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版的《宋版六经图》

（文 / 李晶晶）

( 《宋版六经图》 )

63年前，年轻的刘燕夫到长春后，并没有急于开始他的工作，而是去了伪满洲国皇宫附近的古玩店中闲逛。在许多精美的古代字画与玉器之间，一套题名为《宋版六经图》的古籍善本引起了他的注意。

刘燕夫，早年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46年，抗战胜利后，检察院国民党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组成日产接收清查团，赴各地清查接收过程中的弊端。刘燕夫与监察委员金毓黻、国民参政会王寒生等成员被派驻东北清查团工作。

“刘燕夫当时是清理伪财产的专员，按理说这是该避嫌的事，但他还真不避嫌，不仅买了下来，还一直将这套书珍藏着，倒是一有趣的人。”嘉德拍卖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告诉本刊记者。刘燕夫看上的这套《宋版六经图》，宫装原函原封，开本阔大，刻印精美。钤有“乾隆五玺”之印，即“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等5枚大印，当为清宫“天禄琳琅”旧藏之物无疑。标价黄金20两，为店中最贵。刘燕夫曾在当时北平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工作，并在书店兼职，深知“宋版”书的珍贵，便详细询问此书来历，店员告知是宫中警官合伙拿来出售。刘燕夫虽然并不精通古籍鉴定，但认定此书极具价值，决意购买。

回到住处，刘燕夫将此书拿给大家看。懂得古籍版本的金毓黻看过此书，提出以双倍价格购买，刘燕夫婉言谢绝。不久，时任国民政府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党史馆主任委员的张继（张溥泉），以及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王秉钧等得知此书，纷纷劝说刘燕夫将书转售给教育部，以解决家庭生计，而刘燕夫主意已定，谢绝转售。“当时我父亲说，我们有饭吃，我们不卖书。”刘树义说，“父亲希望珍藏这套古籍，在适当的时机将其影印，以供中外学者参考。”

“这套书的内容是‘六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以图解经，是宋人的一大创造。由于有图解，所以在书刊印时就是畅销书，易读、好看呀。”拓晓堂告诉本刊记者，“这套书本身自然不错，但在我看来，它的传奇经历，为这套《宋版六经图》又平添了几分珍贵。这部书在康熙年间就在一个很有名的人手里，这个人的父亲叫明珠。明珠有三个儿子，长子纳兰性德，王国维说有清以来唯一一个词人就是指的纳兰性德，次子纳兰揆叙。弟兄俩在康熙晚年的朝廷中，既是权臣也是宠臣。《宋版六经图》是纳兰揆叙的藏书，书中有‘谦牧堂’藏书印，谦牧堂就是纳兰揆叙的私人藏书楼，所以这个书在没有成为乾隆收藏之前，实际上是进了纳兰家。”

( 上、中图：文渊阁，乾隆为贮《四库全书》修建的藏书楼；下图：昭仁殿，乾隆年间收藏宋、元、明善本之地 )

纳兰揆叙，初为佐领、侍卫，后由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迁工部右侍郎，转工部左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著有《益戒堂集》、《鸡肋集》、《隙光亭杂织》、《后识》，藏书颇精。因立储问题使康熙震怒，又被上疏以流言盛传遭指责。至雍正朝其身后名分又进一步被贬，追夺官位、削谥、抄家，直至乾隆年才得以恢复，原藏书皆入内府收藏秘不示人，这部《宋版六经图》也就随其他藏书一起进了清宫。

“归了清宫后，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故事，这部书也就作为抄家物质，搁在宫里放着也就完了。可巧的是，乾隆登基了，他喜欢藏书，喜欢字画。这边有《石渠宝籍》好几部，藏书方面有《天禄琳琅书目》。”拓晓堂说。乾隆九年（1744），诏令翰林整理宫廷藏书，选择善本，进呈御览，于昭仁殿列架收藏，题室名为“天禄琳琅”。乾隆四十年（1675）于敏中等人奉命重加整理，编纂成《天禄琳琅书目》10卷，著录清宫所藏宋元以来精刻、精钞善本书籍1000余部，同一书两刻或同一版两印皆精者均收录在内。按版本时代顺序编排，同时代版本以经、史、子、集为序。明代影宋钞本和影辽钞本分列于“宋版”、“辽版”之下。每书不仅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篇目、版本等，还收入重要序、跋、题、识、牌记，此外还用楷书摹写书中钤印的藏书印记。

( 乾隆画像 )

“昭仁殿在乾清宫旁边，是乾隆藏书的重地。乾隆六十年（1795）退位给了嘉庆。嘉庆二年，乾隆还健在，乾清宫突然失火，同时殃及昭仁殿存藏的‘天禄琳琅’宋元善本书计429部，连同宋版《五经》，及《续编》所载乾隆御题的善本9部一并惨遭厄运，以致无一部留存。嘉庆很知趣，赶紧重建乾清宫，同时重建天禄琳琅。但建完了没有东西，怎么办？赶紧去库房找，往里填，于是纳兰揆叙的大部分藏书就被填了进去。”同年，嘉庆下令编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

“有意思的事就在这里，乾隆这时候已是80多岁的老人，看东西已经是老眼昏花。你想，刚把几百部宋版书烧掉了，哪又能找到几百部填进去呢？根本不可能。所以就把很多‘明版’书写成宋版书给放进去，甚至有些清版书也给塞进去了。乾隆不知情，还在有些书上题字，写御题诗，说是宋版书，所以传奇就在这了。”拓晓堂笑着说，“这部《宋版六经图》实质上是‘明版’书，当时因为糊弄乾隆，摇身一变成了宋版书。其实呢，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学者也很有名，叫彭元瑞，是当时的状元。他编这书目，能不知道这是什么版本吗？他这心里跟明镜似的，可这不能说呀。皇上把大臣惹生气了没关系，大臣把皇上惹气了，那就有事了。所以在编书目的时候，给它定的就是宋版。”

宣统十四年（1922）九月十五日，溥仪借赏赐溥杰的名义，陆续往外运东西，先运书后运画，前两个月偷书，后两个月偷画，可见在他们心里，书比画重要。《宋版六经图》也随着溥仪先后转赴天津、长春。日本投降后为长春伪皇宫军官盗出进了古玩店，就这样终为刘燕夫所得。

1949年初，刘燕夫赴台湾，并于1971年定居美国，《宋版六经图》也随其辗转于各地。198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见到此书，认为此书当为“明版”，而非“宋版”，但“存世不多，仍弥足珍也”。同年，在台湾地区太平洋企业董事长孙法民的资助下，刘燕生终于将《宋版六经图》影印出版，共200套流传于世，实现了刘燕夫的心愿。陈立夫则为新书作序，称：“……余曾详读其中《大易象数钩深图》之苗昌言序，乃知诸图集诸家所长，六经之制度名数，粲然具备。计易七十，书五十五，诗四十七，周礼六十五，礼记四十二，春秋二十九，合为图三百零八。今按刘君之书，大易图数相同，而《春秋笔削发微图》则为四十二，较苗序为多。苗序在南宋孝感宗乾道元年（1165），其易图最后之《传授图》，至二程为止，可知原六经图皆成于北宋末期，而春秋增多之图，当出于南宋或元明儒者之手。是以刘君所藏六经图，当为明本。……”

2000年，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善本书项目主任艾思仁鉴定后认为，此书为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刻本。查《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通考》，此书当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南京吏部刻本，共1函6册纸本，存卷十三至十五。

虽然这是明版《六经图》，可大家似乎都愿意将错就错地称它《宋版六经图》。经历了不同时代、传递了若干人之手，《六经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2009年，刘燕生的儿子刘树义将此套《宋版六经图》交给中国嘉德拍卖。“如今，饭依旧有得吃，可书却要拿出来卖了。凡事都需要一个结果，一代人的问题应该由一代人来解决，或卖或捐，总会有个说法。”拓晓堂意味深长地说。■ 乾隆刘燕明朝明版宋版嘉庆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