们能否与他人形成有意义的亲密关系。不像鲍尔莱因教授，我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臆测，而是搜集相关的数据。

三联生活周刊：您担心书写会消失吗？

加纳：我从来没有担心过阅读和书写会消失。即使在数字时代，流利的读写能力仍然是一种关键能力。如果你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写得好一点。当然，“写得好”意味着什么，已经变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像简·奥斯汀那样写作，不会有人把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ton）的博客与沃尔特·李普曼的专栏混为一谈。但是，书写所传达的想象空间和真实世界的需求仍然保留着。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数字技术与青年文化的结合，对于我们的未来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还是建设性的力量？

加纳：我认为，年轻人很有潜力来建设性地利用这些技术，但他们需要好的模型，包括从老一辈（那些懂得技术，并能够建设性地加以应用的成年人）那里继承的模型。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知识”的态度是怎样的？有了Google，我们还需要记住那么多的知识吗？

加纳：不，我们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去记那些Google一下就能知道的知识。相反，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培养学科式的思维方式（比如历史的、科学的）以及互联网所缺乏的尊重、伦理、美德和气质（见霍华德·加纳教授新书《五种未来思维》，2007年出版）。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应该学习的是什么？

加纳：怎样学习，怎样热爱学习，怎样利用知识，怎样帮助别人，这些才是一个人在年轻时代最应该学会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数字时代心怀恐惧吗？马克·鲍尔莱因教授告诉我，他对于我们即将步入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那将是另外一个无知与黑暗的年代。

加纳：我的悲观与数字技术无关，而是关于人类的自私与自我中心，对我们身处的世界缺乏尊重和道德。能否把人类的价值和美德传递下去，取决于是否有这样一群有勇气的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并鼓励别人也懂得尊重与道德。再次声明，这与技术毫无关系。 每个心理学哈佛大学鲍尔专访拥有智慧霍华德加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