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 1月25日，5岁的萨佳在加沙地带被炸毁的居民区中接受心理辅导 )

耶路撒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驻耶路撒冷的办公楼在东耶路撒冷一个斜坡上，浅米黄色的石头房子、圆弧形的窗户。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车辆停在另一个小坡上，坡上垃圾、石块和茅草随处可见。

耶路撒冷有两副面孔。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它被分为东西两部分。除了高大的城墙和古老的街道，东耶路撒冷给人一种脏乱的感觉。而西耶路撒冷则截然不同，那里有干净的街道、整齐的房屋，是现代以色列的核心地带。

东耶路撒冷最特殊的地方是老城，1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布满了无数圣迹。安息日穆斯林在清真寺里朝向麦加的方向祈祷，犹太人在哭墙前祈祷着圣殿重建，基督徒则在通往“各各他”的悲痛之路上艰难巡行。自从4000年前各民族和教派以神的名义给耶路撒冷冠以不尽的光环以来，这里就成为无数战乱上演的舞台。以色列曾有学者说，就算耶路撒冷被炸成3个坑，也立刻会有人来抢这3个坑。

老城被一圈城墙围绕，有8个城门，里面分为4个宗教与种族聚居区：穆斯林区、犹太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区。距ICRC办公地点较近的是大马士革门，由此进入穆斯林居民区。穆斯林居民区商铺林立，各色物品和中国小商品市场如出一辙。

( 家人探望项目的负责人埃克斯佩迪特·班达克 )

晚上，老城巷子两边的店铺关门后，居住于此的年轻人和孩子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街道，其间不忘拿着扫帚打闹一翻。“我们没有清洁工，都是自己打扫，也不是每天都扫，所以有时候有点脏。”一个正在干活的阿拉伯孩子告诉我。“在这边，以色列政府市政建设投入很少。”一位阿拉伯老者补充道，他神色淡然，并没有愤怒的迹象。

“这里非常非常复杂。”皮埃尔·韦塔赫把重音落到两个“非常”上。他是ICRC驻以色列及被占领土代表处的负责人，在为ICRC工作的26个年头里，一直置身于包括阿富汗、索马里、斯里兰卡、伊拉克在内的冲突地区。他告诉我：“就算在耶路撒冷转转，你也能感受到这里的与众不同，更不要说加沙和西岸。复杂的历史、宗教和政治原因，让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变成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 哭墙是犹太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

ICRC入驻这片土地，如今已经是第41个年头。韦塔赫所带领的团队规模在ICRC中排第四，共有368人，其中81名国际雇员，遍及特拉维夫、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当地雇员除了特拉维夫有犹太人之外，其他地区都是巴勒斯坦人。

韦塔赫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说得非常对。不过在这里，很多家庭悲哀的原因是相似的，这块土地上演着形形色色让人心酸的故事。”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伯伦地区负责人马泰奥·贝纳蒂 )

一次旅程

居住在约旦河西岸法瓦尔难民营的4岁小男孩杰哈德，将要经历一段奇特而艰难的旅程。

凌晨4点多，妈妈轻声把他摇醒。杰哈德极不情愿地睁开双眼，电视里正在播放的《猫和老鼠》没有引起他的丝毫兴趣。妈妈一边给他穿衣服一边问：“今天你要对爸爸说些什么？”他依然没有做声。妈妈仔细地给他梳理整齐头发，叮嘱道：“记得把妈妈的问候带给爸爸。照顾好自己，你是个好孩子，是个小英雄。”杰哈德的爸爸现在被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

小男孩杰哈德提着妈妈准备好的包裹，上了红十字会派来接他的车，走到最后一排，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我在车上一直观察着他的眼神。马路上，路灯泛着昏黄的光，他双唇紧闭，趴在车窗口望着黑暗中的城市，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而15岁男孩塔马尔的爸爸已经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几年了。“等爸爸出来，我就32岁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现在一个半月可以去看他一次，16岁的话一年只能探视一次，也可能一次都见不到了。长大对我来说有些不同，一方面我得到了很多东西，另一方面我又失去了很多。我希望长大，但是却再也见不到爸爸。”

6点钟，孩子们乘坐红十字会租用的大巴离开。到了塔库米亚检查站，他们需要下车出示证件，包括身份证、以色列民政局的许可证、出生证以及红十字会的公车票。在等待期间，孩子们不忘在空地上玩耍。杰哈德在路边捡到一只猫，他笑眯眯地说：“我想把猫带回家。”

监狱外排着长长的探视队伍，孩子们需要熬过几小时才能见到自己的亲人。探视时间只有45分钟，厚厚的玻璃上有很小的孔，杰哈德只能透过小孔，用指尖轻轻触碰爸爸的指尖。

“每月大约有1.8万～2万名来自西岸、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在ICRC的帮助下，乘坐巴士到遍布各地的27个监狱去探望他们的亲人。”埃克斯佩迪特·班达克告诉我。他是家人探望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家人探望项目是我们在这里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已经进行到第41个年头了。”

被拘留者的家属需要在ICRC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办事处登记，随后ICRC会编辑一份名册，发送给以色列当局，由当局决定是否发放入境通行证。

这些家庭大多很穷，甚至无法负担探视的路费。“除了帮他们获得探视的权利之外，我们还要提供巴士，监护他们通过以色列检查站，并保证他们中途不曾离开。”班达克告诉我。

班达克出生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作为当地雇员为ICRC工作了21个年头。

希伯伦

在犹太教中，希伯伦是仅次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圣城，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圣城，一直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世代纷争的焦点。

在约旦河西岸的地图上，希伯伦是最靠南的一个城市，距耶路撒冷约40公里，海拔930米，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

“这个城市有点特殊。”ICRC希伯伦地区负责人马泰奥·贝纳蒂指着地图对我说，“1997年，希伯伦被一道墙分割成两块，就像柏林墙那样。”这两块分别被称为H1和H2。H1比较大，有3个区，占城市面积的80%，居住有12万巴勒斯坦人，由巴勒斯坦警方管辖；H2占20%，被以色列军方控制，由历史悠久的老城和一个繁荣的区域组成。老城是600名犹太人的定居点，3.5万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邻居。“H2是希伯伦很重要的区域，年轻人互扔石头，常有骚乱和暴力发生。一旦发生冲突，以色列军方会保护他们的人，我们则需要保护巴勒斯坦人。”

据ICRC的调查，这里87%的巴勒斯坦人都很穷，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100美元；72%的人处于赤贫状态，每月生活费不足90美元。

ICRC的司机穆汉纳德说：“在这里走动都要带着身份证，不然会很麻烦。”他出生在耶路撒冷，和班达克一样拥有以色列身份证，但是还有一些亲戚住在西岸。“他们的身份证是约旦河西岸的身份证，是绿色封面。”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蓝色的身份证，告诉我说：“这是以色列身份证，两种颜色不同。我们开着红十字的车很容易进入西岸，但是他们想出来就挺费劲了。你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居住区看到以色列士兵检查阿拉伯人证件，有些可能是从西岸过来的朝圣者，以色列士兵可能会检查他们的绿色身份证。”

除了H2之外，希伯伦南部山区也是ICRC特别关注的地区。希伯伦靠近内盖夫沙漠，受气候变化影响缺水严重。“虽然以色列和约旦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这里情况最坏。当地居民的居住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他们连自己的资源也无法控制，他们的井是干的，蓄水池是干的，他们没有水喝，他们的羊也没有水喝。”贝纳蒂告诉我，在和以色列当局协商后，ICRC的车辆获得了顺利通行的权利，他们用卡车为当地10个社区送水，每次可以帮助50个家庭。

“有时候，我们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有时候他们自己会提要求，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他们。我们不是万能的，但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提供帮助。”ICRC给当地居民送去制造面包、奶酪、酸奶等食物，居民也经常把自制的面包和曲奇等点心送给他们。“我们很开心，经常被感动得掉眼泪。当人们对你敞开心扉，对你表示感谢时，你没有办法不被感动。”贝纳蒂说。

给人帮助时他是有力的，但是面对生活的荒谬，他也常常力不从心。“这里女人生孩子要提前好些天去医院，因为有太多的隔离墙和检查站，要绕很远的路，耗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即将生产，结果花了很长时间找到去医院的路，车在路上绕啊绕啊，颠来颠去。”他一边说一边做颠簸状，“你知道，这样的行程对孕妇非常不利。最后终于到了医院，但是孩子已经死掉了”。

“如果谁要是突发疾病，就是很大的问题。当地有个女人被蛇咬了通知我们，我们需要和以色列政府协商后，才能派救护车进入对她进行抢救，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她获救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例子，并不会常常发生。当地医院不是万能的，虽然ICRC能够申请在特殊情况下转移他们到以色列去看病，但是急诊又怎么办呢？”

贝纳蒂在西非很多国家待过，比如塞内加尔、尼日尔、马里等等，还在哥伦比亚、苏丹等国家工作过。“这些地区都很困难，有时候当地情况非常棘手，人们真的很穷很穷，有时候和政府打交道非常棘手，比如说在这里。以色列政府允许我们自由通行，但是很多情况下也要不停地协商、不停地谈判。”

到今年9月，贝纳蒂为期两年的任期就满了。“这两年中，总的来说情况没有太大好转，ICRC只在一点一滴的事情上做了改变，比如给居民运水，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帮他们去以色列就医。不过，即便是这些小小的改变，也会慢慢接近我们的目标。”贝纳蒂坚定地说。

加沙

2008年12月27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展开了名为“铸铅”的军事打击行动，一直到2009年1月18日才宣布停火。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是加沙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困苦之中。“数千人的房屋被毁，人们到现在也无法进行重建工作。以色列军方仍然对加沙实行严格封锁，什么建设物资都运不进来，人们在这里只有等待。”ICRC驻加沙负责人安托万·格朗告诉我。

在加沙城内，受害者大多是平民，“但敌意是永久性的，即使是在2008年为期6个月的停战期，骚动也是每周都有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持续3周的极端暴力的战斗，是他和同事们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刻，1月15日那天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当天早上，以色列国防军开入ICRC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办公场所附近。“我们听到大街上的坦克声，导弹击中了我们住处的街角，爆炸震动了整个院子，墙也在颤抖。邻居们都跑到我们这里避难，办公区挤满了女人、孩子和老人。这时候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办公场所的围墙被击中，火势开始蔓延。我和同事们护送消防队员去救火，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根本不敢行动。大街上空无一人、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碎石和瓦砾。当我们到达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扑灭大火之后，人们才稍稍消除了恐惧，走出来寻找城市深处较为安全的避难所。稍晚一点，联合国的院子也着火了，我们又护送消防队去那里救火。下午，我们带领大约700名躲在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办公区避难的平民步行到达联合国的避难所，当时没有车辆、没有旗帜，只能步行。”

战斗仍在进行，夜里400名平民在ICRC的办公区过夜。“我会永远记得那天夜里孩子们的面孔，他们极度恐惧，忍受着饥饿和精神创伤。这一切才是战争中的真实面孔。”格朗说。

2009年1月军事行动刚一结束，ICRC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开始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详细评估。一线工作组与房屋受损或被毁的家庭谈话，记录破坏情况并启动紧急援助项目。一些人的家被摧毁了，全家就住在邻居家紧挨马路的空院子里，无处遮风挡雨，没有卫生设施，毫无隐私可言，每日靠救援组织发放的口粮维生。其他一些家庭在亲戚家暂住，拥挤不堪。但是如何恢复重建？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加沙地带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已经停止。“加沙人需要的是以色列和埃及打开大门，让建设物资能够运进来。”格朗告诉我。

“我们会遇到沮丧的人或者对我们不满的人，即便我们帮助过他们，但这是特例。40年来，红十字已经成为这块土地的组成部分。”

居住在当地主干道旁边的加沙居民告诉我：“这里最忙的估计就是各种国际组织了，天天看到红十字和联合国的车从我家门口路过。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红十字的标志和红新月的标志让人亲切，它们意味着有人关注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没有完全被抛弃。”

ICRC一直在帮助别人，但是在这片鲜血淋漓、枪林弹雨的土地上，谁又能来帮助他们？“我们的员工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他们常常需要在冲突中心撤离平民伤者，而战斗就在旁边进行。”格朗说。他们的工作设施会遭到破坏，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车站以及房屋就被击中过，甚至联合国在当地的学校也在战火中被摧毁。战火中救援面临巨大的危险，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也成了工作的一个重点。

“加沙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冲突，厌倦了永远看不到和平的希望。当死亡和痛苦在街角等候着你，当炸弹在你周围爆炸时，你很难保持乐观，但这并不是绝望并失去动力的理由。我的经验告诉我，在最糟糕的环境下你往往能看到最好的人。ICRC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所有的员工和志愿者甘愿冒着危险拯救生命，当我看到他们，就没有办法不对加沙的未来保持乐观。”

格朗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平尽快到来，他说：“如果有那么一天，和平降临加沙，人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我们将会停止在加沙的工作，这是最好的事情。”

所有的平民

ICRC的宗旨是保持中立，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帮助这块土地上的冲突双方。“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在私下里、在非工作场合，可以和朋友交换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工作中，我们必须保持中立，这是我们工作的前提。”韦塔赫告诉我。

2008年，ICRC在以色列开展了一个调查：如果ICRC是一个人，你会怎样形容他？A，一个心胸宽广的年轻人，做好了去世界各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准备；B，一个瑞士老绅士，在寒冷的山顶上唱约德尔调。

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可能会选B。这项调查涉及了不同的以色列人，从没有和ICRC接触过的普通公众、拉比、定居者，到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会知道ICRC的护士、医生、记者、曾经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结果显示，虽然红十字广为人知并被接受，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仍表示ICRC和他们的生活无关，他们把ICRC想象成一个外国人，对以色列的困境并不热心。尽管如此，43%的参与者仍旧支持ICRC的活动，就连曾经服务于战斗部队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也试图更多地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视他们为较弱的一方。

当我试图用同样的方法问及居住在旧城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犹太人“你知道红十字吗”时，有些人展露出困惑的表情。我随即表示“你知道红大卫盾吗”，他们便立刻露出微笑：“知道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在这块和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土地上，一切都具有象征意义，就连当地红会使用的标志也具有本地特色。1864年，《日内瓦公约》规定所有国家红会都必须使用红十字作为唯一的标志。尽管红十字的本意只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的反转，并没有宗教意义，但还是让伊斯兰世界联想到十字军东征。1876年在与沙俄交战中，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白底红十字这个标志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士兵感到不快。因此土耳其改用国旗上的新月用红色画在白底上作为标志，这个标志在1929年被列入《日内瓦公约》，在伊斯兰国家广泛使用，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标志正是如此。

而以色列红会自1930年成立之日起，使用的就是红大卫盾标志。大卫盾是两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一个正六角形，犹太史上最杰出的国王大卫就是使用这种形状的盾牌南征北战，统一了以色列12支派，建立了强大的希伯来王国，因此犹太人把这种六角形称作大卫盾或大卫星。1948年，以色列建国，但在此之后的近60年里，一直拒绝接受红十字和红新月两个官方标志，因此也就一直没有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

2007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正式起用了第三个标志——红水晶，运动官员认为这个正方形不会也不应该引起任何争议了，从此以色列红大卫盾才算正式被吸收入会。以色列红大卫盾在国内可以使用原有标志，但是当它需要走出国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比如地震、洪水以及其他灾害情况时，需要将红大卫盾置入红水晶内使用。

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可以看到红十字、红新月和红大卫盾三种标志在各地穿行。当加沙被轰炸时，因为医院床位有限，某些复杂的外科手术必须到东耶路撒冷的医院去做，但是以色列军方不允许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进入以色列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加沙边境的埃雷兹检查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在加沙一侧，标有红新月标志的救护车将车尾对准出口；在加沙外侧，标有红大卫盾标志的救护车将车尾也对准出口，两车之间约有50米的距离。人们迅速地将从加沙运来的病人从红新月会的车转移到红大卫盾的车上，然后送往耶路撒冷的医院就诊。

其实，人们对ICRC不熟悉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他们的政府有自己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上一届ICRC驻耶路撒冷负责人瓦西里·法捷耶夫曾经在看到调查结果时这样表示：“不过，我们仍旧在以色列工作。比如，我们支持以色列红大卫盾会，准备好帮助以色列应对诸如地震之类的严重自然灾害，此外，我们的一些项目也对以色列有益，比如我们在加沙地区的污水处理项目，对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洁净的海岸线，因为未经处理的污水会直接流入地中海。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准备好了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帮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文 / 曹玲） 一部分这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哭墙希伯伦成为土地红十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