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物修复，还守得住手艺吗？

（文 / 曾焱）

( 从事文物修复20年的贾文忠正在修复汉代陶器 )

“这一行的老人都没了”

从2002年开始，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秘书长贾文忠就在想办法为传统文物修复技术申报国家无形文化遗产，今年已经是第7个年头。如果按照过去的师承规矩来排辈，贾文忠应该算传统修复行业北京“古铜张”派的第四代传人。他父亲贾玉波曾在“古铜张”第二代传人王德山门下学徒，1949年后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第一代青铜器修复专家，复制过“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等国宝重器。到他这一代，贾氏三兄弟承继家传手艺，也都成了国家级博物馆的修复名师，行里称“贾氏文物修复之家”。在贾文忠看来，传统文物修复对保护中国有形文化遗产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方法难以替代的。

“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是伴随中国原创文物产生的，比如青铜器修复产生于商周时期，中国书画修复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的流传和传播方式则主要是师承制，手艺大多是口手相传，父子相传，有很多技术传男不传女。同行之间技术保密，每种流派及每位师傅都有各自的高超手艺和绝活。这与当时的年代有关，手艺就是饭碗。”贾文忠告诉我，在他父亲那一代，谁的手艺好谁就能过上好日子。“我爸新中国成立前在琉璃厂修古玩，修一件东西这一年都可以玩儿了，因为一次挣的钱就够花一年了。”

贾文忠回忆，20世纪90年代曾提出在修复界搞师承制，后来也没成。“师父带徒弟怎么带，文物修复师怎么评定？师父带徒弟没学历，没人承认，没有用啊，所以说，这个又失败了。比较合理的文物修复传承方式，还应当是学院教育和师徒手口相传相结合。很多大学开设了文物保护和修复课程，但往往只有理论介绍，没有实际操作，而实际操作是非常苦的事。在新中国成立前，学徒最少得3年，而且这3年人家不让你学，得打杂，3年后才开始让你干点什么，一个搞修复的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是学不成的。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单独凭学院教育就能学成的可能性不大，学院教育只是把技术的科技含量提高，人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但手艺不是凭理论水平就能提高的。总的来讲科技在进步，手艺在落后。”

贾文忠介绍，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大致可分为古代书画装裱、古籍修复、金属类修复、陶瓷器修复、木器家具修复以及各类文物复制、碑帖传拓、囊匣制作等几个大项。“传统修复在五六十年代地位很高，当时北京建了十大博物馆，很多文物是坏的，得修，这时候手艺人吃香，全国有名头的修复人员都集中在了各博物馆，包括故宫在内，故宫当年从上海请来的裱画师傅的工资是院长工资的两倍。”贾文忠说，由于没有很好整理老一辈文物修复师傅的经验，从事这项工作几十年的老人几乎都没有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二代修复工作者在世的不多了，第三代、第四代也到退休年龄了。1993年，受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物学会的委托，文物修复委员会开了第一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当时评出一份“名师榜”，全国有80位从事文物科技保护和修复、复制工作在30年以上的老人都在榜上。现在再拿出这份名单，贾文忠仔细找了一遍，只能感慨他所知道的老师傅大多数都去世了，北京地区当年有29位修复师在榜上，如今还在世的，也就五六人，有些连一个徒弟也没带，手艺就跟着走了。“修复这个行业在博物馆里属于最基层，评职称也不容易，比如摄影师拍的照片可以署名是他拍的，搞修复的人却不能署名，评职称时修复的东西就不算作品。现在社会一律强调英语水平和发表作品数量，这就限制了这些手艺人的发展和传承。比如修个《五牛图》、《清明上河图》，这比写本书难吧？但这不算数，必须得写本书。”

( 司母戊鼎是“古铜张”第二代传人贾立波曾经复制过的国宝 )

文物修复的“中医”和“西医”

在文物修复观念上，中国的传统修复和西方存在差异。贾文忠告诉我，文博界有种说法是将它们比做中医和西医：“搞传统修复的人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搞科技保护的人就像西医，需要用X光这些来检测”。

在西方文物修复界，意大利专家布兰迪（Cesare Brandi）1963年撰写的《文物修复理论》影响深远，他在书中提出最小介入、可逆性、可再处理性、可识别性等原则，代表了西方文物修复保护的主流观点。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物修复认同“补全”和“做旧”，比如书画和青铜器强调修旧如旧，陶器和石器要修旧缺旧，但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没有文字的模式。贾文忠认为，在和国际文物修复理念接轨的同时，应该建立中国的修复理念。“青铜的东西去锈，用科技手段先进仪器可以把锈去掉，可如果碎成100多瓣，要修起来就必须用传统手段。我认为对青铜器、中国书画等独创的中国艺术形式，修复技术还应该尽量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在中国，一个博物馆有没有好的传统修复人才，看它的展览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对博物馆展览器物的修复大多采取补全外表、内部可识别的方法。事实上，古代书画修复和某些特殊文物虽然在外观上可以做到无法辨识，但在现代科学工具帮助下，还是可辨识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传统修复做法也可以被认为是可识别的，中国传统修复的完美无缺的做法，也可以被纳入可识别的范围。”

从1993年全国第一届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至今，文物修复委员会这些年陆续出版了5本学术文集《文物修复与研究》，除了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统技术，也探讨比较中国和西方的修复方法，试图寻找到适合保护和修复中国文物的方式。比如对于中国古代书画，修复专家们认为，只有进行传统装裱才能保存，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山东、湖南等省博物馆的传统修复人员就已经撰文提出，修复古旧书画过程中的传统“接笔”技艺应该慎用，甚至停用。“接笔”是指在修复破损书画时，为了追求画面的完整而补添残缺的画意，身手不凡者可以假乱真，但往往也改变了字画的原貌，给后人鉴定带来困难。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曾在明末被人“接笔”，画面上错加了驴身和大车，直到1974年重新接裱此画时才被发现，恢复原貌。但国内修复界对西方修复中国文物的方式也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西方修复人员对金银器和青铜器进行修复时，会将表面的绿色锈蚀全部去掉，另外他们主张对青铜文物进行封护处理，致使颜色容易变深，这些在国内的传统修复界看来也是不可接受的。

理念可以讨论，现状却很难回避。同为文物大国，意大利在1939年由布兰迪创办了第一所文物保护修复学校——罗马中央修复学院，现在国立、私立的这类学校已经有16所，专业文物修复师达到6000多人，光是进行纸张修复的工作室就有99个。而据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的统计，中国目前有2000多万件馆藏文物，文博行业的专业修复人才却不到500人。“中国的文物市场热了以后，这个行当在私下里也会发展。像现在的私人古籍修复行业很好，因为这么多拍卖行拍古籍，都是在民间修。古陶瓷修复也多了，每年拍多少瓷器啊，磕磕碰碰的很多。据我所知，包括我们文物修复委员会办班培训出来的在内，现在修瓷器的有好几百人，另外还有古典家具修复、青铜器修复，这些人都很活跃。干这个行业，不是说你想干就能干好的，还得看灵感，十个学徒最多有两个有悟性的能学成。有的人干了一辈子，修的东西还那德性。再一个是行业内文物修复系统缺少激励机制，修好修坏一个样，形成了有一批民间高手修的东西比博物馆的强。民间这些搞修复的人是想，我要混碗饭吃，怎么混？手艺必须比别人好，这是社会竞争，也是社会需求。”

贾文忠对日本文物修复的“国宝”体制很羡慕。日本的文物修复人员19世纪也都还在民间，近百年来，这些人随着社会进步逐渐由传统艺人晋身为专业技术人员。1959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国宝修复师联盟”，将几家最有实力的修复作坊集合在一起，成为日本修复装裱业的主体。这个联盟定期组织法定的文物修复技术人员培养讲习，传习手艺，也是负责文物补助事业的人了解修复技术以及保存知识的重要场所。“手艺就是文化遗产。有些老师傅过去能干的东西现在都干不了，再过几年还有谁再来修这个东西？真不好说。”贾文忠说。■

（参考书目：《文物修复与研究》，1993年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合编） 文物修复手艺还守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