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石首之乱

（文 / 葛维樱）

( 6月20日，聚集在被烧毁的永隆大酒店门前的人群 )

一个厨师的非正常死亡

6月17日19点30分左右，涂高远从楼上坠下。涂德明说他20点多接到了哥哥涂茂海的电话，“我哥哥的朋友认出死的是涂高远，我就赶紧过去了”。涂德明到达永隆大酒店已经接近21点，“我到了赶紧拨打110，他们不紧不慢地来了，看看就走了，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觉得不对劲，他们对我们也太不关心了”。“后来我旁边的人说，怎么现场也不保护起来？起码要有个调查的样子。”涂德明说他于是对警察产生了不满和怀疑，“警察只是不断让我把尸体送到殡仪馆火化，但是却没给任何确实的话，到底怎么死的？”

永隆大酒店地处闹市区东方大街，一栋非常不起眼的灰色五层楼，装修破旧。“永隆开了至少有十年了吧，反正我搬到这街上开店，这里就开了，十几年装修也没有改过。”隔壁开店的王世峰说，“永隆也能吃饭，但进去的人大多不是吃饭的。人群散去后警察去楼里清理现场，有很多一次性注射器被扫出来，这是许多旁观者看着的。”警方仅对传言中永隆的三位女老板和公安系统是否有亲属关系进行确认，但传言又演变成，老板们都各自有政府背景的丈夫。“虽然明令公务员不能做生意，但是石首这个地方，只要是略具规模的饭店，后面大都有各种政府机关背景。如果没有大单子，这些中高档的饭店就维持不下去。”这样的合理推论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只能是众多信息里的一条。

另一个更有煽动性的传言是，厨师正因为不小心撞见了毒品交易的内幕而被害。永隆大酒店在涂高远坠楼后迅速人去楼空，“别说管理者，就连服务员、厨子都全跑了”。涂德明赶往现场的时候，希望找到见证儿子死亡的同事，“我不认识他的同事，但是我进去找人来给我讲讲，已经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后来不仅是涂家，很多人都开始找永隆大酒店的人，毕竟这才是最接近的信息源，但是令石首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酒店工作人员散播信息，相反，这些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的人全都不知去向。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不对劲了，和他们要是没关系，怎么会连个服务员都跑了？”涂德明说他在儿子死亡现场不知所措的时候，灵车居然开了过来。“我认为是酒店叫来的灵车。”涂德明说他当时希望见永隆的负责人，但无论是三位女性承包经营者，还是永隆的大老板张永隆，谁也没有及时处理他的要求。

永隆底下三层是餐厅，再往上还有几间客房，现在楼外墙已基本烧毁，只剩后半部分，用绿色网罩起来。王世峰告诉本刊记者：“别看地方破，过去一到晚上，这里的人就多起来，吃饭的还是吸毒的，我也能看出大概。吸毒的人要不就穿得又脏又烂，要不就是很晚，开好车的吃完饭才来。但是最有钱的和最穷的这两种人，偏偏都不会来这种破旧的老饭店，石首好吃的多得是，来这里就是买个痛快。”王世峰说自己认识一些有瘾的人去光顾过，所以才知道，“现在一出事，这些人都被清到农场去了，还说咱们要盖戒毒所了”。警方在涂高远坠落的房间找到了他的遗书，短短一百来字，只说自己觉得沮丧失意，希望哥哥好好照顾父母。涂德明说自己虽然不太和儿子聊天，但一直觉得他很乖顺和善，“再说他一个月工资不少挣，还没结婚，怎么也不像想死的人”。

( 涂高远 )

警方的重点只是涂高远的尸体。对于永隆内部情况没有任何说明，这使得更加离谱的对于永隆的猜想越来越多。在荆州市公安局的公开信息中这样批露，“公安部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权威法医专家检验发现，死者骨盆、肩胛等部位一次性形成多处骨折和内部脏器破裂。死者体内未检出毒物，排除毒物致死。”但是涂德明说自己对儿子的尸体观察了多日，其描述异于公安局的定论：“他全身都是伤，两条腿从大腿根到小腿以上都是紫红色，下身有一个钱币大小烂成红色的地方，胸前和脸上也有伤。他耳朵上半部分本来钉了一个耳环，那里也烂了，耳环没有了。”涂家的人谁也没有看到尸检报告。但是涂德明流露出的这些信息，却已经在石首掀起更大的谣言。大伯涂茂海、堂兄涂远华和嫂子都参加了尸检，嫂子说：“我们问了医生，如果是跳楼的现场怎么会没有血迹呢？医生说也有千分之几的可能是没有血迹的。传言和尸检确实差别很大，比如传言中他脑袋上被钉了铁钉，医生可能针对这个说法做了检查，我们也都看到，他脑袋上确实没有铁钉。”

不是我点的火

被媒体报道的石首群体事件人数始终不能确定，但是几万人的说法和这个城市地带约有五六万人口的县级市却吻合了。“不是我点的火，我站得离酒瓶子乱飞石头乱砸的地方还很远。”当地人有不少手机里还保留了17日到19日的视频，乐于在极私密的环境里展示，“真正那个中心地带的人，有几千人，尽管是以涂高远的尸体为核心，但永隆大酒店所在的东方大街和紧邻的最繁华的城市主干道，全部被人群填满”。现在依然有不少人愿意分享那时的经历，不过他们都强调，“我只是过路就去看看，人家还有整夜不回家守在那儿看的”。有三四天时间密集的人群不分白天黑夜保持了这个数字，“除了政府和机关，大部分人都不用上班”。以“看热闹”为名的大多数群众，形成黑压压的外围，这几万人的“热闹”后来被湖南、湖北两省出动的警力驱散。

“一开始闹得凶的时候，警察的帽子被打掉了，鞋子也没了，警车也给掀翻了。到底是谁干的？恐怕只有离得最近的警察才能查出来，大多数人都还是围观。市长喊话的时候，底下那种起哄的声音，嗡嗡的几条街道都在响。”李庆华告诉本刊记者，那几晚他也在东方大街上，“几乎全城的人都来看了。其实靠眼睛是没用的，在这时候，耳朵才最厉害。人群像潮水一样，听到哪边有动静，会向哪个方向涌过去，比如我们听到打起来了，或者某个领导来了，或者要给消防车让路，但大多是原地不动的。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不时就会出现新情况。哪个老板联络哪个官员，谁准备掏钱收买家属，谁打涂高远的哪个部位，这些详细的故事简直有如在眼前上演。至于出处是哪里，根本就不在在场群众的考虑范围之内。”每个人都能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个带有细节的版本出来，还都言之凿凿，他们说的比亲眼看到的还要详尽。

在这里，道听途说的力量非常强大。石首是个小城市，只有一个大企业，除了在事业单位、机关工作的人，很多人都自称“做点小生意混饭吃”。当地人重视人际关系的程度远超过大城市。无论朋友同事，找到名目就请客吃饭。所以很多人确信信息来源，“我的朋友告诉我……”是这里人的口头禅。群体事件发生起初，就和这种人际传播密切相关。石首本地的电视台常年只播广告和旧电影，新闻则以会议为主，“越是我们当地的事情，越不可能在新闻中看到。我们都不怎么爱看电视，晚上那个时间，几乎满城都是出来喝酒聊天的”。李庆华说他那晚正好在吃完酒回家的路上，“吃酒时我就接到十几通电话，要我去永隆大酒店看看”。他和朋友们于是一起去了东方大街，“还有深夜里拎着小吃和啤酒去的，所以后来会有人投掷空酒瓶。一开始就是永隆那条街，我去了本来也是想看个热闹，可是听一听真的很气愤，而且这个永隆本来就不干净，我记得以前就死过两个人”。

李庆华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永隆大酒店在2002年确实曾经有一个16岁的名叫田凤的女服务员坠楼身亡，田凤的父亲田文彬现在广东打工，向本刊记者提起多年前的往事还是情绪激动：“我们家也是附近农村的，从小女儿可怜，我和她妈妈离婚了，都各自出去打工，她就跟着亲戚寄人篱下地过生活，十几岁就当服务员了。当时我女儿掉下楼的时候，身上只有胸罩和内裤，内裤已经被撕破了，我当时也到处去要说法。永隆的老板态度特别横，根本就不答理我，警方也以自杀结了案。没几天就给火化了，酒店给了我3万块钱。”田文彬说，“警察只关心人火化没有，我和他们要尸检报告，到现在也没有。那时候我们没有力量保护女儿的遗体，也没出来这么多人帮着闹，但是我后来又告了半年状，依然没有结果，只好又回到广东打工。”但是田文彬因为半年多不断来往石首和武汉，对当地也造成了社会舆论。以前一说永隆，就是‘死了服务员那个’，现在则是‘被烧没了那个’。”李庆华说。

因为田家的案子已经过去多年，田文彬这次也是接到亲戚的电话，才知道永隆大酒店又出了事，“人心里的东西，就算我女儿火化了，还是抹不掉”。尽管酒店所有者张永隆反复说这和酒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旁观者却自有另一套说法。“小姐这里是肯定有过的，黄色场所是这里公开的秘密，我亲耳听过某老板说只要给钱没有开不成的。”李庆华举出田家的案子佐证自己的说法，可这又是一桩老板给钱了事的，毫无内情和警方调查的相关证据。在石首人看来，死人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更何况也不可能有相关详细案情的进一步进展了。事件的核心已经消失，尸体火化，可是阴谋论和黑暗的故事却不断被放大，真假无人考证。

人情社会

这个连火车都不通，也没有高速公路经过的县级市，仅有一个几千人的化工厂算是大实业，少量的中小企业早年破产遗留了一些下岗工人，除此这里再也没有其他经济支柱。正因为没有发达的经济体，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却保留了原始人际之间的情感联系。“涂高远死我们是当真觉得难受的，虽然也有看热闹的心，但是谁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被人害死的。”他们不仅热衷于身边的八卦，并且毫不吝啬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投入参与。

“重要的是跟随着朋友们普遍的意见，至于问我自己怎么想，我没什么想法。”这里唯一一个极红火的营生，就是满大街的饭店。在街上一走就感受到奇特的消费热浪，拉动这热浪的则是人情和八卦。光是充斥着油辣味的望不到头的露天排档就有四五条街，菜馆各有绝活招牌悬挂。非假日晚上23点，这些排档里都坐满一桌桌男女老幼，招朋引伴直至深夜。其他县级市难得一见的以咖啡、茶艺为主的餐厅，石首不仅有几十家，还楼上楼下全部满座。吃饭时总能偶尔从别桌传来几句“那孩子死得不对”之类的议论，他们说：“我们石首人最喜欢请客吃饭，我儿子今年高考，我现在连金榜宴都订不到了，别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订好了，人家都不等分数下来，290分也可以上大学也要请客，要的就是这个面子。”

不仅供应湘鄂菜，更多是流言的交换场。街头巷议在这里不是老人们的专利，男女老少，连中小学生都因为跟随父母或亲朋的饭局而听到了无数故事。一到晚上，跟随夜市拍档出来的就是摆满大街小巷的廉价的亮闪闪的小商品，三五成群的只为了手牵手消食逛逛，大多只看不买。任何话题都能被热烈地讨论。“我们这里的人就是有时间，而且好交朋友，好面子。”请客吃饭只要有名目就得上份子钱，“比如上大学，亲属都要过千，朋友最少的也得给五六百元，200块钱是绝对拿不出手的”。石首人对任何事的理解也大都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他们能说出所有中档以上的饭店，谁和谁是亲戚，谁仰仗谁才能把事情办成。

“我们有功利心，但更多的是豪气、爽气，不是那种带着虚伪的人情。最穷的人家也时常大宴，亏不了，孩子出生、周岁，都要上份子，没孩子的也有的是请客的机会，给父亲做寿，我自己给自己过生日，一请就是上百人，都是带着礼钱的。”曲沅炳曾经在一家小工厂工作了15年，前年下岗才开上出租车，他认为石首人讲究“人和人实打实的交道。不说高低贵贱，谁的人情都要给，谁的人情都要还”。“我们这儿的人，更像是游民，绝大多数人不上班，干点小买卖，上班也挣不了一两千元。所以说我们都特别愿意，也懂得朋友之间的交道，谁说那个厨师那个老板怎么怎么样，我们肯定是同意和相信的。”

石首人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心态，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人都能打成一片，只要是小吃摊、麻将桌、桥牌对子旁边或者空旷的小广场，就能看到一群群的人津津有味地围绕而立。“即使没有涂高远的事情，大街上也总是不少人。”曲沅炳却并不就此认为石首的治安良好，“吸毒的太多了，虽然登记的也就500人，实际上几千人总是有的。坐出租车从来不给钱，还会砸车打司机，我就遇过五六次，报警了抓他们进去，没几天又出来了。吸毒的除了极少数有钱人，大多是失业没工作的，这里没有太多就业的门路，学生只能靠上学寻找出路，想进唯一的那家企业简直太难了，他们现在不断地裁员。很多学生考不上大学以后就流到社会上，反正干点什么都能挣一点钱”。曲沅炳上高中的女儿说，二十来岁没有正业的人在石首太多了，“我一定得上学，得出去，不然也就会和他们混在一起”。

涂家的聚集和瓦解

涂高远的家在石首到岳阳边界的农村里，因为沿着汉江，处处有清澈小溪，水稻在田里绿油油湿润润地旺盛生长，时晴时雨，水牛趴在茂密的一丛树林里午睡。涂高远的家是一栋新起的二层小楼带几间平房，门前小路上种着各种植物，小金橘无人采摘。这里的氛围与石首市不同，宁静而少人。长河村一天也难见一辆车，公交车半小时一趟路过镇上，而村里的马路只是偶尔过一辆摩托。灰尘和谣言在这里都消失了，只能看到几十年里生长的大树，笼罩的人家。午后的农妇把缝补过多次的床单挂在院子里，自己去房后坐在浓浓的阴凉里，对着那一片小水塘和无尽的水稻田发呆。

涂高远在高基庙镇长河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我们玩到14岁就都辍学了。”听说了涂家的事情特地从武汉赶回来的栗成勇和涂高远是从小的朋友。“这个天气我们肯定跑到河塘里钓小虾了。”栗成勇说涂高远没心眼，“他说过越是大了是不是越难交到朋友，他不喜欢人情送礼那一套，也不喜欢听人说八卦。”“我们这里的孩子没有上学的出路，成绩不太好的自己也愿意学点别的，涂高远勤快又手巧，就是不太会说话，他当时说学厨师，也是从外面听来的，说厨师不亏嘴。”涂高远还有一个30多岁的哥哥，涂德明说：“他哥哥在外地打工，虽然都是在湖北，可是成了家，一年回来不了几次，这个小儿子是我们留在身边养老的，又乖巧又有手艺，他一个月在酒店当厨师能赚1500元，还有不花钱的食宿，所以每年他都给我们五六千元钱。”涂德明觉得儿子挺能干的，石首市里最贵的房子不过1400元/平方米，涂高远的工资能把日子过得不错了，“可是孩子老实，从来没有谈过朋友，我们还说过了下半年，他24岁生日就开始给他张罗”。还没等到24岁，涂高远就死了。

涂德明蹲在地上奋力洗一条短裤，他家门口总是坐着七八个村里的老头老太，只要有陌生人上前就会受到盘问，若是记者来了他们就七嘴八舌地回绝掉人家，碰到闯进去的就立刻打电话往上级、镇、市汇报。见到涂德明很困难，但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接受了最坏的结果，把儿子涂高远火化，埋葬。“我不愿意签字。”他说的时候眼泪汪汪，“但是千万不要再给我的邻里乡亲添麻烦了，他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涂家因为出事，一开始聚集了很多注意力，但是这些注意力都来自外围，加上流言，使涂家坚信儿子被人所害，但是随着两次法医鉴定给出的“无致命外伤，坠楼身亡”的意见，尤其是几万围观闹事人群散去，涂家被搁置在一个尴尬的地位。

堂哥涂远华原本是给涂家张罗事的年轻人，但他现在已经开始趋向沉默，并且开始反对二叔涂德明的做法。他们的说辞甚至开始出现了矛盾，有的说通知了某电视台某报纸的记者，后来这些记者拿了酒店的钱都走了，而有的则坚决否认见过记者。包括当时在永隆酒店打出的条幅，后来都被互相推诿，“不过我们家人没有被抓，都只是闭了嘴。现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涂德明对此很不满，他更愿意自家人都聚拢起来为自己出谋划策，“但是人家已经给我尽到最大的力了，原本我有兄弟姐妹四人，老三、老四比较早就被做工作了，现在连我大哥都让我息事宁人，他们也都和我一样是农民。大家都告诉我，影响已经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了”。

涂高远的母亲不相信支持自己的人很多是闲散的吸毒人员的传言，但是她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来对待那些聚拢在永隆附近的人群。“我是个文盲，什么也不懂。我坐在酒店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些坐在我身边的人是谁，给我讲公道啊真理啊。我觉得都说得真好，我不会说。酒店说补偿我们，但是赔多少我们一点没主意，市政府出3.5万元，酒店出3万元，镇政府出1.5万元给我们，但有人也和我说，补偿和赔偿不一样，补偿人家就没责任了。”涂家的意见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不断被外来流言和热心的八卦、建议、支持影响，自己却陷入矛盾和茫然。

“我们只是守着尸体希望来个人给我们一个说法，但是周围人好像比我们家人还激动。我自己也很激动了，他们不断和我说里面的黑幕，没有人来给我好好说啊，我不信这些不认识的人我信谁？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人扔东西砸警车，而且几万人把我们围在中间，前面的千把人都是特别能闹的，看起来很年轻，可是他们的表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我和他爸爸就已经害怕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人在第三天都已经因为水米未沾而体力不支，被医护人员带去医院输液，“后面再怎么样，我儿子怎么被运出酒店的，我都是后来听人家说的了，那时候起，我们已经觉得这事情不是我们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了。”涂高远的母亲告诉本刊记者。■ 高远17酒店服务违法犯罪石首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