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与复活的古国

（文 / 朱步冲）

“神仙土”带出的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从60年代起几乎停止了20年，并且它的性质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长陈显丹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向本刊记者回忆起80年代初的那段岁月，仍显得激动不已。1980年11月，刚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陈显丹被分配到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来到了广汉县。虽然在第二年春天，工作队就在南兴乡发现了一批房址、4座墓葬，根据碳14测定，其年代最早可确定到距今4800年左右，但许多省文博系统的老专家仍固执地认为，这座遗址的年代“最早不过春秋”。为了对遗址面貌有一个大体宏观的认识，陈显丹和当时的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协商，借助四川省博物馆馆长贾克的关系，从成都空军司令部新津机场借调了一架直升机，于1982年4月23日对整体遗址进行了一次航拍。“当时空军很支持，只和我们要了800块钱的汽油费，这也算是建国后第一次把遥感技术用到考古发掘上。照片拍出来以后，感觉遗址规模很大，有值得继续发掘的价值。”

1984年，机遇终于降临到陈显丹和整个考古工作组的头上，他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宏大的宫殿遗址，以及玉石器加工作坊，遗址的正式名称也从“广汉文化”变成了“三星堆文化”。陈显丹说：“当时我们把全国的专家请到发掘现场，夏鼐、苏秉其这些考古学界泰斗纷纷表示了肯定，认为出土的陶器、玉器既受到陕西关中的青铜文明、河南二里头文明、湖北红花套遗址的影响，又带有四川本土的特殊性，最终让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把这个项目做下去。”

对陈显丹和其他考古队成员来说，“做下去”就意味着在这片田野中长期驻扎。他们租了几间三星堆砖厂烧窑工人的宿舍，驻地、房子都是用砖厂烧制不合格的半壁砖搭建的，窗子是几块木板，用竹竿支撑着，附近没有公路，只有两条粗糙的汽车道，队员进城还要搭乘砖厂的拖拉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86年7月。7月18日下午17时许，在距离考古队驻地不到100米处挖取“神仙土”的民工意外发现了祭祀坑的一角。“当时露出了一些玉石器，品相非常好，器形很大，还有灰烬。当时大家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墓葬坑，弄不好是古蜀国王陵。”陈显丹告诉我们。有鉴于此，第二天，考古队开始在祭祀坑周边初步划定了15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我们用竹子和麦草在现场搭了一个棚子做休息和堆放杂物用，另外又盖了一个与墓坑大小相似的活动棚子可遮阳避雨，晚上这个棚子还是我们夜间工作灯光的唯一支架。”陈显丹说，“我和陈德安平均一天要做十五六个小时，其他队员是‘三班倒’。填土非常硬，用手铲清理进度慢，大家手上都打了无数水泡。夜间发掘时，工作条件更艰苦，上半夜还有周围农民来看热闹，两个200瓦的灯泡招来了无数蚊虫。”

到7月28日，陈显丹和其他队员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骨渣和木炭渣开始在填土层中出现，然后是在探坑东北角，象牙、石璋等器物开始出现。陈显丹告诉本刊记者，从7月30日开始，发掘工作基本上靠竹签，在坑内清理约一半的范围时，已发现有10枚象牙、8个铜人头像，完全是仿真人头像大小而制作的。凌晨2点30分，陈显丹在坑的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时，突然一点黄色物体从黑色灰渣中露出来。“当时很激动，结果发现它是黄金，再继续清下去，发现上面刻有鱼纹和其他纹饰，而且弯弯曲曲越来越长，当时估计这可能是古蜀王的一条金腰带。”为了保证文物安全，陈显丹迅速同陈德安和其他考古队成员做出了决定：“暂时对协助发掘的农民工封锁这一消息，所有人员不得离开现场。”然后陈显丹和陈德安决定“兵分三路”，向有关机构求援：“首先由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来工地上帮忙的张文彦同学立即骑自行车到广汉县城，找到敖天照老师，然后一起去报告县政府，让他们派武警过来保护。其次由陈德安即刻起身连夜赶回成都，汇报这一重要发现，我坚持在发掘现场继续做发掘清理工作。最后派人去南兴镇政府，让民兵先进入维持秩序。”陈显丹回忆说。

第二天，在武警拉起的警戒线保护下，越来越多的青铜面具、人物塑像开始从土层中显现出来，之前被误认为金腰带的文物，是一根极为精致的镂空金杖。然而遗憾的是，与考古工作队长期以来的估计相反，坑中没有发现任何葬具与人类骸骨，于是陈显丹建议将其命名为祭祀坑。8月16日，距离三星堆1号坑西北30米左右，同样因为砖厂工人取“神仙土”，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2号埋藏坑。“不过这时候来自乡政府的压力很大，因为砖厂强烈要求开工。”陈显丹回忆说。8月25日，在考古队的争取下，广汉县政府主持召开了协调会，陈显丹和陈德安等专家为遗址争取到了一系列保护条件：“祭祀坑所在的台地绝不能再取土，否则会破坏整个遗址的完整性，砖厂即使要恢复生产，取土也必须在考古人员指定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损失由省、市、县三级政府分摊。”

问题的解决，极大激发了工作队员的热情。7月26日，工作人员在2号坑南面发现了一件巨大的青铜器，“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半圆形，有铆接和铸造的痕迹，一开始以为是个铜椅靠背。”陈显丹说。两天后，最早发现的巨大的“铜椅靠背”终于现出了原型，这就是今日三星堆遗址的标志性文物——1号纵目青铜大面具，“面具下面的填土层里，好东西越来越多，器物摆放得非常有序。第一层，是60多枚象牙，下面就是叠放整齐的青铜器，最底层是玉器、金器”。在象牙中间，著名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一只手也初现峥嵘。

有了这样丰富的发现，陈显丹就怀疑，这里是否存在着古蜀国大规模的城市建筑，城墙在哪里？陈显丹和其他三星堆研究专家最终把目光集中到遗址周边，三星镇砖厂经常取土的高土埂上。在1、2号祭祀坑发掘3年后，三星堆考古工作站才对这些土埂进行了第一次试掘，“当时确实令人振奋，发现这些都是人工夯土遗留。在墙体中间，还存在有土砖坯，厚达30～40厘米，相当于最原始的城基。”陈显丹回忆说，从总体看，三星堆遗址的城墙断面是梯形，以平夯法夯筑，东西两面城墙北端直达沱江支流的鸭子河南岸，北部则利用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被城墙包围的范围，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总面积2.6平方公里，面积与郑州商城相当，最终证明了三星堆是一座颇具规模，由中央宫殿、聚落、村庄与手工业分工作坊组成的庞大都邑。

修复青铜器上的历史

( 祭祀坑内的出土文物 )

在三星堆博物馆去年7月改建完成的2号青铜器馆中，几乎所有游客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形态深邃凝重的面具、塑像身上，但不为人知的是，这些3000～5000年前的青铜器物之所以能以历久弥新的姿态出现在参观者面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郭汉忠和他的博物馆文物修复小组。在博物馆工作区域一间略显凌乱、丝毫不起眼的房间里，郭汉忠仔细地从助手手中接过一件色彩斑驳的青铜铜铃，在一块瓷板上用乙醇溶液溶化了一小撮矿物颜料粉末，开始小心翼翼地用一支小号画笔把溶解的颜料一点点地涂抹在铜铃表面。“青铜器表面颜色是有层次的，铅灰色的基色，然后是青铜本身蓝绿相间的颜色，最外边是长期与泥土接触产生的褐色，要在修补完成后一层层地涂。”他告诉本刊记者。

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对这支自己培养出来的修复队伍非常自豪，他告诉我们，如今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组的业务已经不限于负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更扩大到为省内其他“文博”单位提供修复服务。对于广汉县本地年轻农民出身的郭汉忠，肖先进对他的评语是“很聪明，好学，喜欢文物”。1984年初中没有毕业的郭汉忠自告奋勇来到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当工人，3年后，已经谙熟陶器、石器修复的他被省考古研究所借调过去，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修复大师杨小邬手下做杂活。“郭汉忠把杨先生的手艺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1992年把他从省考古所调回来，目的就是建一个三星堆博物馆自己的文物修复班子。”肖先进告诉本刊记者，为了让郭汉忠安心在博物馆修复室待下去，时任广汉县文化局局长的他费尽周折为郭汉忠申请了一个“农转非”户口。

( 1986年的发掘现场 )

“做这一行什么都要会，从整个青铜冶炼的过程、器物整形的手法、雕刻、做模具，到色彩调配。”郭汉忠告诉我们，修复工作从1986年就断断续续进行，因为在被掩埋前已经被火焚烧、砸击，再加上长期掩埋坑填土的压力，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经他手修复的青铜器已经有上千件，其中6件属国家一级文物。

“首先第一步是除锈，这个问题不大，因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的锈蚀大部分并非有害锈，属于对器物本身有一定保护作用的稳定锈，所以只要用蒸馏水清洗即可。”郭汉忠这样向我们讲述青铜器修复的步骤，“一般说，腐朽过度的器具，就用玻璃钢修复；锈蚀程度不大的器具，用青铜材料焊接。”郭汉忠最得意的作品，就是高度将近4米的三星堆1号青铜神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完全是一堆带榫口的青铜残片。”郭汉忠回忆，“当时就是联合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先一片片地将它拼接起来，拼接出大致外形后，就制造了一个钢制骨架，把整棵树从内部支撑起来。”

( 金蛙形饰 )

三星堆青铜器修复工作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就是整形，填土的压力，往往使得出土青铜器表面弧度发生较大规模的改变，郭汉忠表示，对于业已变形的器具，只有通过特殊制造的铅或锡制模具，慢慢挤压复型，“具体消耗的时间不固定，从几天到半个月不等。要看变形的表面大小、器物的厚薄，甚至青铜材质的韧性，比如最大的青铜纵目面具从开始修复到完工，就耗费了几个月时间”。

神祇、阶层与国家

( 玉牙璧 )

对没有文字可考的三星堆王国来说，这些来自远古的青铜器物几乎成为文博学者了解其文化形态的重要佐证。这个神秘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来自何方？一般学者认为，三星堆2号坑出土，高逾2米，头戴兽面型高冠、身着华丽的燕尾形龙纹长衣，双手举于胸前、似乎持有筒状物的青铜大立人，就是三星堆王国国君或巫师的形象。而在国君之下的贵族则身穿长襟衣，戴冠帽，戴耳饰、手脚镯、项饰与玉佩饰。如果说青铜大立人像代表国君兼大巫师，那么其他镶嵌或覆套在木制或泥塑身躯上的青铜人面具与青铜人头像则代表着古蜀国宗教管理阶层的群巫，以黑墨描绘出眼、跪坐或半跪、形体矮小的青铜人像，则是被征服的异族或身份较低的普通民众。北大考古学院的孙华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两个祭祀坑中大量出现的人首鸟身铜神像，以及身着鸟形服装的铜巫师，标志着三星堆文明深受古代山东地区鸟崇拜影响的特性。

除了鸟类，三星堆王国时代崇拜的神祇还不止于此。在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就很可能是其中之一，它的眼睛瞳孔如短柱突出于眼球之外（纵目），鼻梁上有表现升起云气的铜饰件。一些学者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记载，认为这象征着控制日月出入和四季变化，“直目正乘（朕，意为瞳孔）”的人面蛇身神祇烛龙或者《华阳国志》中以纵目为特征的古蜀国王蚕丛氏。而同样出土于2号坑的青铜神树，则有可能是古巴蜀文明中太阳崇拜的例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它们代表着《山海经》中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以及西方的若木等3棵神树。其中扶桑、若木分别是10个太阳升起、落下之处，建木则是一棵直上九霄、可以作为天梯通往神界的通天树，位于“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禐有百兽，相群爱处”的都广之野，与成都平原水草茂盛、物产丰富的情形极为相似。日本学者林己乃夫根据《华阳国志》与《太平御览》的记载，认为都广即是位于古蜀王国境内的四川双流县。栖息在青铜树上，具有鹰喙、杜鹃身的9只铜鸟，也符合《山海经》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描写。

( 葛维汉 )

通过这些青铜器，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出三星堆文明全盛时期的情景：在都邑中央建立的巨大宫室寝殿中，陈列着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物，贵族生活奢侈，喜好饮酒，广场土制高台中心树立着巨型青铜人像。在都邑北方靠近鸭子河的部分，分布着制造金器、陶器、青铜器与玉石器，蚕桑纺织，酿酒等手工作坊，在东部、西部，散落着种植水稻，饲养猪、牛、山羊的农庄聚落。

覆国之谜

如此繁荣、强盛的古王国，为什么在鼎盛时期突然衰落？北大考古学院孙华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内部分裂说：统治阶级对宗教仪式的过度沉溺，导致大量财富与生产力投入宗教祭祀活动和器物铸造，分别掌握军事行政权力和祭祀宗教活动的贵族集团出现了裂痕，以及在如何处理与关中逐渐强大的周王室的关系上意见不合，最终酿成了一场内乱，导致三星堆古城被废弃，王国中心迁往金山村、城固一带。

按照孙华教授的观点，这种王国统治阶层的分歧自建国伊始就一直存在。三星堆王国贵族中的一支，是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氏族，趁三星堆古国与鱼凫古国彼此征战之机，逐渐与前者结盟消灭了后者，建立了一个统治整个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的王国。扬雄《蜀王本纪》中，望地禅让于开明氏的传说，可能就是当时三星堆王国政统变更的写照。作为佐证，孙华教授指出，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和坐像中，在发式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扎辫与戴发笄。

然而，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三星堆研究专家林向并不认可这种推断。他告诉我们，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在发髻、服饰与体型上的区别，并不一定是古蜀国内部社会阶层尊卑的体现，而是古蜀国酋邦内部不同部落、氏族差异的代表。“四川盆地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冲积平原，进而决定了古代巴蜀境内邦国林立的局面，各王国聚落移居的路线是由平原西南部边缘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地。”林向认为，三星堆古城很可能是古蜀先秦时代文化谱系中鱼凫氏的都城。鱼凫即巴蜀先民豢养的捕鱼用家禽鸬鹚，特征就是鹰钩式的鸟喙，后逐渐成为其族名与图腾，三星堆三、四期地层中出土数量丰富的鹰钩嘴鸟头形器具，暗示三星堆很可能在成为鱼凫王朝的都城之前，就是更早的巴蜀地区酋邦联盟共主蚕丛或柏灌的都城。

既然三星堆王国突然覆亡的原因不是内部纷争，那么又是什么？林向试图从1、2号器物坑的祭祀坑性质来寻求答案。“这种祭祀应该属于‘燎祭’，就是重大灾害过后，将原来的祭祀器物进行某种仪式后加以毁弃。”林向认为，迫使三星堆王国不惜以损毁数量如此众多的珍贵青铜器作为祭祀的灾难，就是洪水。他援引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蜀志》，以及为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中关于杜宇王朝时代“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和“若尧之洪水”的记载，推断三星堆王国都邑的废弃，和诸多青铜礼器的废弃掩埋，原因都在于商末周初的洪水灾害。从距今80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气候暖热阶段，雨量充沛，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5月至10月的降雨量占全年的85%至90%，有“西蜀天漏”之称。作为佐证，他指出，在1986年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成员在标示埋藏地层划分的标准柱中，发现了一条宽阔的、由流水搬运而成的积沙层。对于这一观点，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证据仍然还不确凿，“积沙层只在一处有所发现，很可能是古老的马牧河的一次偶然泛滥的结果”。但他也同意，三星堆遗址周边没有城门缺口，而整体呈现梯形斜坡式的城垣，不仅旨在防卫外敌侵袭，还有防备水患的功能。

探索无止境

隐藏在这些谜团和争议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似乎唯一的希望就是更多的考古发现。在采访日程的最后一天，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把我们带到位于广汉西北、距离此地不足20公里的什邡经济开发区。刚被命名为“桂圆桥遗址”的一处发掘地点就坐落在比邻蓝剑饮品集团工厂的一片荒地中，由于连续几天的持续降雨，地面仍然湿滑泥泞，“整体遗迹大约有1万平方米，刚刚发掘了100平方米多一点”。雷雨向我们展示摆在几个清理筐中颜色、形态各异的陶片，告诉我们，专家初步判断，桂圆桥遗址的时间跨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西周，在这里出土的数百件黄陶、红陶与夹砂陶残片中，其中包括与三星堆遗址一、二期非常相似的阔沿器与盘口器。遗址探方中央大量赭红色的火烧土痕迹，昭示着这里很可能是陶器烧制的窑址或因长期居住用火留下的痕迹。包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在内的许多专家，宣布这里已经成为目前川西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补充了三星堆前期文化演进中的缺失环节。由于什邡地处川西高原和成都平原的交会处，桂圆桥遗址揭示了四川境内早期文明逐渐由山地向平原地区搬迁的趋向，也进而为成都平原周边酋邦并立，最终由三星堆古国成为文化中心的推测提供了旁证。■

三星堆80年发掘史

1929年春，广汉县城西北太平场（今广汉市南兴乡）农民燕道诚和家人在马牧河北岸月亮湾旁自己的田地中开掘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挖出一些玉石器，先后共计达400余件，包括圭、璋、琮、璧、斧等。这些玉器随后经古董商与燕道诚的馈赠逐渐流出，1931年，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ithorne）将一部分搜集到的玉器送往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并促成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组成考古队，在广汉县县长罗雨仓协助下，于月亮湾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这一遗址，葛维汉将其命名为“广汉文化”。继葛维汉之后，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将遗址中的底层堆积年代定位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历史年代初”，燕氏所发现的玉石器坑则“年代应当为商周前后”。195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重新开始，但真正拥有突破性发现是在80年代。1986年，两处盛放大量青铜、黄金、玉石、骨角器物的埋藏坑被发现，经碳14鉴定，现学界普遍认为1号的掩埋时间在“殷墟一期末到二期之间”，2号坑掩埋时间在殷墟三、四期之间。■ 广汉古国考古青铜器文物博物馆消失三星堆文明祭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