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堆的逃跑史

( 青稞作为藏族人生存必需的主食，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围绕青稞的来历和生长流程，人们创造了一系列的仪式和禁忌 )

第一次逃跑

童年时跟着母亲、继父连夜逃跑，给扎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扎西几岁，他自己完全说不清楚。

“我应该是1932年出生的。民主改革前，我没文化，西藏的农奴都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连属相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自己属猴，参加革命后，汉族同志根据我的属相帮我推算出我是1932年出生的。”具体是几月几日，他就说不上了。“我的文化低，搞不明白日期什么的问题，连3个女儿哪年哪月生的也记不清。”他也不知道母亲和继父去世的准确时间，“1962年我回到拉萨，继父已经去世了，大概在民主改革前去世的”。

扎西出生在山南的贡嘎县昌果乡，生下来就是农奴。“我是领主家的财产，每个农奴都有自己的主人，我的主人是寺庙的喇嘛。”扎西是遗腹子，母亲后来再婚，和继父给他生了个弟弟。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贵族子女的婚姻很严格的，农奴的婚姻反倒相对自由。一座山里挨着很多庄园，分属不同主人，劳动的时候农奴们来来去去认识了，相好了，就结婚。“主人不管你跟谁结婚，反正你生的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长大后是我的劳动力。”农奴生下男孩归男主人，生了女孩归女主人。

扎西家世代是给次角林寺服劳役的差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郑堆出生于西藏江孜，长期研究西藏农民生活，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分为三类：差巴、堆穷、朗生。”朗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即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领主绝对支配，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利，是农奴中最悲惨的阶层。堆穷指“小户人家”，靠租种领主、大差巴户的小块土地为生，或者有一技之长，靠专门技术，他们要向原来的领主交纳人头税。堆穷绝大多数没有牲畜和农具，份地也少，可以说基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差巴的地位在农奴中最高，一般要列在庄园名册中，有资格参加庄园会议。差巴人口总数最多，占旧西藏人口的50%以上，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差乌拉和高利贷的主要负担者。

( 丈量分得的土地 1959年 ·拉加里·蓝志贵 摄 蓝志贵在拉加里待了将近半年，与拉加里王的前家奴住在一起，吃一样的酥油茶。“他们当时很贫困，酥油都是人家吃过的，根本就不好吃。但是，你全都吃光了，他就很高兴，拿你当朋友。”在这段时间，农奴们由观望转变为从内心里接受这些给他们分衣服、分食物，带来吉祥的解放军。每天在拉加里到处转悠的蓝志贵也早已被他们当做自己人，没人会对他端起照相机感到好奇。蓝志贵由此在照片中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民主改革的细节：青稞成熟的季节，农奴们没有丈量工具，就用一条长绳系上布条表示刻度来分配土地。 )

同是差巴，境况也大不相同。郑堆介绍说，西藏有三大领主，分为地方当局、寺庙、贵族。农区的领主们把耕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自营地由领主经营，份地交给农奴（主要是差巴）经营。有的大差巴好比《红楼梦》中贾府的奴才赖尚荣，深得主人宠幸，地分得多，地好，牲口多，个人经营有方，经济状况很富裕，生产规模比较大。有的差巴户甚至经营几个庄园，家里养着朗生，雇有长工。但这种差巴大约只占10%，70%则属于下等差巴，勉强度日，一旦破产就沦为堆穷或朗生。

差巴从领主那里领取份地，除了交纳实物和货币，还要向领主提供乌拉（无偿劳役），为领主一年四季耕种自营地。旺堆对我回忆：“次角林寺是很小的寺庙，我们所属的庄园也不大，只有一个领主和一个秘书。民主改革后，寺庙里的喇嘛还俗的、逃跑的、参办的，早空了。”庄园只有8户差巴，每户根据份地大小，派数量不等的人去庄园里种地、牧马、放牛、打柴。“共有16个劳役，他们的吃食穿衣，领主是不管的；谁家派出干活的人，谁家就负责他的吃穿。”

( 1959年8月，西藏墨竹工卡县的翻身农奴焚烧了三大领主的剥削文契 )

扎西的父母属于次角林寺庄园的下等差巴，按照民主改革时的阶级成分标准来划分，“他们应该属于贫苦农奴”。他们得到的份地很少，只派一个劳役出乌拉。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地，他母亲一年忙到头，织布、纺羊毛、纳鞋，继父是种地的好把式，什么都会，很能干，家境还是一年不如一年，渐渐陷入困顿。每年家里都要借高利贷，借5斗青稞，秋收后就要还6斗，“很厉害”，欠的债越来越多。

如此艰辛地生存，宗教信仰是无暇顾及的。旺堆告诉我：“我不记得父母信佛教，没见过他们拜佛。他们没有自由，不可能离开庄园去寺庙烧香、转经，也没有经济能力去朝拜菩萨。他们没文化，自己看不了经书。我们住的山区里也没有喇嘛和寺庙，偶尔有游僧喇嘛来一下，有时是要饭的，有的是别人请来祛鬼的，没人给他们传授佛法，怎么可能信教？”

( 电影《农奴》上映后，旺堆成为家喻户晓的藏族明星，但他认为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化 )

终于，遇上灾年，借的高利贷再也还不清，“没办法，只好逃跑，家就散了”。那年扎西多大，记不清了，估计四五岁。他只记得继父背着弟弟，母亲牵着他，趁着黑夜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也不能老躲着，没吃的，夜里又从贡嘎县跑到了泽当。在泽当他们向别人借了一间炒青稞的房子，只半边有房梁、墙壁，安顿在里面。母亲会织氆氇，继父会揉皮子，白天他们出去打零工，工钱是糌粑，晚上带回来给扎西和弟弟吃。快过年了，家里没吃的，继父想到了去捡吃的。按藏族人的传统，藏历12月29日那天要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到十字路口，这样就把一年的灾难都扔了出去，相当于祛鬼。这一天十字路口会放着油炸品、煮豌豆等食物。靠着这些食品，一家人打发了一个新年。

两年后，贡嘎县老家母亲的一房亲戚给扎西母亲的领主交清了税，让他们回到家乡。这户亲戚在民主改革的时候划为农奴主代理人，“其实他就是富裕农奴”，生活比较好，母亲带着扎西就依附于他家。亲戚替母亲交了人头税，她不用去庄园里干活，留在亲戚家烧火、打水、挤奶，扎西伺候他家的小孩，继父则带着弟弟住在别处，他们沦为堆穷。郑堆告诉我：“差巴的破产逃亡，成为堆穷的主要来源，因而堆穷大多是外来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差巴们不堪忍受经济和人生的双重剥削，而采取逃亡他乡以获得人生相对自由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次逃跑

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岁，应该满过10岁，庄园里传出话来，扎西该去当差了。他被分到一个很穷的差巴家里干活，食品常常送不上来，得到的供给只有糌粑、茶，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就两种，萝卜、白菜。在庄园里干活，必须住在庄园里，不能回家。晚上睡觉的地方由主人分配，看粮仓的、喂马的可以睡在仓库、牲口棚里，别的农奴随便找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睡。

活，从年初干到年底不得闲。先是积肥，送肥要背。“地很大，要背的肥很多；背完了肥，开始翻地，种地；后面的种完，前面的苗长起来了，又开始除草。一个夏天要锄三遍草，天天待在地里。秋天，天不亮就去割麦子，不然割不完。割下来背到打麦场，一直到最冷的10月份才能打完麦子。冬天上山砍柴，准备好夏天要烧的柴火——夏天地里有好多活，没时间砍柴。剩下的时间还要积肥。”旺堆用手帕擤擤鼻子说。

在庄园里当差大约三四年，估摸是扎西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当时我在山上沟里干活，母亲住在山下，接到消息，走了半天时间才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就那么远。”母亲去世了，没依没靠了，吃不饱，身体累到极限，扎西有了别的想法：另找个干活的地方吧。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敞开肚子吃饭；如果吃不饱，活路轻一点也行。逃跑的念头于是在他心里存下了。不久，庄园里两个比他大的农奴，“20多岁的男孩”，跑了。庄园派人去抓他们，没能抓回来。半年后，有人在拉萨见到了他们。扎西偷偷问，主人为什么没能把他们抓回来呢？年纪大的农奴告诉他，他们去甘丹寺当了喇嘛。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被誉为拉萨三大寺，极有权势，大领主不敢和他们作对，小寺庙次角林寺根本斗不过他们，自然不敢去抓。“我听了就想，当喇嘛也是个出路。”

机会很快来了。某年初，“庄园里的老领主对农奴们说，你们干活干得好一些，锄草锄得干净一些，藏历四月十五前干完活，就给你们放3天假，拉萨东郊蔡公堂乡的寺庙要表演‘羌姆’（藏族宗教舞蹈中最为重要的寺院祭祀性舞蹈，俗称跳神），你们可以去看。大家都高兴了。”藏历四月十五是拉萨春天最有特色的节日——萨嘎达瓦节，拉萨居民阖家而出，围绕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外墙转经。寺庙也组织隆重的祭奠活动。

到藏历四月十四，领主果真给农奴们放了3天假。这3天，从庄园到拉萨要翻过一座大山，来回路上各走一天，中间那一天看羌姆表演。服劳役的农奴们一起去了拉萨，到的当天住在拉萨郊外的山下，第二天去看跳神。扎西没去，他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拉萨河。“我不用给船夫钱，划羊皮船的人和我是一个领主的农奴。”他瞒过船工，含糊地说去拉萨逛，上岸后直接奔色拉寺去。

为什么去色拉寺呢？扎西第一次到拉萨，他只是知道有个远亲在那儿当喇嘛，就想去投奔他。“我们借宿的地方到色拉寺很远，我一直跑一直跑，怕别人发现把我半道抓回去。”快跑到寺门口，他碰见一个老喇嘛，“我求他，把我领进寺里当喇嘛吧。他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力。他把我领进寺里，让我喝茶，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我母亲待的那地方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他是父母送来当喇嘛的。他把我领到僧舍，我对他坦白了逃跑，求他给我找个师父，让我当喇嘛。他也没权力让我当喇嘛，但他告诉我，我那个远亲的徒弟一会儿要来这儿办事，可以去找他，求他带我找远亲。糌粑吃饱了，茶喝足了，远亲的徒弟来了，把我带到了亲戚那儿。就这样，我当上了喇嘛”。

第三、第四次逃跑

扎西的远亲不住在色拉寺，住在山沟里的一个小庄园，负责管理色拉寺下面的这个庄园。“他有什么本事？没有的。”远亲是遇上了好师父。

郑堆对我介绍：藏传佛教各派主寺建立于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寺院的施主为世俗割据势力，寺院发展期间一些僧人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成为封建农奴主。寺院有了自己的田地、牧场和收入等财产，院内机构也就分为三部分：学经组织、寺产管理组织、僧人（主要是寺主）私产管理组织。如此，早期由师徒组成的学经组织，师父就演变为掌管寺院学经、行政、财务权力的寺主，相应演化出寺产管理组织，由寺主手下协助管理寺务的几位僧职人员构成。他们被派驻到寺属的庄园内，形成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的经济组织。1959年之前，寺院和上层僧侣所有的耕地就占西藏全部耕地的36.8%。

喇嘛没有子嗣，徒弟成为其衣钵传人和财产继承人，师徒关系不可小视，是维护寺院领袖集团稳定的重要环节。扎西远亲的师傅是色拉寺的一个大管家，死了后权力就传给了他。

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大寺院的机构从上至下分为拉吉、札仓、康参三级。拉吉掌管寺院的政教大权；札仓是寺院内部的佛教学院，大寺院里往往有数个札仓，管理庄园和牧场的管家是从札仓直接派下去的；康参设在各个扎仓之中，是扎仓的下属单位，新来的僧人入寺后，根据原籍所在地分到按地域划分的康参。一个康参的喇嘛基本为同乡，生活习俗、语言相同，便于寺庙管理。

扎西的远亲收留了他，但必须先到主管札仓的“堪布”（相当于汉传佛教的方丈）那里去献哈达、银币，敬酥油茶，经许可才能剃度出家。正式剃度由堪布执行，但要在脑袋中央留一撮头发，由扎西的师父亲手剪掉，这样才算师父收他为徒。

按寺院的规定，一名师父收几位徒弟组成家庭式的生活集体，住在一间房内，长期生活在一起。扎西的远亲做了他的师父，除了对他进行道德修养、寺内戒律、宗教活动的基本常识教育，还管他吃喝。学经有专门的经师，但新喇嘛是没有资格学经的，“我们主要是干活，很苦”。所以扎西在寺院做了六七年喇嘛，还是没能学到文化。

扎西的师父只有两个徒弟，他要干的活比当农奴时还重。“庙里没有交通工具，在拉萨买了东西，我们小喇嘛就去背回来。大喇嘛念经时给他们倒茶，还要背水，干杂活。”天天不得闲，师父爱干净，一点儿灰尘都不能有，徒弟只好拿块抹布不停地揩灰。他个子小，够不到房梁，踩着板凳爬上去擦灰，“擦梁上的灰累得很”。吃倒是能吃饱了，“敞开肚子什么都能吃了”，可是老挨揍，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师父“啪”一巴掌扇到脸上。“累都不怕，挨打不好受。我看到一些穷喇嘛带着徒弟，冬天时候一起晒太阳、聊天，关系很融洽，特别羡慕。”

在色拉寺待了两年，实在待不下了，扎西心想，干脆找个贫苦喇嘛当他的徒弟算了，心里没那么苦。“师徒俩一起晒太阳、聊天，那多好啊。”他便跑到哲蚌寺去了，还真是找了个穷喇嘛做师父。

扎西在哲蚌寺的师父很穷，不仅没有财产，住的屋子也只有半间。师父对扎西很好，“有什么吃的，我们一起吃；有什么喝的，我们一起喝”。

穷师父给了扎西尊严，却未能解决他的生计。一晃四五年过去，解放军来了。

哲蚌寺下面有个村庄，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哲蚌寺的农奴。扎西听几个农奴说，解放军在拉萨西郊的荒滩上开荒种地，他们去解放军那里当小工，工钱一天一块半大洋。在当时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个农奴告诉我，你穿喇嘛的袈裟是不能去干活的，得穿老百姓的服装，我可以介绍你去。”1952年，扎西就又跑了。他从哲蚌寺跑出来，脱了袈裟，换上便衣，跑到了解放军的开荒工地——七一农场。

这次，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旺堆。

从学生到演员

解放军农场里的生活很新鲜。在那儿做小工的藏族人多数是从附近领主庄园逃跑出来的农奴，大家一起平整土地，修水渠，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周日还要休息一天。星期天，大家留一个人在农场给大家烧茶，其余人领了工钱到拉萨城里买糌粑、茶叶带回工地。

大约过了半年，“1956年的一天，一位解放军领导说，七一农场要招收藏族农奴，愿意留在农场里当工人的，把自己的名字、身世、年龄、社会关系报出来。我把自己的情况也报了上去。一星期后，我被叫到场长办公室去谈话，有个藏族翻译在旁边，把我的身世又问了一遍。问完了，对我说，你是农场工人了”。

到了农场，旺堆领到洗脸盆、被子，分配了宿舍和床铺。“以前住帐篷，在地上睡，从来没有睡过床，感觉很舒服很新鲜，这还不错啊。”农场分他到马车队。马车队有7辆马车，7个人，内地来的汉人教他套车、赶车。马车队的任务是运肥料。农场从拉萨雇来很多小工淘厕所，装满一车就往地里运，一天运两次。农场种麦子，种得更多的是蔬菜，萝卜、土豆、莲花白，还有大豆。内地来的农业专家搭好了玻璃房子，搞实验，种西红柿、黄瓜等细菜。

一直干到1958年，一天，场长又来找旺堆了。他很不安，那段时间常常有藏族农工被叫去谈话，回来后卷起铺盖就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猜，可能是政治原因，比如隐瞒阶级成分、社会关系复杂等等。我心里想，我也没干坏事，不会把我赶走吧？到了办公室，偷偷看场长，他笑眯眯的，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根烟。我捏着烟也不敢抽，心里七上八下。他笑着问我，愿不愿去内地上学？我猛点头，直说愿意愿意。”

在解放军的农场里干活，旺堆心里还是顾虑重重。他师父住的小寺庙与解放军农场一河之隔，他很怕师父知道他的下落，过河来抓他回去。“领主来抓他的农奴，解放军是不能管的。农场里有个拉萨逃来的女人，正在地里收萝卜，3个人跑来抓她。我们赶紧去找解放军，说：某某的领主来抓她了，你们管不管？解放军说，这事儿我们不能管，她要留就留下，要回就回去，看她自己。结果来人把她抓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在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没有废除农奴制度之前，解放军不能干涉具体某个农奴的问题，以免引发事端。旺堆对我说：“我要是被抓回去，也就是挨顿打，关上几天。我不愿回去，不是怕挨打，农奴主也不会杀我，我是想要自由。主人总不会跑到内地去抓我。”

1958年8月，旺堆来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现在叫西藏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到内地的公学、民族学院，以学文化为主，没有专业之分。西藏的农奴原来见了主人要弯下腰吐出舌头，表示尊敬，初到内地的旺堆和同学们见了老师还是会条件反射地躬腰吐舌。此时内地正赶上“大跃进”，学员们天天去咸阳河边淘铁沙，炼钢，帮农民秋收。“劳动特别多。在教室里没学到多少文化，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比如甘孜叛乱了，上级就把叛乱的材料拿来让我们学习批判。”

1959年3月，旺堆和同学们从广播里得知，中央政府平息了西藏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的叛乱，达赖逃到了印度。平叛后，西藏全面推行民主改革，农奴制度彻底取消。

1959年7、8月份，西藏歌舞团来西藏公学招人，不仅招唱歌、跳舞、拉琴的，还要招藏族话剧演员。班上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面试，歌舞团的领导看旺堆身材挺拔、四肢修长、面部轮廓鲜明，把他也找去了。“考试，老师教了我们什么，考什么呀？是不是考唱‘资产阶级白旗’那首歌？”旺堆虽是藏族人，却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但他还是去了歌舞团的考场。

考官是个女的，还有个翻译。“女考官让我唱歌，我说不会；跳个舞，还是不会。她想了想，说：‘你亮开嗓子喊一声，想象你的同学在远处，你大声喊，叫他回来。’我想，这好做啊，就放开嗓子喊了一声。她又说，你出去，再进来，看到桌子上有支钢笔；笔不是你的，你想想是谁的？我就转身出去，拿块抹布进来，擦擦桌子，发现钢笔，先打开看看有没有墨水，又盖好笔帽，想了想才出去。”

一周后，同学们报名参军，旺堆也报了名。班主任对他说，你不能参军，歌舞团已经要你了。他摇头不去：“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去歌舞团干什么？”班主任说，你听不听党的话？“我们政治课上学了，要听党的话。他拿这个话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去歌舞团也是党的需要。”当年9月，旺堆和其他28个藏族学员、2个汉族学员，到上海戏剧学院组成藏族班，学话剧表演。毕业后，他们将成为西藏第一批用藏语表演的话剧演员。

进入1962年，藏族班学员开始准备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是田汉编剧的《文成公主》。听老师说，演这个剧目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认为这个题材有利于藏汉团结。最初，田汉写的不是“文成公主”，而是另一个西藏题材。周恩来指示上海戏剧学院，这是为藏族培养的第一批话剧演员，要好好排练，来北京汇报演出。5月，《文成公主》进京，旺堆在剧中扮演到长安求婚的使者禄东赞。他们一路演回到拉萨，成为西藏话剧团第一批演员。

1963年3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团里挑演员，没具体定下谁，然后和自治区宣传部联系，说要与西藏话剧团合拍一部电影《农奴》。第二次来看演员的时候进行了考试，“先让我们演一些我们以前排演过的大戏、小戏片断，又挑出《农奴》剧本中的片断让我们排演给他们看。后来团长宣读了一份名单，让名单上的人到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集合。在招待所，八一厂的人让我们看电影，给我们讲电影拍摄的常识。什么舞台剧和电影不一样，舞团剧要夸张一些，电影表演要生活化一些；什么特写、大特写、中景、远景等等。然后给我们发文学剧本，藏文的，让我们把全部情节背下来。因为有的情节第一个镜头在西藏拍，第二个镜头要在八一厂的摄影棚拍，不记住就衔接不上。文学剧本看完了，发分镜头剧本的时候，才通知我演男主角强巴”。

《农奴》一片的导演李俊说，他之所以让旺堆扮演强巴，是因为他的眼睛，“他的一双眼睛能喷出怒火”。而旺堆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这是导演说的吧？我不知道。今天才第一次听说。我搞不清楚自己当时是什么形象。我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不知道。我也不帅，一个苦出身，能帅到哪儿去呢？”

电影拍了一年，外景在拉萨完成。“拍电影尤其是拍外景，和下地一样，靠天吃饭。寺庙的场景哲蚌寺、色拉寺都有，恰好都是我曾经当过喇嘛的地方。呵呵。”内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拍的。拍摄时，藏族演员全部说藏语，汉语是后期的配音。“李俊导演多数时候坐在椅子上，很少和我们打交道。和我们接触多的是副导演赵松，他给我们说戏，告诉我们怎么站机位。藏族演员汉语说得不流利，和汉族同志又不住在一起，加上强巴基本没台词，所以我也没怎么和汉族同志来往。”

“拍电影，我们都没有什么想法，领导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没文化，又刚刚从封建农奴制度中出来，还带有很浓的奴性，没有挑剔，不讲条件，不能讲二话。领主叫你上山，你就上山，叫你下地就下地。当时化妆，有人说西藏人就这么黑，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黑，让黑就黑吧。”旺堆说着，抹下头上戴的渔夫帽，擦擦头皮。

《农奴》上映后，旺堆成为家喻户晓的藏族明星，他认为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化。“什么电影明星呀！强调集体化，出差补助发不到自己手上，都拿去集体改善生活了。组织上说，我们刚从学校出来，不能考虑个人名利，总给我们开思想会。八一厂给了些报酬，军大衣、棉军帽、军手套什么的，话剧团人人有份，个人没有突出的奖励。我还是做普通演员，29个演员还是一样。出名？有什么出名的！”

旺堆1974年才结婚，那一年他已经42岁。新娘比旺堆小7岁，叫让热，藏语中是“聪明”的意思，是个美丽的姑娘。让热是日喀则人，1959年之前参加的革命，后来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文化。话剧团里有个搞政工的复员军人，介绍旺堆认识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做护理员的让热，两人一见钟情，考虑到各自年纪都不小了，几个月后就结了婚。两人的工资省吃俭用，养3个孩子，还过得去。“晚婚，过去当喇嘛不能结婚，自己文化也不行。”据旺堆的好友、民间工艺品专家舒秋玲说，旺堆在结婚对象上是很挑的，他一定要找有感情的、漂亮的姑娘，所以才拖到很晚。

上世纪70年代末，旺堆担任西藏话剧团团长。据他的一位同事介绍，旺堆脾气耿直倔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这种个性显然不适合当官，也游说不来演出经费，团长做得并不顺心。1987年，根据政策，他退休了。

旺堆的晚年

现在每周旺堆都有一天去八廓街上转转，遇见熟人寒暄几句，“来买点东西”。

话剧团的团址、家属区位于拉萨西郊，旺堆住在拉萨东郊自己盖的藏式二层小楼里。像拉萨流行的住宅格式，旺堆家也盖了间朝南的玻璃花房，冬天的阳光照进来，暖意融融。他酷爱园艺，花房里几十盆花卉、盆景侍弄得红红绿绿，生机盎然。从花房进入到客厅，羊毛地毯，描花藏式柜，西式酒柜，盛满水果、肉干、奶酪干、油炸点心的涂金盘子，看得出主人一家对生活细节的讲究。

“这地方，麻烦得很！”东郊的环境比不上西郊，治安也不大好。宅基地原本是话剧团的菜地，上世纪80年代，团里把地分给他和另外4家人，1平方米收他10块钱，300平方米的宅基地花了3000块钱。“后来国家给了建房补助，单位却按照不知什么标准把宅基地价格涨到300块钱1平方米，让我们补交钱，得到的补助全交回去了。”之前盖的是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老鼠乱窜。2005年，旺堆向银行贷了15万元的款，翻盖了住宅。“土地证、房产证押在银行里，每月还银行3000块，已经还了3年了，还要还两三年。还贷主要靠退休金，我也没有别的收入。”前不久，住在他南边的邻居也翻盖了房子，是4层的楼房，影响了旺堆家的日照。这也带给他一些烦恼。

70岁的老伴让热患了严重关节炎、骨质增生，腿脚有些不便。他们的3个女儿，老二和他们一起过。二女儿在拉萨当小学老师，老二女婿做水泥生意，生了一个外孙。老大在自治区歌舞团政工科工作，嫁出去了，婚姻幸福，大女婿是本科生，在文物考古队工作。她和公婆一起生活，两位老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藏语翻译，都是文化人。老三西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山南地区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没有门道，（她毕业分配）留不在拉萨”。女儿们基本和他不交流，很少听他谈过去的经历，也没看过《农奴》。“说什么呀！她们又不了解这些情况！任何事情，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只会半信半疑。”旺堆对我说。■

（本文采访和写作得到舒秋玲女士的大力协助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旺堆藏族庄园经济拉萨逃跑农奴