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英：巨贪的“资本系”

（文 / 朱文轶）

(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全景 )

在过去10年间首都机场集团高速资本扩张背后，李培英一直在经营着私底下的资本系。利用这个平台，李培英得心应手地腾挪巨额资本：他动用了超过10亿元给另一家出事的上市公司“堵窟窿”，以使其躲避审计署追查；他多次从首都机场这台“提款机”里随意拆借资金给他的生意伙伴。这些黑金交易给李培英带来了丰厚的个人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后者的私人关系，使李培英和众多资本大鳄在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下结成了隐秘而高效的联盟：他们互为拆借和扶持，各自造成的国资亏空需要平账时，“黑金”可以通过上市公司频繁的关联交易里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以至于，灰色的“李培英系”打造10年后，才在审计署的一次审计中意外露出马脚。

案发审计

李培英的案发源于审计署一次日常审计。办公地点设在交通运输部的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是审计署的派出机构，负责对铁道部、交通运输部、民航总局及其在京下属单位审计监督。“首都机场总裁李培英案是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在日常审计中发现，报给领导批示后，由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查处的。”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今年2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据后来向社会公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7年1月，交通运输审计局对首都机场工作审计的结果令人吃惊：违反基建程序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超规模建设达80多亿元，并存在低价变卖在建工程及挪用专项建设资金23亿元的问题。

接下来的审计发现了一个隐秘的交易链条，存在于李培英和另一家上市企业之间。“这个发现打开了侦查李培英案的关键。”一名参与经手此案的司法人员接受本刊采访时称。在审计中发现，首都机场有一笔巨额资金在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常务副总裁王政（因上海社保案被判3年）那里，账面显示是15亿元，由首都机场委托王政理财，后来又转化为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15亿元根本经不起深入追查：其中9亿元是从首都机场的账户上转过去的，6亿元是从一家投资公司——中国民族国际信托转去的。而银行账户显示，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只通过银行转账3.38亿元，这样一来，另2.62亿元成了一笔“断头资金”。

( 李培英 )

李培英和王政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审计人员追查这2.62亿元资金的另一收获，是发现在上海社保案中同样有李培英的身影。长期关注此案的金融律师方洪雷对本刊说，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收购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曾动用了8亿元上海社保基金，而上海社保案案发后，有关部门追缴社保基金，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面临巨额资金漏洞，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政找到李培英，要他帮忙。于是，在李培英主导下，首都机场计划斥资11.2亿元，收购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亿股份。

这一庞大的重组收购项目因为李培英被调查而中止，但首都机场和华闻控股下属北京北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广联）之间复杂而频繁的资金往来，包括2.62亿元来源不明的资金都由此变得清晰起来。参与经手此案的司法人员称，李培英被查之后，华闻控股分管资金运作的副总李中强以及北广联副总裁王磊也被协助调查。

“针对首都机场挪用专项建设资金和动用国资收购问题资产，审计署以《审计要情》和审计长信函方式两次上报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批示后，中纪委成立了‘302’、‘314’专案组正式对李培英展开‘双规’调查。”

李培英系

2002年，李培英和王政发现了一个二者可以各取所需的合作。李培英有一笔巨大的赌债需要偿还，而王政成立的公司需要一个大客户。

40出头的王政被视为华闻控股的灵魂人物，这家在传媒、基建、金融多方涉足的上市公司正处于业务的开拓期，“2002年底，由王政担任总经理的北广联公司急需大额资金投资证券项目”。方洪雷告诉本刊，王政需要物色一个好的合作对象。

扩张中的首都机场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客户。和华闻控股相似，2002年的首都机场处于同样的扩张期。“首都机场从2002年左右开始选择‘扩张圈地’的方式建设自己的网络。”方洪雷告诉本刊，“这一年，首都机场先后收购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35%的股份，以及拥有5家机场的江西机场集团公司。尽管首都机场手头握有建设银行500亿元授信额度，但在如此不计成本的并购业务下，它的资金还是很吃紧，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替其理财。”这个有足够现金储备，又有巨大理财需求的超级客户，符合想在证券业上大力发展的王政对头一笔大单客户的所有要求，更重要的是，王政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李培英的软肋。

此时的李培英正纠缠于一堆繁琐并庞大的个人债务中。后来检方指控称，李培英先后14次到澳门赌场赌博，所输的3000余万元多数由商人麦炳辉代替偿还。李培英喜好“百家乐”，桌上的赌资从5万元到500万元不等，赌资和输赢额都由组织者透过银行汇兑转账方式支付和提取，组织者则按赌资的1.5%和赌场赢利总数的5%提成获取暴利。为了支付这笔巨额赌债，李培英将从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蔡汉德那里收取的人民币110万元、港币400万元全部用于澳门赌博，结果同样血本无归。

2002年左右，商人麦炳辉向李培英催要3500万元的赌债，为了归还这笔钱，李培英通过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中民信公司的6亿元理财资金里，转出这笔公款。这只是李培英从首都机场理财金中转出的数笔巨资之一，根据起诉书材料显示，李培英分别于2000年8月、9月和2001年4月，分3次私自要求中民信从委托理财款中转出共计8250万元，由其个人控制使用，而中民信以首都机场取款入账处理。由于其形式是首都机场减少理财本金，所以中民信日后就无权向首都机场集团索还。

“2000年到2002年股市行情低迷，这笔理财资金原本就亏空巨大，加上，李培英转出的这3笔后，亏空增加到了2.62亿元。就是审计署审计时发现的断头资金。”方洪雷说。

当王政2002年找到李培英，表示希望获得首都机场理财业务时，李培英甚至更需要前者。王政在资本市场早已经声名在外，在李看来，他显然是比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更理想的合作对象。另外，如果合作资金量越大，李培英转出私用的这笔钱隐藏得越安全。

二人一拍即合，双方最终签订总额为15亿元的委托理财协议，其中包括委托中民信理财的6亿元和后来首都机场集团追加的9亿元。作为条件，北广联同意承担首都机场在中民信理财形成的2.62亿元亏空，包括李培英从中民信转走的8250万元，作为融资成本平账，并在委托合同中隐去承担亏空的内容。这意味着，北广联承担8250万元的亏空后，掩盖了这笔资金的去向，使其脱离了首都机场的财务控制，首都机场也对这笔资金失去了收回的账务基础。作为对北广联公司的补偿，李培英承诺降低理财收益率。起诉书还显示，2002年11月，王政为感谢李培英将首都机场的资金委托其公司理财，由北广联公司副总经理王磊送给李一张长城信用卡，并先后分四次总计存入人民币50万元，李培英持该卡个人消费人民币32万元。

据办案人员透露，为掩盖这笔资金的转移，2003年下半年，李培英曾要求中民信调整账目，将以首都机场取款名义转走的8250万元改为以中民信的名义转出并使用，但遭拒绝。

“这种关系一旦建立，无疑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灰色的资本系。李培英可以随意从国有资产中拆借资金为己所用，并将其打包于理财亏损之中。”

这3笔转移资产中最大一笔4000万元，被查明以北京首都机场集团的名义投资入股由李培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中纪委专案组查证，到李培英案发长达7年之久，首都机场领导班子及职能部门对上述4000万元投资毫不知情，首都机场账目中对该笔投资没有任何反映，海创公司也从来没有纳入到首都机场管理。这笔资金实际上完全由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和支配。

家族生意

8250万元中除了归还赌债和投资公司之外，另一笔支出，是给了李培英做生意的弟弟李济杉。据二审法院认定，李培英贪污的巨款中，有750万元给了李济杉，以避免他们因黄河集团公司拒绝回购黄河股份公司的股份而遭受个人损失。在北京拥有一家天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一家投资公司和一家房产公司的李济杉因股票投资和高尔夫球技而闻名投资界。

王雁元系黄河股份公司总经理。他于1998年4月与李培英商定，由李济杉、姚建闽（李培英之友）及王雁元个人出资共计人民币750万元，以隶属首都机场集团的机场商贸公司的名义，购买黄河股份公司500万股股份。3人计划待该公司上市后，由其上级公司黄河集团公司以市价回购从而获利。

但是，黄河集团公司在黄河股份公司上市后，拒绝履约回购机场商贸公司名下的股份。为避免李济杉等人个人遭受损失，2000年8月，李培英从委托中民信理财的资金中转出750万元给上述3人。但是李培英要求将该股权证质押在中民信。后来，经诉讼，该笔款加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30万元，已由黄河集团公司赔付给机场商贸公司，以“其他应付款”的名义挂账。

2005年期间，李培英还曾要求其弟李济杉与华闻控股有关人士起草虚假的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协议，制造首都机场集团将其在海创公司40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北广联公司、北广联公司再委托首都机场集团代持该股份的假象。

据悉，在李培英之后，其弟李济杉一度也被调查。此后，他又配合调查机构积极退还了李培英所涉及的赃款。一审判决也认定，案发后“追缴在案的被告人李培英犯罪所得人民币1.08947亿元”，即承认李培英的近亲属代其全额退缴赃款的事实。■

罪责之辩

对于李培英死刑认定的争辩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判决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受贿罪上。

李培英案发时间段内负责首都机场建设，但其最终被认定的受贿事实与建设项目无关，而主要以职务之便，为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公司、深圳市一辉实业有限公司等办理委托贷款、提供贷款担保或者非法拆借资金。而李的受贿罪行大多来自于这些“行便”之后对方的“投桃报李”。

李培英被查证的最早一次受贿发生在1995年1月，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深圳市经济协作发展公司总经理陈小平的请托，安排首都机场财务处为该公司办理2000万元委托贷款，在深圳晶都酒店收受陈小平所送贿赂款30万元人民币，并将此款用于个人消费等。2002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李培英安排机场建投公司提供资金6.3亿元，为卓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覃辉提供融资，索要后者所送人民币1040万元、美元100万元（折合人民币827.68万元）。

庭审过程中，李培英的辩护律师对其两项罪名进行了“从轻判处”的辩护。一是针对检方指控2003年3月至2004年8月，李培英先后3次为香港繁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合作公司从机场建投公司拆借资金共计人民币9.5亿元，并借此向该集团公司董事长蔡汉德索要400万港元的支票，用于还赌债一事。由于相关证据链被质疑存在重大瑕疵，该指控成为一审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据了解，蔡汉德曾经欠首都机场集团1亿多元的本息债务，2007年5月，李培英动用家族的钱替其偿还。这点也被辩方用来为李培英争取免死的重要立功证据之一。但法院认为，这意味着蔡汉德和李培英之间仍存在巨额债务关系，所以蔡汉德证言的可信性受到质疑，不予认定这一代还债务。

另外，李培英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认为，针对李培英贪污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经过刑法专家论证，其中的4750万元不构成贪污，最重要的理由在于“李培英没有个人占有这些钱的客观行为”。关于受贿罪的指控，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认为“部分成立”，因为其受贿数额能够确凿认定的是，收受陈小平的30万元、胡和建的82.78万元、覃辉的40万元、中民信总经理王政给的银行卡消费的人民币32.88万元，总的受贿数额是185.66万元。

由此，其辩护律师认为，李培英的贪污罪名不能够认定，其受贿罪名部分成立。但考虑到李除了替别人偿还首都机场的亿元债务外，家人还替李培英退赃6000多万元，累计1.7亿元左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被告人退赃较好的，可依法适用从宽处罚。“虽然罪行严重，但考虑到李培英的自首、超额退赔，以及对国家的贡献，多年来已经改正恶习等事实情节，给予从轻判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培英受贿2661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贪污款高达8250万元，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贪污赃款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两罪并罚，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功不抵罪”，这是二审法庭所做终审裁定的结论。■ 培英李培英巨贪首都机场集团王政中民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