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州大家族的1949

（文 / 江沛扬）

( 晚清最后一届翰林江孔殷 )

已经没落的江家

我父亲是江孔殷的侄子，因为聪明过人，从小就学诗词歌赋，江孔殷很喜欢他，经常让他进出太史第，我小时候也常去玩。

江家到1949年已经没落了，这个大家族最风光的时候还是在清朝末年。江孔殷中了进士，后来被封为两广清乡督办，慈禧太后也召见过他，赐给他酸枝或红木镶象牙的大床三张。我整理江家家族史的时候了解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清末民初时曾担任过英美烟草公司的总代理，和同乡简照南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市场上是对手。私下里，江孔殷、简照南两人也经常在一起斗豪气。有一次，两个人在酒楼喝花酒，用钞票做燃料打边炉。江孔殷把100元的钞票投入火炉时，吓得简照南认输了。

但广州这边从民国以来一直不断打仗，到临近解放，因为多次逃难，太史第已经家财散尽。到1949年，太史第的整个生活水准都大不如从前。以前江孔殷喜欢听戏，在广州最好的海珠戏院，长期包了前排的5个座位，只要是江家的人，都可以免费去听戏。我也沾过这个光，去海珠戏院听《刁蛮公主》、《情僧偷到潇湘馆》，民国后期出了好多时装戏，我记得听过的有《野花香》。

但到1949年，这些享受都没有了。江孔殷一共有12房妻妾，以前，每个妾侍都有一位贴身小婢服侍，后来只有最强势也最得宠的三奶享有这个特权。三奶是江孔殷的三妾，她的出身比较复杂。解放前在广州长堤一带，有很多花艇，是旧社会广州的红灯区。花艇旁边必定有一楼船，装饰华丽，供去游玩的人在花艇上召妓陪饮。三奶的外公就是经营这些楼船的老板。三奶因此见惯了欢场，为人也很有手段，太史第的人都很怕她，背后把她比作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江孔殷12房中只有这个三奶有做寿的资格。

( 1949年，广州出售家俱的商铺 )

太史第里也没有专门的厨师。当时所有厨师都陆续被解雇，最中意的一位厨师也被他推荐进了一位国民党海军上将的家。处于风烛残年的江孔殷，对饮食已无多大兴趣，不再追求美食和排场。只有在三奶生日那天，她借口为江孔殷祈福，全家吃了几桌素筵，也不再请外面的人。太史第的大门，大白天也紧紧关着。

虽然生活已经大不如前，但江孔殷花心不改。听说他还想把一个小婢女纳为妾侍，遭三奶反对，骂他“老咸虫”。在这段时间，太史第的人常见他一个人倚在栏杆旁，吟一些极为伤感的诗词。只有他儿子十三郎有时上前，记下一些诗句。十三郎对我说，最欣赏父亲“拣尽栏杆无可倚”和“人生惯历冰霜雪”这两句。

( 江孔殷侄孙子江沛扬近照 )

在上一次政权更替，也就是清末民初，他的思想还是偏向进步的，但到1949年，他已经明显跟不上潮流了。

其实，在那段时间，我比较熟悉的几个江家人过得都不是很顺利。

江孔殷最有名的一个儿子叫江誉，艺名叫南海十三郎，曾经是香港有名的粤剧编剧，香港后来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南海十三郎》。他1947年从香港回广州的时候，从火车上摔下来，摔伤了头。临近解放，他在广州家里养伤，脑震荡始终没有痊愈，经常失态。稍为清醒时，他还写剧本，但已经大不如前了。他把剧本给家里人看，家里人也会不客气地跟他说：“十三，你不如多死几个人，才好结局。”

我父亲曾经做过国民党高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官位最高的时候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挂的官衔还有中央组织部广州交通分站主任、《广州日报》社长。我当时在广州市一中读书，不是考进去的，而是我父亲写一张条子给校长我就入学了。1946年10月，国共两党发表了“双十协定”，我父亲信以为真，就给国民党中央发了封贺电，表示拥护“双十协定”，结果蒋介石看到后大怒，下令组织部严查。我父亲于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全家生活一下子没有了来源。不得已，父亲在广州市宝华路开了一间“兴栈烧腊店”，卖烧鹅、乳猪等卤味，卖剩的头头尾尾，就拿回家做一天两顿饭。这段时间我父亲已经完全像一个平头百姓。他经常穿套旧西装，蹲在马路边的大排档上，吃碗客家酿豆腐，再买一小包拿回家给全家加餐。

但家庭中也有一些追求进步的，让人看到一些希望。比如堂兄江无竞，他是江孔殷的孙子，在1937年就投奔解放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介绍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后来一直跟随潘汉年工作。我和这个堂兄关系最亲密。后来走上进步道路也和他有关系。我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喜欢漫画，他就介绍廖冰兄的作品给我看。在学校的时候还收到过他写给我的信。记得信里有一句是：“您知道您是谁？您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英雄淌着热泪？”

香港和广州的选择

1949年5月之后，广州就开始乱了，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消息传到广州，太史第内也开始争论走还是不走，江孔殷的三儿子江叔颖经常来我家走动，因此太史第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会知道。

三奶劝江孔殷最好还是先去香港，说共产党不知道会不会找你算账，共你的产。但江孔殷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广州，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历史污点就是在前清做过事，单那笔老账，新政府应该不会跟他算。毕竟辛亥革命时候，他还是进步的，他支持过潘达微安葬七十二烈士，孙中山廖仲恺都赞扬过他。民国以后他也没在国民党政权里做官，相信新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

江孔殷这次决定不走，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广州自民国以来战乱不断，他也逃难过好几次。1938年广州沦陷的时候，他曾经逃去过香港，带去的30多口人挤在罗便臣道妙高台的一个小套间里，除了床之外就没什么家具。他的孙子孙女放学回来，都要轮流用一张茶几做功课。我母亲跟我讲过一件事。也是在这段时间，她逃到澳门，住在嘉宾酒店。在当时的澳门，这个酒店不算差，一般人住不起。碰巧江孔殷的三儿媳带着两个孩子也逃到这个酒店，但拖欠了几个月房钱。酒店老板看在江孔殷的面子上，没有逼他们走，只是让他们搬到楼下一间又黑又湿的小房间住。有一天晚饭后，江孔殷的三儿媳跑到我母亲房间说：“我的小儿子肚子痛，听说用热饭烫肚子就会好。但我们已吃过晚饭，你能给我一碗热饭吗？”我母亲觉得奇怪，悄悄跟过去一看，哪里是什么肚子痛，那边的两个小孩子正在狼吞虎咽把那碗白饭吃个精光。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太史第的人流亡在外面，也是穷途末路。

江孔殷不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一共有12房妻妾，子孙众多，各自寻的出路里，有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党。有这些亲人在共产党里做事，对新政权还是有贡献的。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势如破竹，广州的黄沙码头，每天都有很多人离开。有一天，整个河南戒严，江孔殷接到电话，说有重要人物到访。原来是蒋介石来到了太史第。蒋介石在未发迹前，曾经向江孔殷行过弟子之礼。

蒋介石穿着长衫马褂，在卫兵簇拥下来到太史第，进正厅，斟茶过后，蒋介石邀请江孔殷全家去台湾。江孔殷已经开过家庭会议，决定不走，但是不好当面拒绝邀请，只好含糊地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不想为您添麻烦，要和家人再商量商量。

10月1日，新中国建立。蒋介石再次来广州，到黄埔军校做最后一次讲话，当天又派一个手下到太史第催促江孔殷去台湾，这次江孔殷正式谢绝了。他的三儿子江叔颖两次来我家，向我父亲报告蒋介石拜访江孔殷的消息，所以我家也知道这件事。

虽然决定不去香港和台湾，但是否一直留在广州，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三奶原本叫江孔殷去佛山避一避，但江孔殷不愿意。他1938年去六榕寺参拜时跌伤一条腿，虽经过著名跌打医生李广海精心治理，但因为年纪大了，还没有完全治好，根本无法出远门。他对三奶说：“古人对避战乱，有一个说法：‘小乱在城，大乱在乡。’意思是小乱时躲在城市，大乱时躲到乡下。可如今共产党的军队，不是流寇李自成、张献忠，该躲到哪里好，我心里也实在没有数，还是听天由命吧。”

其实，关于“小乱在城，大乱在乡”的想法，江孔殷过去也常挂在口边。陈炯明叛乱的时候，江孔殷曾写了一首诗：“小乱居城大乱乡，伊人胡必水中央，玉岩书院龙田宅，到处都为学海堂。”抗日战争刚爆发，他又写过一首诗：“大乱城居不若乡，心悬两地费思量。月明风鹤空中警，一度机声一断肠。”可见，大乱小乱，在城里好还是在乡下好，他其实也没有主意。

临近解放，广州市面上很乱，江孔殷让家里男仆把太史第的大门也做了一些加固。各条街道的街坊保长都在劝人捐钱修建街闸，免得有土匪趁乱打劫，但他们却从中克扣捐款。我知道其中情况，还专门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街闸费》，发表在1949年6月12日的《广州日报》上，揭发内幕说：一座几乎连风也吹得倒的街闸，总算落成了。江孔殷后来也觉得后悔，责怪管家的三奶不该捐钱。

家族成员，不一样的命运

广州解放后，我父亲开始想在新政权里找份工作。他去了爱群大厦，这是广州当时最气派的大酒店，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刚进广州，征用了这个大厦。父亲在这里找到以前的朋友林一元，这个人后来是广州市第一任房管局局长。林一元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工作，每个月的工资4担米。当时我父亲的住房租金每月要100港币，相当于3担米左右。这点工资怎样生活呢？

但刚解放时，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工作不好找。我父亲决定去别的地方讨生活。刚好胡文虎邀请他去新加坡做《星洲日报》的总编辑，父亲就让我和他一起去。

临解放前，我所在的广州市一中就提前让我们毕业了。历年来高中毕业都是7月份，但1949年春天开始，我就觉得学校里的外来学生越来越多，都是从北方逃过来的，这些新来的同学，一般都是在国民党政权当官或家境不错的人的子女，对新政权有敌意。再加上他们说普通话，我们说广东话，彼此也不大搭理。

到1949年5月后，局势更乱，很多国民党士兵也逃来广州，好多就睡到我们教室里，操场上也挤满军车，所以学校干脆让我们提前毕业。我毕业后去了南海一所小学当老师，我的思想已经倾向进步，真心希望解放，所以我决定不跟父亲一起离开广州。

江家一大家人都已分散，真是各奔前程。我母亲在香港把父亲送上去新加坡的邮轮后，决定回广州和我们一起。在回广州的过海渡轮前，居然碰见了十三郎，也不知道他怎么到的香港，只看见他茫然站在过海码头东张西望。我母亲上前同他打招呼，问他干什么？他说没有钱买船票，想等见到亲友让他们多买一张。我母亲立即给他买了一张船票，还送了点钱给他，他不肯要。我这个堂叔一生也很传奇，他生性聪明，但跌破头后，精神一直不好。解放后他最终留在了香港，不肯要别人养活，几次精神病复发，被送入青山精神病院，最后上世纪80年代在精神病院去世。

和我关系最好的堂兄江无竞，跟着南下工作团回到了广州，但因为他一直搞地下工作，所以事先领导有交代，不能回官僚大宅太史第见亲人。他只能走到同德里，在太史第对面转了一圈，就被派去香港执行任务。

还好在去香港前，他给我写信联系上了，走前匆匆见了一面。无竞对我说：“现在虽然解放了，但新区有开展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因此在有些人眼里，我们的家庭出身，的确是个十分严重的大包袱。但我不相信，只有他们才革命，我们就不革命？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背上思想包袱。”无竞是个老革命，当时他说这些话，应该是预感到以后会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带来的“困难”。

解放后，江无竞追随的潘汉年出问题，牵连到他，去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做了21年副科长，到1985年平反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

另一个家族中的后代江秋帆解放后也遇挫折。他解放前是肇庆市警察局督察，广州解放的第二天，他在肇庆宣布起义。当时肇庆有一个黑社会集团，调集了几十辆汽车，准备趁解放后的“真空时期”抢劫肇庆城。江秋帆和部下虽然缴枪了，但仍然坚持空手站岗，使黑社会的抢劫计划没有得逞。但到1954年，江秋帆还是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去东北劳改，直到1985年才平反，发给了他起义人员证书。

江孔殷的另外两个孙子，一个叫江无恙，一个叫江无畏，他们各自走的道路不同。江无恙随江无竞参加共产党，解放后接受任务去台湾，暗地里策反国民党的几个高级将领起义。几乎都要成功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起义将领孤立无援，事情中止了，但江无恙的身份却暴露了。幸亏他的弟弟江无畏，当时已经是国民党澎湖金马海防司令。他将哥哥连夜送上一艘外国商船，让他逃离台湾。江无畏退休后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后来带着子女还回广州探亲，和我们都见了面

江无恙坐着那艘外国商船逃到香港，因为身份暴露，回广州申请退党，再回香港，进了邵逸夫的电影集团做导演。

江孔殷的结局

刚解放，广州的农村就开始全面土改。江孔殷的老家南海下村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因为土改实际是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江孔殷是家乡最大的封建地主代表。初期农会的干部政策水平不高，以为斗倒地主就有油水可捞。其实我伯祖父这时候已经山穷水尽，没什么油水了。

农会里有一个人叫江头潮。他和我父亲小时候一起玩，长大后我父亲和伯祖父还帮他逃过一劫——他被诬陷杀了人，我父亲和江孔殷都帮他洗清了罪名，他对我们家很感激。但土改一开始，江头潮成了农会的积极分子。

农会最开始决定把江孔殷从广州城里揪回乡下批斗。1950年3月的一天，江头潮自告奋勇带头去揪江孔殷回村。他带了几个青年农民先到太史第，这时候江孔殷因为风湿病加重已基本瘫痪，住在他的朋友黎铎开的私人医院里。江头潮他们又追到医院，硬要带他回乡。但当时没有汽车，这些农民也没钱租车，最后江头潮做主说，把“江虾”抬回去。

几个农民找了个大箩筐，把这个88岁的晚清翰林装进筐里，一路抬回下村。乡下已经没有江孔殷自己的房子，一开始江孔殷被农会放到通奉第，通知他在村里当农民的孙子江绳武送饭给他吃。但这时候江孔殷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农会决定让他住到江姓的亲戚家中。一开始，建议他住江绳武家中，但有农民反对，说江绳武虽然是江孔殷的孙子，但他的成分被评为农民，江孔殷是地主，农民和地主不能住在一起。最后农会同意江孔殷住进一个堂侄江苏的家中，江苏花名叫“肥仔苏”，土改的时候也被划为地主。

下村人多口多，也有人提出开大会斗争江孔殷。但当时有一些县里干部与工作队告诉村里的农会干部，像江孔殷这一类人物，要经省委批准才能斗争，因此，谁也没敢真的执行批斗。

被抬回下后的第40天，江孔殷请求江头潮找来纸笔，写下了4句话：“今日你是我非，明日你非我是，是是非非，他日方知。”第二天，江孔殷就在肥仔苏家中去世了。临终前夕，他的遗言还是考虑是非恩怨，可见我伯祖父一生，个人自尊心是很强的，非常自负。

江孔殷的子孙很多，但这时候绝大部分人都分散在港澳台或国外，那时候国内没有实行法制，不少人不敢回来奔丧。唯一回家奔丧的是江孔殷的四儿子江桂槐，他早年因为和江孔殷的一位姨太太有染，被江孔殷赶出家门，后来去广州市郊的六榕寺当了和尚。现在他也不怪父亲当年狠心把他赶出家门，用当和尚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几个钱，出钱买了一副大棺材，把江孔殷安葬在邻近的罗村，还立了个墓碑。

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听说太史第被“没收”，就跑去见广州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林一元。林一元和我母亲是老朋友，我母亲称他为One Dollar先生。问到太史第被没收的情况，林一元对我母亲说，社会上用没收这个说法太笼统了，人民政府对反动集团的上层人物的财产有两种政策，少数战犯才是没收，其他只是代管。江孔殷的太史第也是代管。后来，江孔殷的房产处理是这样的：同德里的两栋房子，以4.8亿旧币卖给私立聋哑学校，卖的钱作为土改果实，分给下村的农民。龙溪首约还有6间房子，由海珠区房管部门托管了。80年代落实政策，部分房产发还江孔殷的亲属。■

（封面图片：1949年，叶剑英和女儿凌孜在北京中南海） 广州一个香港父亲江孔殷大家族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