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苏州药谷

医药行业的资本收购与其他行业并无太多不同。一旦有看上的新技术或新产品，资本就会出手买断其产品线，或者将其整个公司买下。据关注生物技术的媒体Nature Biotechnology统计，自2010年至2019年，全球收入最高的25家制药公司共收购了148家上市前的生物技术公司。2019年，百时美施贵宝豪掷74 0亿美元，收购了位于美国新泽西洲的生物制药公司Celgene，成为医药史上金额最大的收购 案。

曾经，制药巨头的买手们最喜欢的地方是波士顿剑桥、硅谷，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这些地区是生物技术公司的聚集地，它们热衷于通过生物技术—主要是基因合成，而非传统的化学合成方式—开发药物。

但如今，它们正携钱袋转向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苏州。

距离苏州市中心近一个小时车程的苏州工业园区，面积有100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园区内，聚集了500家左右的生物技术公司。仅从园区的名字上，你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它的特色—生物纳米园（Biobay）。

这个园区设立于2008年，荆光军2015年到这里创业的时候，A区至少40%的房子都还空着，到了2020年年底，新建的B区也已租满。此刻想要入驻的创业者要等到2022年，才能在新释放出来的二期园区找到位置。

这些年轻公司正在开发的药物，接下来可能影响全球数亿患者，尤其那些医学界过去从未真正解决的难题：各种癌症、免疫类疾病，以及与大脑有关的疾病。

会下棋的机器人、登上月球甚至火星，这些技术进步常常给我们一种错觉，即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难题是人类还没有解决的。但事实是，我们的医学对许多常见疾病仍然束手无策。比如，人类同癌症已经作战了几千年，现代医学诞生之后，从手术科医生的“斩草除根”式手术，到被简称为“化疗”的一系列化学药物灌洗，它们在剔除或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人体正常细胞或组织。对大脑相关疾病的治疗就更令人沮丧了。由于血脑屏障，过去很少有药物—哪怕是分子量只有几百道尔顿的化学药—可以进入大脑，而且，关于大脑疾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医学界也所知甚少。

荆光军所创立的爱康得公司正在尝试用CAR-T的技术治疗骨髓瘤，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使患者T细胞可以靶向性杀伤肿瘤细胞。荆光军团队在与园区附近一所医科大学合作的临床试验中，入组的24名患者中有17个人疾病得到完全缓解。

另一家叫景昱医疗的公司，声称他们设计的脑起搏器不仅可以治疗帕金森，还能治疗毒瘾和强迫症。具体做法是用一种直径比细胞粗数倍的探针插入大脑的特定位置，通过控制其振动频率，改变探针所在位置的神经兴奋水平，从而消除帕金森不受控制的震颤、毒瘾发作时难以自抑的复吸冲动，以及强迫症患者不能理性控制的重复性行为。目前，市面上只有美国医疗器械巨头美敦力和另一家位于北京的初创公司在开发同类产品。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可能可以读取大脑发出的信号，通过大数据，把它翻译成人类能懂的语言，但它只能‘读’不能‘写’，而我们已经能‘写’了。”景昱医疗的创始人宁益华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生物技术革命最早发生在1970年代的美国，推动者是成立于1976年的基因泰克公司，其创始人Herbert Boyer发明了基因合成技术，并在1978年第一次通过这种技术合成了一种脑激素—生长激素抑制素，由此揭开通过基因技术合成抗体类药物、而非在自然界中凭运气寻找有用分子的化学制药的时代。到2003年，人类所有基因图谱总共60亿对的核苷酸序列被绘制了出来。

美国开启的生物技术时代被大洋彼岸的中国公司们视为机会。在化学制药时代，中国没有诞生过一家有创新能力的制药公司，现在，它们可寄希望于一种正在成长的技术及其带来的市场潜力实现赶超甚至引领。

几个月前，美国制药公司礼来的买手走进Biobay，买下了一家公司研发的肿瘤药物的海外市场授权，成交价10亿美元。这款叫达伯舒的PD-1（programmed death 1，程序化死亡分子）抑制剂是眼下市场最前沿的肿瘤药物之一，其研发公司名叫信达生物，于2011年成立。

PD-1是一种免疫抑制分子，每个免疫细胞上都有这种分子，有了它，就可以识别人体细胞，使其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但肿瘤细胞上有一种可以与PD-1分子结合的PD-L1分子，有了PD-L1分子，肿瘤细胞也可以逃过免疫系统的识别。不过，如果有一种抗体，它可以与PD-1分子结合，那它就能阻断PD-1和PD-L1的结合，从而使肿瘤细胞暴露在免疫系统中，继而被消灭。信达的达伯舒就是这种蛋白质，主要治疗霍奇金淋巴瘤。

达伯舒并不是中国政府批准上市的第一个国产PD-1产品。在信达之前，君实生物的一款治疗鼻咽癌的PD-1就已获批。并且，它同样成功将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授权给了美国生物技术公司Coherus。

由中国公司研发的生物制品优势在于价格。根据派格生物创始人徐敏提供的数据，PD-1在海外市场一年的治疗费用是30多万美元，在中国市场只需要20万至30万元人民币，降了将近10倍。徐敏于2008年来到苏州Biobay创业，由他创立的派格生物如今已有8个产品，涉及癌症、糖尿病、肥胖等多个慢病领域。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走向海外市场不是偶然现象。一种生物药物从起步到一期临床产生效果，需要花6到8年的时间。从这个时间点往前倒推6到8年，刚好是苏州Biobay以及中国生物技术起步的时刻。以此推算，未来发生在跨国制药巨头和中国本土生物创新公司之间的交易会越来越多。

201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押注;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集采政策的实施则让创新药企成为投资的风口。但资本市场的狂热并非适逢其时，相反，它们来得太晚，回到2010年左右，包括Biobay里的公司在内，中国初创的生物技术公司们能从投资机构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

宁益华还记得，他2008年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迈瑞已经在美国上市了，市值达到30亿美元左右。但对于他要做的产品，没有一家投资机构愿意出手。“他们都觉得这个项目不错，但是都不投钱。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风险投资机构不假，但风险太大，他们也不敢投，得找天使投资。”宁益华说。当时，只有上海张江和苏州工业园区配套有政府的投资机构，愿意投他的项目。对比了上海和苏州的租金成本和人力成本后，他选择了苏州。

很多进入Biobay的创业者都有过与宁益华类似的经历。在荆光军创业初期，市场上的PD -1公司已有四五十家，他想避开风口，专攻CAR-T技术，这个方向当时刚刚开始被人讨论，还鲜少有公司去做。荆光军看好它治疗血液肿瘤的未来，PD-1类产品擅长实体肿瘤，刚好对这类癌症作用有限。谈了一圈投资人，这些人在听说当年的魏则西也是因为输入一种免疫细胞、耽误治疗才死亡之后，就全都跑了—虽然它们并不是同一种细胞，所使用的也并不是同一种技术。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荆光军被迫在一年后重新思考他的创业方向，他开始帮其他公司做一些项目外包服务（CRO），靠现金流先让公司生存下来。

徐敏最初面临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这一两年的话，（融资）动辄几亿，（融）30亿的都有。我们早期创业时只有几百万。”徐敏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几百万对于一个新药来说九牛一毛。同样出于“节省每一分钱”的需要，他考察完上海的张江后，把公司注册在了苏州。

高瓴资本和红杉资本如今是张江和Biobay的常客，它们关注这个领域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它们最常出手的时刻也多是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

协立投资的徐强是少数愿意在这些项目的早期就下注的投资人，他2012年就投资了景昱医疗，2014年投资了派格生物，然后在2016年投资了爱康得。这些冒险使他在Biobay获利颇丰。接下来3年，他手里的公司会有5家上市。

促使徐强敢于下注的原因之一，是生物药与众不同的估值模式。“在这个领域，我们认为研发是最有价值的，而且生物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虽然也要有6到8年的研发周期，但即使没有成药出来，生物药在每个阶段都有价值。临床前有临床前的价值，完成一期临床有一期的价值，完成二期、三期、最后拿到批件，不同阶段都可以有各自的估值。”徐强说。

而且，由于以人缘性抗体作为设计基础，生物药通过心脏安全评价的成功率也比化药小分子高出10倍左右，更高的成功率反过来降低了投资风险。

徐强是加拿大华人，他了解美国生物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投资模式。同时，他的祖籍在苏州。这些背景促使他自2008年Biobay筹备时就开始从中淘选投资标的。

生物药的确有与众不同的估值模式，不过，这些位于中国苏州偏南角落里的小型公司之所以能后来居上，还要追溯到制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新游戏规则。

化药时代，药物的获得方式来自对数万个分子的试错。那些掌握着分子库的制药巨头有这种筛选能力，以及为低得可怜的成功率买单的试错成本。这一时期，大部分药物都是在人类的心脏安全评价中败下阵来的，很少有来自自然界的分子能闯过这一关。到了20世纪末，凡是闯关成功的有用分子，基本都已进入市场成为药物。通过分子筛选方式获得药物的成本随之进一步升高。到2018年，推动一款药物上市的成本达到了创纪录的21.68亿美元。没有哪家中国制药公司玩得起这样的赌博游戏。

生物技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创新方式。药物不再来自于无数次仰赖偶然性的试错，而是来自目标相对明确的抗体设计—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完成之后，疾病与抗体的关系，以及抗体的结构都可以被研究和掌握。

抗体就是一种蛋白质，抗体类药物的关键在于蛋白质的结构设计。以PD-1类产品为例，上市的所有PD-1都能阻断PD-1和PD-L1的结合，但这些抗体的序列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的存在，让抗体的亲和力、稳定性、甚至安全性形成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