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落差

（文 / 朱文轶）

( 贫富差异的场景在神木街头四处可见 )

外来者

与大多数贫困的陕北城市一样，神木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赤字财政的泥淖里挣扎。这里倒是有几家半死不活的老国有企业。李志卿1984年到这里担任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时，以农业税为主体和少量工商税构成的财政总收入才380万元，而光全县的人头开支就是财政总收入的一倍以上。“我记得当时整个神木有14家小型国有企业，每年县政府把税全部退还他们，还亏180万元。”李志卿向本刊记者回忆，“最后只有政府贴企业，国家贴政府。”

“吃补贴”在陕北当时不是件不光彩的事，革命老区的逻辑理所当然地成为很多和神木一样的县向国家伸手的理由。自从1985年中央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后，这种理由就变得更充分。地方经济研究者苏哲富对本刊记者说，截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陕西全省赤字县达80个，赤字累计8.8亿元，每年大约有70多个县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

一旦地方要有发展一些自主性项目的想法，或者遇到一些迫在眉睫的基础设施工程时，问题便来了。1988年刚上任的王振武就为一座桥的修建而大伤脑筋。这位从陕西关中赴任的地方官到神木后发现这个县城被一条河分割成了两半，严重阻碍了所有人的办事效率。“县城二郎山脚下有条河叫窟页河，把神木的南部一切两半，这样一来，从河东到河西，人们需要绕回县城。”王振武向本刊记者回忆。竟没人在意这样严重的不方便，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反而把精力都用来“内斗”了。王振武对本刊记者说，他上任后不得不先把重心放在消除神木干部的派系斗争上，“神木县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因为神木北部后解放，南部是老解放区，南边干部排斥北边，认为老解放区干部应该在县委班子唱主角，这内讧闹得党代会、人代会都开不下去，选举也选不成了。我最后把班子全换，才逐渐平息了神木的人事纠纷”。“调过头来想修桥的事了，让财政部门做个预算，370万元，哪有钱？全赤字呢，没钱。”

解决地方投入的唯一办法是向上要钱，而要钱的唯一办法是找神木县在北京、中央任职的老领导。这是上世纪80年代神木化解资金困境的“灵丹妙药”。那位神东公司创始人贺长江1987年奉命筹办神木玻璃厂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国家投资1900万元，这个玻璃厂是陕西当年最大的项目，还有200万元的缺口。”贺长江对本刊记者回忆，“我找到陕西省副省长，张斌找到在国务院能源办的神木籍负责人，又找到更高层的老陕甘宁老干部，最后由中央增拨落实了这200万元。”

( 神华集团下属大柳塔煤矿的矿工多为榆林地区其他贫困县的打工者 )

王振武也如法炮制。他说：“我通过各种关系要了半天，向交通部要的100万元，交通部让陕西省交通厅配套50万元，这还差220万元，又去找交通部死磨硬缠把钱要足了。”

“外来者”华能精煤公司是这种反反复复、奇特的“财政交流”途径下的副产品。“很长时间，神木人自己都不知道这里煤的价值，对矿上工作不屑一顾。”贺长江回忆，“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李智胜把这里的煤炭样本拿回北京，到国家计委、经委、煤炭部、财政部替神木宣传，中央当时有意设立‘煤代油’项目，李智胜说神木煤是最好的材料。同时，新华社记者获悉陕北存在煤炭的消息后前往神木调查，以内参形式向中央反映陕北存在大煤田。随后，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八五煤田地质队进驻榆林进行勘探，他们的发现证实了这个消息。”“这给神木带来了‘华能精煤公司’，它刚来的时候是作为华能精煤公司榆林分公司设立的，身份仍是一家陕西企业，基本上只是一家空壳公司，负责向神木的国营、乡镇煤矿收煤，通过汽车，运到包头、大同，进行销售。在内蒙古东胜也同时设了这样形式的一家分公司。随着第一条宝神铁路修建，这家公司的控制权逐渐上移，并开始在大柳塔建矿开采了。后来在陕西的神府公司跟内蒙古的东胜公司合并成为‘神东公司’。因为大柳塔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神东公司的总部设在了神木县大柳塔镇。”

( 神木县城随处堆放着煤，孩子们就在煤堆上玩耍 )

这个农业县城被一举改变了。外来者带给神木最直接的礼物，是中央“煤代油”项目的一笔资金，以及一项交给地方的“建安税”（建筑安装营业税），这种覆盖面极大的税是保证某一企业尚未正式投产前需要交纳地方的税收，它数额不小。“神东公司的进入，客观上刺激了这里的煤炭开采，更重要的是，它给这里的煤，打开了一个出口。”贺长江告诉本刊记者，“它是打开神木的一把钥匙。”

一种潜在的改变刚开始被多数人忽视了，神东公司带来的大企业生产方式和福利模式是冲击性的，它彻底搅动了这个长期处于农业经济下的县城的社会结构。上世纪90年代的大柳塔是个偏僻无比的小镇，为了鼓励众多移民来到大柳塔的人们在这里安心工作，神东公司给企业员工提供了在地方上看来诱人的高福利生活。“一个普通电力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和补贴加起来将近1000元，这几乎是地方企业职工收入的两到三倍。”王振武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他一个县委书记每月的工资才500多元。

( 神木县老书记王振武 )

收入差别在这个有着吃补贴传统的地方历来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直到近几年，由于工资改革引发的生活补贴差异还在榆林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王振武对本刊记者说：“前几年，省政府针对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了一套公务员生活补贴的发放办法，最初定的省上一个标准，市上一个标准，到县的时候，因为榆林南六县和北六县的经济差距太大，生活补贴差距分得更细，这样，神木这样的县就要高很多，佳县这样的县会低很多。”南六县没人愿意接受这种分配规则，他们集体反对，以至于陕西省不得不重新考虑，把生活补贴标准，到榆林地区一刀切，不再往下细分了。“由此也可见在将近20年前，神东公司带给神木人的震动是何等巨大。”苏哲富告诉本刊记者。

重要的是，这家大企业来了之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落差和失衡了。

财政问题

“神木”的价值通过“神东公司”被宣传了出去。加上国家当年在资源紧缺背景下对全民开矿的放开和鼓励，到神木的“淘金者”多了起来。除了神木自己的乡镇企业，榆林地区向来靠传统农业为生的南部六县也加入了这个行列。“3万吨以内的小煤矿县上有权审批，5万吨以上的市里批，10万吨以上的报省里批。神木的煤矿就这样一下子暴增起来。”王振武对本刊记者说，“到90年代初，神木县有30万吨产量的煤矿十来家，其中神木县自己三家，外县一共办了四五家，市里再有一些，另外，全县在我手上批了近300个小煤矿。”

这些效率低下的煤矿严格说从始至终都没有让投资人捞到什么太好的回报，不用说煤炭还卖不上太高的价钱。当时整个神木向外销售煤炭的通路，仅依靠1989年中央拨款投资的宝神铁路。这是唯一一条通向秦皇岛的煤炭大动脉，所有从坑口挖出的煤，先用汽车运到包头，再从包头装上车皮，发往销售地。这条铁路的实际控制人是神东公司，他们要保证自己使用这条通道绝大部分的运力。“也就是说，你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挖了再多的煤，每年能够卖出去的量是固定的。”

神木县此时是唯一的得利者，这也是这个地方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尝到了来自煤炭的甜头。煤炭企业数量起来后，这上面发生的收费项目开始不胜枚举，几乎神木所有行政部门都要在这里面插一杠。李志卿向本刊记者列举了这些多如牛毛的费种，比如，煤管费、环保费、维简费（本意是收缴后用于返回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费用，但在实际运作中，基本都交归地方了）、土地复垦费、环境污染费、绿化费、煤炭出境费。

这些出自煤炭的费用积少成多，成为一笔极为可观的地方收入，但在整体财政投入不足的背景下，这些钱被各收费部门最大限度地占有来优先实现本部门利益了。它游离在县的财政监管之外，并严重削弱了神木县上的财政话语权。时任神木一把手的王振武当然清楚这其中问题的严重性，“一半以上的单位有了收费权，这造成了部门利益的不均，有的部门富得流油，有的部门穷得叮当响。小金库盛行，部门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天天有人给我打报告、告状，告自己的领导。结果我一查，领导的确有问题，打报告的人自身也不清白。”王振武回忆。

神木一直苦于没钱，现在有了一点点可支配的财力，王振武意识到“要集中财力办大事”。神木于是从1992年开始试行“收支两条线”政策，比国务院提出同样的办法提前了整整一年。“常委会对这项制度创新一致通过了。所有收费单位必须持有神木县政府发放的‘收费许可证’，没有这个证，任何单位不得对煤炭等相关企业收费。所收费用全部上缴县财政，部门需要花销时，再由财政划拨。”王振武对本刊记者说，“大家当时还担心，这样一来，会不会部门没有积极性了？我就又出台了一个具体办法，第一，所有部门正常经费预算跟县政府一个标准，第二，政府出台一个关于收费标准的指导性计划，完不成收费任务的，政府从你部门的财政预算里倒扣。超额完成部分，政府拿40%，收费单位拿60%。”“用这部分集中资金，神木政府把几件重要的事情办了，包括几条重要的道路修建，还有政府1993年投资搞了一个5000万千瓦的电厂。这个作为榆林地区最大项目启动的工程在当时来说太重要了，一是解决矿区急切的用电问题，要保障这么多煤矿的生产。二是你不是煤运不出去吗，我这电厂可以消耗很大部分煤炭，改善煤的滞销状况。”

这项改革对神木来说意味深长，它是政府在财政管理能力上的一次尝试，神木县官员们第一次面对煤炭引起的增量财富的管理问题。同样可以推测，10年后，这笔财富的数量增加了百倍以上，这个小县城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挑战。

从1992年开始，这些收费支撑了地方政府所谓可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在神木就已经是个约定俗成的事情了。但费用收到神东公司这里，他们吃了闭门羹，这家傲慢的大型企业拒绝向地方上缴除税收以外的任何费用。“正是这地方财政收入最大的来源，在神东公司这里流失了，神木县当然不会高兴。”苏哲富对本刊记者说。

在更多时间里，神木是在和神东公司的合作中见缝插针地为自己财政添砖加瓦，“神华吃肉，神东喝汤”的局面延续多年。“它们像两个冤家，既相互需要，又彼此充满意见。”苏哲富说。

“既要支持神东公司，这要看长远利益，但也要尽可能争取我们的地方利益。”王振武对本刊记者说，“神东公司进入大柳塔镇，带来了一大批外来企业干部，外地工人又是一大批，一个矿几千人，几年里就有将近3万外地人迁移到神木。人多了，子女也就多了，我们在大柳塔原来的学校承受不了了，我想这种资源紧张既然是你造成的，我现在办个职业学校，你必须支持。我就跟他们提出这件事，反复商量后，神东答应给我们300万元用于学校建设。”“我还跟他们讲明，虽然你出钱了，但是公司的子女到这学校上学，学费全额照收，不能照顾。不然，我们左手进，右手又出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神木多多少少从神东公司沾了不少光，神东帮助神木县分担了一些必要的财政支出，比如大柳塔镇投资100万元的主要街道。但遇到最实质性的问题，二者的摩擦就出现了。比如在运力上，神木一直要看神东公司的脸色，1997年神东公司筹建神朔铁路，这是“宝神线”以外，第二条运输能力更大的煤炭销售动脉，它通往山西，向东发展，和向北的“宝神线”构成战略性运输网。但按照运力分配按投资比例分割，国家投资80%陕西投资20%，这条路的运力真正留给神木的不到二成。李志卿对本刊记者说：“所以，神木一直试图打通一条运煤的公路大通道，从神木到山西通向南方的‘神盘路’，这样在煤炭外销上就不再依赖和受制于别人了。但这条路桥多弯多，需要的资金极为庞大，以当时神木的财力，根本无法办到，直到1998年国家刺激内需，放宽信贷，神木才费尽周折从国开行争取到了一笔巨额贷款。”

“从神东公司那里收钱真是要磨破嘴皮。”王振武说，“1992年左右，因为神东的大柳塔煤矿还没有完全建成，因此这里产出的煤不是国家列入计划调度的对象。陕西省为了增加一笔收入，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凡是从神木运出的煤，皆按‘计划外调度用煤’需要交纳每吨3元的出境费。”“我去找神东公司要钱，他们说不交，你拿文件出来，我把省里文件给他们看，他们不认。我最后只能说，这样吧，省上让收3元，我给打个大折扣只收你1元。”“我心里盘算了一笔账，只要你能交，我哪怕只收你每吨1元，将来你产量到了1亿吨，我光这块收入就1亿元了。我当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刚刚这么多。”

与煤炭运输的道理一样，这种财政自主性受制于人的状况明显没法持续。要将本地利益最大化，将资源财富最大限度停在当地，神木必须要扶植足以对抗神东公司的本土力量，就是神木县自己的私营资本。而“神朔铁路”和“神盘公路”的完工，已经为神木几年后的“爆发”、财富井喷打下了基础。

私人资本繁衍

就在这时候，正在山东微山县当挂职副县长的李志卿给榆林市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要解决地方财政问题，一定要搞工业化，而他在山东、江苏这些省份观察到的经验是，“开发区”是工业化的最好载体，并且在神木这个煤炭大县，要利用工业开发区把煤炭的产业链延伸。如果只是挖煤，煤挖完了，陕西铜川就是前车之鉴。李志卿的建议被上级顺利地采纳了，“我1993年接到调令，先在神木的店塔镇把开发区试点弄起来，我担任开发区主任。”李志卿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选在店塔，一是这里离煤炭资源近，又处在公路和神朔铁路的起点，还临近水源地。市里先划了2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区”是一个年轻官员头脑中的产物，它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支持，却还没有得到市场响应。它在随后几年倒是寻找了一大批项目，这些项目在开发区破土动工后，就没有下文了。

在90年代初期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神木县煤炭的开采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乡镇煤矿、从南六县赶来淘金的政府资本和工业区的大量工厂对当初过分的乐观渐渐厌倦了。他们挖出的煤尽管数量并不多，但因为开采方法落后，消耗了大量劳动力。光这些人工的开支就已经让他们吃不消了，他们还要为堆在货运码头的煤支付租金，大小煤矿和围绕煤矿的相关产业到1995年前后基本上都难以为继。

更大的灾难发生在1997年。煤炭产业史无前例的低谷中，企业办社会情况尤为严重的煤炭企业面临方向性的选择。李志卿告诉本刊记者，“国家已经下决心放手了，把绝大多数煤企都给地方压下去”。神木县每年只有神东公司有少量用于出口日本的煤可以外销出去，其他堆积如山的煤被老百姓拿来砌墙，所有企业的生产都停顿了。即使是神东公司，“职工工资也开不出来了，大量卖不出去煤堆在天津港港口和秦皇岛码头”。神东公司一名部门负责人肖自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如果不是神华和山东兖州煤矿两家被列入中央“抓大放小”中的重点培养对象，神木出色的煤质也救不了神华，这家企业同样无法在毁灭中幸免于难。

1997年煤炭是个烂摊子，国家要甩给地方，地方要甩给个人。根据中央指示，一些煤炭资源省份表示，国营煤矿已完全丧失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能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为加快推进国有经济从煤矿中退出，一些省政府的“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更名为“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小组”。神木县是基层政府中第一个站出来响应的。神木政府对私有化表现得如此积极，执行得如此彻底，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在过去大办国营经济和乡镇企业里他们确实吃了苦头。“别的不说，就说为了接待任务，当时县政府办了一个宾馆，我千方百计去弄钱，为了宾馆扩建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投了几百万元，结果，宾馆效益就是起不来，倒了，政府把钱赔了，还要给宾馆100多名员工寻找出路。”王振武告诉本刊记者，“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强行把这些人摊派进其他单位了，双方不乐意。”

国有经济的包袱问题在过去的神木要更为突出，这里的行政机构很长时间都保持着人浮于事的状况，国有企业倒闭之后接二连三出现的各种麻烦，对这个行政效率本就不高的小县城简直是场灾难，更要命的是，处理这些麻烦的代价，是还要接着吞噬本就薄弱的地方财政。

所以当“国退民进”的指示由中央传达到陕西，又由陕西省传达到神木的时候，一场被称为“转制”的奇异景象在神木出现了。“1997年底，陕西省出台了两个决定，表示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之后，大转卖就开始了，神木县开始大卖企业，我们开发区也开始大卖企业，”李志卿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大家争着卖。不到两年，神木县就率先把所有国有企业卖光了。”据王振武回忆，神木县委班子在这上面高度达成了共识，私营企业对神木有益无害，政府不仅不要为它们的生死负责，还能从中得到“真金白银”的可支配财力。

大批量“突然死亡”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瓦解了，在一种奇特的谈判中，这些瓦解的部分纷纷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了个人。“一个企业拆成若干股本，企业员工可以选择持股，也可以置换现金。”李志卿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员工普遍都能分到几万元的股份。”

这些模糊不清的交易里，当然不乏欺诈行为。一些不明就里的工人轻易地就把自己的股份出售给了国有煤矿的管理层；一些厂长名义上把矿转制给了副厂长，自己则仍是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把股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庄家”，当然，也有大量的工人把股份拿到了现在。李志卿称之为神木财富史上的“大分化”、“大改组”——财富真正意义上重新分配了，另外，它还意味着神木县从80年代以来积累起来的财富，虽然微不足道，但分散和流入到了民间。没人想到过这样做的结果。在当时看来，这只是中国大多数城市所发生的转制故事的一个部分，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和任何的制度创新，但在神木，故事的结局发生变化了。这些不起眼的股份竟成为神木几年后惊人财富的种子。

这场暧昧的交易过程持续了两年，当它接近尾声的时候，低迷多年的煤炭价格竟神奇地开始步入牛市中。“煤炭价格最低的时候不过10元一吨，很快它就翻番了，而且一翻再翻。”李志卿告诉本刊记者，“那些几万元的小股份在短短几年里，最少扩张了100倍以上，有的扩张了三四百倍。”

沉寂许久的开发区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它再度热闹起来，并成为一个资本的孵化器。“拿一个有50名职工的小厂来说，改制时，一个人分到5万元，转眼间就成了500万元。这时，很多人就将股份卖了，并合伙另开了一家公司。”李志卿说，“一个厂孵化出几个厂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资本繁衍过程。神木的“民间股份制”在1997年才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半试验品，到2002年以后，“参股”、“转股”在神木变得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入股企业的，除了当初的企业小股东们，还有新加入的机关干部，财富的接力棒被传来传去，所有人都得益了，因为到2008年煤价一路高歌猛进就没有回过头。”李志卿说，“开发区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多。锦界开发区本身是榆林市直管的，后来，为了分享这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区域优势，神木县在锦界开发区8平方公里的外围，又弄了个32平方公里的广义开发区，‘五小’企业在这资本繁衍里见风长。”

神木的财富故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为了扶植更多的私营企业，以李志卿为代表的神木官员发明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制度模式。“当时几家私营资本稍微一联手，一个5000万元规模以上的项目就轻而易举，这些私营资本在神木太多了。但这批中等规模的资本要想投资5亿元以上规模的项目，就有点困难。我想了一个办法，政府和民营资本联手搞股份制。”李志卿告诉本刊记者。

李志卿所谓“联营”的目的并非政府要争夺资本控制权，恰恰相反，“神木县成立了一个资产运营公司，开发区成立了一家神府能源开发公司，这两家政府企业出资入股，补足民营资本面对大项目时的资金缺口。但凡是民营资本有能力投资的项目，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份额的分配上，政府一定让民营占大头，让他们控股”。作为这一制度的主设计者，李志卿对这个模式对神木财富进一步增值的贡献自豪不已：“等到企业效益好了，民营资本发展壮大了，政府退股，将合资公司彻底私有化。政府退出的资金再去用同样的模式扶持其他私人资本。”

因为煤炭行情的支持，事实上，用不了多久，政府就能从中撤资了，不仅这些国有资产完成了增值，等到政府撤资时，这些企业上缴给神木的税费收入，也基本和政府本金相当了。直到2005年，这种过渡使用的制度模式才有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神木私人资本这时的积累甚至超过了政府，他们不再需要政府搀扶了。”

落差之后

要说更多的神木老百姓一开始从这场私有化运动中得到了什么，恐怕少之又少。相反，绝大多数跟煤炭有关的项目都是用水大户，作为煤炭产业链上最重要环节的电厂一年的用水量更是惊人。在这个水源紧张的地方，工业用水的剧增无疑极大挤压了生活用水的空间。

店塔镇作为神木工业开发区的起步区获得初步的成功，一共有60亿元的项目在这里落户，但这些工业在不到4年时间里把本来就常常闹水荒的窟页河的水用干了。“到1997年，开发区只有换地方。”李志卿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这一带水源奇缺，找来找去，只有一个瑶镇水源地，可以把水引到锦界，工业开发区最终落在了锦界。”

受活鸡兔煤矿开采影响，中鸡镇束鸡河村四周全是摇摇欲坠的采空区，村里原有的3个大水库、10多眼水井全部干涸了，村民两到三年时间里被迫到数十里以外去购买高价水。

离开水源，神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几乎失去了以耕作谋生的基本条件。好在煤炭大开发以后神木县北部大增的劳务需求量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批人失去了根基，成为神木流动性最强的人群。“他们对贫富差别的感受也最为强烈。”苏哲富告诉本刊记者，“神木政府为了积累地方财政，扶持私人企业，结果制造了更大而且更直观的落差，它让神木的有钱人几乎一夜间从山沟沟里冒了出来。”“政府贴着穷人的身边树立了富人。”

神东公司和围绕煤矿的众多私营企业代表了两种资源开发制度，而更多神木人生活在这两种制度的夹缝中。在神东公司刚刚进入大柳塔时，神木还处于一种封闭的社会结构中，生活在矿区的人还为从这家国有企业拿到的拆迁补贴沾沾自喜。李志卿当时主持了大柳塔煤矿征地和拆迁工作，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1988年征地时，实际的补贴低得惊人，滩地一亩才2000元，但对刚刚解决温饱的神木人来说，每个家庭手里哪怕有一点余钱都是喜出望外的事，所以当时的征地工作出奇的顺利，人们不是抗拒征地，而是盼着矿区把自己的地划进去。”

当煤炭的惊人利润越来越公开化之后，人们开始知道这些补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把拿到手的钱当回事了。谈判僵持的情况越来越多。

生活在财富夹缝中的普通人通过向既得利益者索要更多补贴为生活方式，而这种补偿严格来说，并没有一种科学而明确的计算方式。“神木县将地方煤矿给当地村组地表塌陷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吨煤2元。但神东公司一直沿用上世纪90年代商定的每吨煤0.2元的补偿标准。”一名神木县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种落差也刺激了群众对神东公司的不满情绪”。实际上，一部分失去土地的神木人跟神东公司之间的“谈判”成了永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由于一方始终认为赔偿标准过低，另一方坚持认为已经按国家标准落实补贴。这名神木官员对记者说，塌陷区群众针对神东公司的上访已达100多批，4000多人次。

为了服从神木发展大局，更多时候老百姓成为暂时牺牲利益的一方。神东公司上世纪90年代要计划投资一个20万千瓦的电厂，而当时榆林最大的电厂才5万千瓦。这个跟煤炭资源相关度最强，利益最大的项目引起了内蒙古和陕西两省之争。王振武最终争取到这个电厂落户神木的条件，除了答应土地可供神东无偿使用外，还承诺保证电厂一切用水。“当时只有一个叫麻家塔沟的水源能够供给如此大规模的电厂了，但这个水源一直是整整三个村子人的灌溉用水，这个电厂要断了三个村生计。”王振武告诉本刊记者，“我还是妥协了，承诺优先保证电厂供水。我算了笔账，这个电厂争取过来，神东一年能给我们多交五六千万元的税，这钱就算我们用来给三个村的全部农民发补贴，最后也划算。”而神东公司任职的肖自刚对本刊记者说，在神木县财政不济的那些年，政府滞留神东公司给农民补偿款的事情事实上时有发生。

大公司、地方政府、私人资本和农民，种种落差在神木县埋下的问题这些年已经在隐隐作祟。那名国家城市调查队神木分队干部对本刊记者说，不少神木富人这几年开始通过帮助村里修路、盖房来缓和跟同村人的关系；地方政府也一直在试图直接从富人手里拿钱，去再造出现断裂的社会公正。去年11月，在神木县煤焦协会的一次内部协调会上，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副局长魏小敏让各位会员为辖区的治安“做些贡献”，随后，参加会议的60多位煤老板捐资219万元用于治安维护。神木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经叛道、充满罗宾汉色彩的反哺办法既缺乏规范，也没有标准可言，反而引来更多争议。

它有必要找到一条通向公平的制度化路径，在财富扩张的同时，成为已经出现偏差的社会系统的修复者。■ 财富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